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沃尔夫:德国模式救不了欧元区

德国正在按自己的模式改造欧洲经济。它利用欧洲最大经济体和主债权国的双重地位，将欧元区成员国转变为一个个“小德国”，将整个欧元区转变为“大德国”。但这种做法将会失败。

德国上下一致认同以稳定为主导的政策：货币政策以中期价格稳定为目标；财政政策以预算平衡和较低的公共债务为目标。决不允许采取任何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因为那是自取灭亡。

为使该策略奏效，德国过去通过调整对外收支来稳定经济：内需疲软时提高顺差，反之则提高逆差。德国经济规模庞大，似乎并不适用这种通常被小型开放经济体采用的机制。但依靠着实力超强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和控制实际工资的能力，德国却取得了成功。两德统一后，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中一度丧失经常账户盈余；但借助上述组合政策，它在本世纪头十年重新获得经常账户盈余。这反过来帮助德国经济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对一个庞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而言，这种稳定策略若要奏效，还需要活跃的外部市场。本世纪头十年的金融泡沫促成了外部市场的繁荣。在2000至2007年间，德国的经常账户余额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1.7%的赤字，变为相当于GDP 7.5%的盈余。与此同时，欧元区其他国家相应地出现经常账户赤字。2007年，希腊的经常账户赤字是GDP的15%，葡萄牙和西班牙是10%，爱尔兰是5%。

与巨额对外赤字对应的内需，主要是信贷推动的私人支出。后来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资本不再流入，私人支出暴跌，因而产生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哈佛大学(Harvard)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戈夫(Kenneth Rogoff)证明：这是可以预料的。2007至2009年间，西班牙的财政余额从相当于GDP 1.9%的盈余，变为相当于GDP 11.2%的赤字；爱尔兰从相当于GDP 0.1%的盈余，变为相当于GDP 13.9%的赤字；葡萄牙的赤字与GDP之比从3.2%上升至10.2%；希腊的赤字与GDP之比从6.8%上升至15.6%。

欧洲（尤其是德国）很快产生一种错误的共识：这是一场财政危机。这种看法混淆了症状与病因（除希腊之外）。然而，由于几乎无法从债市融资，受到危机影响的国家不得不勒紧裤腰，尽管已深陷衰退。它们也的确实施了紧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09至2012年间，希腊结构性财政赤字的变化相当于潜在GDP的15.4%，葡萄牙为5.1%，爱尔兰为4.4%，西班牙为3.8%，意大利为2.8%。金融危机与财政紧缩的共同作用引发了深度衰退：在2008年一季度和2012年四季度之间，葡萄牙GDP下降8.2%，意大利GDP下降8.1%，西班牙GDP下降6.5%，爱尔兰GDP下降6.2%。到目前为止，局面一片惨淡。

不幸的是，欧元区经济较为健康的国家同样奉行这种稳定信条，因此它们也坚持紧缩的财政立场。IMF预计，欧元区经周期调整的财政赤字与潜在GDP之比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将下降3.2个百分点，降至1.1%。而欧洲央行(ECB)似乎仍然无意刺激需求。不出意料，欧元区经济停滞不前，2012年四季度GDP还停留在2010年三季度的水平。

同时，CPI通胀率跌至欧洲央行2%的目标通胀率以下。上周欧洲央行将干预利率降低0.25个百分点，但这样做几乎毫无用处。一次巨大的负面冲击，就有可能将低通胀变成通缩，从而进一步加重危机国家的压力。在目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即便能避免通缩，危机国家通过欧元区需求和内部再平衡来恢复增长、摆脱困境也将是异想天开。

还剩下一条出路：调整对外收支。IMF估计，法国将是今年唯一出现经常账户赤字的欧元区大国。根据它的预测，到2018年，欧元区除芬兰之外的所有现成员国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整个欧元区的经常账户盈余将达到GDP的2.5%。依靠外需实现平衡，正是欧元区德国化的特征。

如果想了解欧元区的愚蠢行为还要延续到什么地步，就必须研究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在宏观经济失衡方面的论述。这些论述颇具启示意义。欧盟委员会认为，经常账户赤字与GDP之比达到4%即处于失衡，但对于盈余而言，失衡的界线是6%。这与德国的情形恰恰相符，是不是巧合？更重要的是，一国经济规模对失衡有多大影响没有被考虑在内。这样，德国的角色便被洗清了。但在利率接近于零时，德国的盈余将带来巨大的难题。忽略德国，使得这种对“失衡”的分析几乎不堪一驳。

强迫欧元区仿效德国在本世纪头十年的调整方法，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极有可能拖长经济停滞，尤其是对危机国家而言。此外，一旦使用这种方法，欧元汇率或将攀升，从而增加通缩风险。更重要的一点是，欧元区由逆差转为顺差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收缩性冲击。谁又有抵消这一冲击的能力和意愿？

欧元区不是小型的开放经济体，而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它过于庞大，另一方面，较弱国家的外部竞争力太差，这使得大幅调整对外账户的策略无法有效地在危机后促进经济调整和增长。欧元区不能指望依靠这一策略实现稳固复苏，像德国在本世纪头十年的繁荣时期那样。明白了这一点，要求改变这种方法的内部政治压力将注定势不可挡。

欧洲不会变成“大德国”，若认为欧洲会变成“大德国”，那将十分愚蠢。欧元区要么找到一种更为平衡的脱困办法，要么解体。哪一种可能性才是欧元区的最终归宿？这仍是个悬而待决的重大问题。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是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为嘉奖他对财经新闻作出的杰出贡献，沃尔夫于2000年荣获大英帝国勋爵位勋章(CBE)。他是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客座研究员，并被授予剑桥大学圣体学院和牛津经济政策研究院(Oxonia)院士，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特约教授。自1999年和2006年以来，他分别担任达沃斯(Davos)每年一度“世界经济论坛”的特邀评委成员和国际传媒委员会的成员。2006年7月他荣获诺丁汉大学文学博士；在同年12月他又荣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科学（经济）博士荣誉教授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