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已经两次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前面两次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过于弱小，没有能力应付日本，不得不被打断。但现在的情形毕竟不同了，中国具有了强大的能力，可以主动避免日本再次对中国现代化的干扰。如果再次被打断，这是中国的失败，日本的成功。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在于钓鱼岛问题。中国应当意识到，钓鱼岛问题的特点是，主权问题解决不了，但可以加以控制和管理。没有人（包括日本人）会相信，中国为了现代化而会放弃钓鱼岛主权。但如果因为钓鱼岛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再一次被中断，不管最终的结局是什么，那么便是国家的悲剧。南中国海和中印领土纠纷问题都属于同样的性质。
中国大战略的第二方面就是和平崛起。中国能否能够崛起当然取决于内部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的内部现代化不会对区域和国际和平构成负面的影响或者所谓的“威胁”，更不会成为战争的根源。实际上，从国际关系历史来看，只有和平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和可持续的崛起。历史上，通过军事手段和战争崛起的国家，最后都避免不了灭亡的下场。在欧洲，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这样；一战和二战的德国是这样；前苏联也是如此，冷战时期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也避免不了灭亡的下场。在亚洲，日本帝国本身便是最好的样本，崛起之后就想欺负邻国，挑战西方确立的东亚秩序，最终也走向了灭亡。但也有相对和平的崛起，典型的就是英国和美国的崛起。这两个国家崛起的基础便是国内的近代化或者现代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中国应当选择哪一种崛起方式，是非常显然的。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上世纪90年代的“和平发展”或者“和平崛起”到现在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领导层的思路一直非常明确，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第三方面的大战略是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领导角色。而中国能否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又取决于前面两个战略的实现。如果内部不能实现现代化，那么根本不可能有崛起。如果崛起不是和平的，那么没有国家会承认中国的领导地位。但和平崛起不是中国的最终战略目标，最终的目标在于领导世界或者参与领导世界。领导世界或者参与领导世界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命运，不管大国的主观意愿如何。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管世界秩序会如何民主化，这个世界永远是等级性的，不管喜欢是否，世界秩序需要有领导，大国必须承担这个领导责任。如果大国不能承担责任或者无能承担责任，那么也必将受到惩罚。这是国际关系铁的规律。
从这个由内到外的战略次序来看，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崛起过程中的最艰难的时刻。中国正在崛起，但还没有真正崛起。在外界看来，中国已经崛起到一个可以不再象从前那样继续向现存区域或者国际秩序调整自己，而是有能力对现存秩序构成“威胁”，但同时还没有意愿或者有能力对区域或者世界秩序担当责任的阶段。各国因此开始对中国抱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对中国是否可以继续崛起、是否会成为霸权、是否会承担责任等等感到不确定。
无论是区域和平还是世界和平都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第一，中国的真正崛起。在崛起的早期，中国有非常大的意愿向现存秩序做主动的调整，即中国所说的“接轨”。但崛起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确不可能无限度地向其他国家调整自己的政策。同时，中国也没有强大到要求其他国家向中国作调整的时候。可以说，现在处于一种相互要求的相持阶段，各方都不会让步。但在中国真正崛起之后，其他国家必然会向中国调整（其实这种调整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方面已经开始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会这样做，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会这样做。第二，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他国家愿意向中国调整自己的政策的主要动机就是中国的区域或者国际责任。其实，崛起和责任这两方面是相互相成的。不能承担责任的崛起就不是崛起，即使某些方面崛起了，也成为不了大国。前面已经所讨论过，通过不负责任（例如军事和战争手段）的崛起的大国最终归于失败，就是最好的例证。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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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