文汇报：环保意识觉醒需避免“邻避主义”

在新一轮的城镇化及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针对区域的环境保护，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公众，“邻避主义”显然都非长久之策，关键在于我们是否以人为本，在全社会真正地建立并执行一整套抵御环境风险的全社会参与和沟通机制，以及完善的市场治理体系，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以环境换经济、以环境换政绩的不当之举

　　环保意识的觉醒与“邻避主义”的降临

近几年来，随着油气资源市场规模的扩大，处于产业链下游的PX(二甲苯)项目逐渐成为提高全行业生产力、有效提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关键一环。但与此同时，正因为PX项目处在产业链的下游，决定了它对各种环境资源有着较强的依赖，从而具有一定的环境负面性，并由此而受到极大的诟病，遭到公众的抵制。

当然，这样的诟病和抵制无可厚非，尤其是在我国已经推出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法律的背景下，提高公众参与不仅是政府想民之所想，推进环境保护公开决策，维护公众环境权益，以及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的积极之举，更是我们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基础的必经之路。此外，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参与度的提高，给全社会带来的另一个思考则在于，各地PX项目的经历及发展趋势告诉我们，在全球化和工业化程度都有所深化的今天，不可否认的是，“邻避主义”这一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环保主义思潮已经降临中国。

所谓“邻避主义”，起初仅指公众基于环境和安全考虑而反对将诸如发电厂、火电站、核电站等有着巨大安全风险的基础设施建于自身周边地区的一种心理反应；后来，“邻避主义”涵盖的范围不断扩大，包含了一切有着潜在环境和安全风险及危害的大型生产项目以及设施建设，其目的也从原先的以抵制“危害性”风险为主转变为抵制一切可能“改变现状”的建设和生产。在此，具有一定环境和安全风险的PX项目，无疑便属于“邻避主义”的对象范围之内。

　　改善整体环境质量？还是仅在意与己有关的局部环境？

作为对世界环保主义运动影响甚广的思潮，“邻避主义”的最大特征在于，公众反对在其周边地区建设项目和设施的同时，并不抵制对项目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也就是说，只要不在自家周边生产这种产品或服务，即可以满足“邻避主义者”的需求。正如在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之后，日本、德国、丹麦、挪威等国都掀起“反核”运动，但这些国家所谓的“反核”仅是反对在本国本土利用核能生产核电，他们并不反对其他国家生产核电，甚至并不反对利用来自其他国家所生产的核电。譬如，“反核”并“弃核”的德国由于缺电而进口了很多来自法国的核电。这意味着仅停留在“邻避主义”层面上的“反核”，无法真正地让其电能利用脱离“核阴影”。

就此意义而言，“邻避主义”的出发点并非在于改善整体环境质量，而仅在意改善与己有关的局部环境和安全质量，其直接结果是，“邻避主义”最终成为地区间竞争和博弈的一种工具，也就是通过拒绝具有一定环境和安全风险的生产项目、设施的落地，并在客观上使之转移到其他地区，从而使得本地在规避相应生产和设施风险的同时，享受其他地区同类生产带来的福利。由此造成的间接结果则是，可能的环境污染或安全风险也被同步转移到其他地区，而尤其是在这些地区尚缺乏足够的环境意识和监管能力的情况下，这样的环境污染或安全风险效应甚而会被放大。这样一来，就整体而言，“邻避主义”不仅不会降低社会整体的环境和安全风险，反而还可能会扩大风险。

　　“邻避主义”的集体选择在一定意义上是以邻为壑

从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实践来看，在“邻避主义”发展的早期，与其他社会环保运动的兴起相伴随，大量高污染和高风险的生产在实际上借助国内和国际的途径转移出去，特别是通过国际投资和贸易的方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化工生产、能源供应，还是垃圾处理、污染排放回收和处理，所有这些上游和下游的生产和服务，只要与环境与安全相关涉，都会在当地社区公众的压力下或者搬离，或者异地落户。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表明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和相关信息的透明公开，这无疑是积极的；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在“用脚投票”的决策机制下，体现为“邻避主义”的集体选择或许在一定意义上是以邻为壑，并涸泽而渔。这是因为，如果不能真正消除环境和安全等方面的各种风险，那么，所有的生产在转移之后其负面影响都会以某种“外部性”的方式再次扩散出来，波及自身。譬如福岛的核电事故，至今还有不少带有辐射的垃圾在洋面上漂流。

也正因为此，到后来，随着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全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对于某些具有高污染和风险的行业，仅基于“邻避主义”而进行的生产转移，在事实上已经很难行得通。譬如垃圾处理，传统意义上，这是任何城市发展都无法避免同时也不受欢迎的一个产业，“邻避主义”的结果无非是选择在城市的这端还是那端处理垃圾而已。事实上，如果不能真正地实现垃圾的清洁化、无污染、无风险的处理，无论是在哪端落地，都会遭到当地公众的反对和抵制。

　　关键在于真正建立抵御环境风险的参与机制和治理体系

幸运的是，当前，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告诉我们，重化工业、垃圾处理等传统意义上高污染和高排放的产业都完全可以实现全生命周期的清洁化生产，很多的企业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也就是以技术进步和资本来换取清洁和环保，这样一来，所谓的“邻避主义”就将越来越无立足之处。

这说明，针对“邻避主义”，无论是一国还是一个地区，一味地逃避并非万全之策。以PX项目为例，如果不能彻底降低其中的环境和安全等风险的话，那么，简单地进行区位变更凸显的只是不同地区、不同程度“邻避主义”在“话语权”和“嗓音”大小上的差异，而从社会系统的视角看，任何地区如真的在PX项目生产中产生新的环境污染，其负面影响必定会通过各种机制波及到整体。

总之，在新一轮的城镇化及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针对区域的环境保护，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公众，“邻避主义”显然都非长久之策，关键在于我们是否以人为本，在全社会真正地建立并执行一整套抵御环境风险的全社会参与和沟通机制，以及完善的市场治理体系，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以环境换经济、以环境换政绩的不当之举。(李志青 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