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行政审批改革初见成效 仍面临难题待理顺

　　——行政审批效率低下、过程繁杂、寻租腐败成改革重点

　　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企业反映，跑断腿、磨破嘴、交了钱，受了罪，很多人抱怨，办个事、创个业要跑十几个部门，盖几十个公章。这既影响效率，更让寻租腐败有了孳生土壤。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习惯了用审批的前置控制来管理行政事务，虽然对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但也越来越与生产力发展脱轨。一些僵化、冗繁的审批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一是过程繁杂。东部沿海某特大型城市的一位企业主向记者反映，他们的企业耗时４个多月，跑了１０多个部门，盖了２０多个公章，花了１０多万元，目前仍未“备齐”办理厂房房产证所需的全部材料。“缺个资料就要我重新办，缴的很多费用也看不明白。”

　　二是效率低下。位于广东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茂名市，一位干部告诉记者，数年以前，曾经有一个年纳税上亿元的公司看中茂名，希望落户发展。结果跑了大半年，企业注册的手续还没办完，“老板觉得投资环境太差，直接走人了。”对地方而言，不通过行政审批等制度改革，释放经济活力，激活市场细胞，也难以让经济充分发展。

　　三是涉及很多寻租腐败。一些政府部门和干部通过手里掌握的审批权吃拿卡要、寻租腐败，老百姓办事难，怨气大，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形象的重要原因。广东一位纪检系统的副局级干部对记者坦言，“之所以有那么多腐败，是因为政府掌握太多审批资源，给官员创造了寻租空间。不解决审批寻租的制度缺陷，政府职能不转变，腐败很难打完。”

　　——广东先行先试　改革初现成效　

　　２０１２年，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十二五”时期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对行政法规、国务院及部门文件设定的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在本行政区域内停止实施或进行调整。

　　广东省２０１２年７月正式颁布《关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公布的第一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取消行政审批事项１７９项、转移事项５５项、下放地方事项１１５项，另外还有５项事项委托管理。

　　广东省长朱小丹介绍，广东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为方向，全面彻底清理审批事项，涵盖了拥有行政审批权的所有５４个部门。通过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的方式，增加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财力。

　　试点大半年以来，广东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

　　首先，政府经济调节错位的情况有所减少。“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少了，市场调节的多了。”作为广东行政审批改革的试点和力度最大的区域，顺德在分析全区１５００多项审批事项后，通过区级审批下放到镇和街道、外放给社会组织、取消三种方式减少合并了５００多项审批。

　　其次，政府行政审批效率明显提高，程序规范性得到显著加强。广东茂名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江辉建介绍，目前茂名下放县区行政审批事项４７项，市级仅保留行政审批事项３３项。茂名石化公司华南销售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环保审批和工商登记办结只用了一个星期，“要是在过去，最少９０天。”广州市国土房管局４月底出台规定，将有关用地、规划审批业务审批时限由此前的１００天缩减至８个工作日，大大提高了审批效率，节约了企业时间成本。

　　此外，行政审批服务性提高，透明度增加，从制度上减少了寻租腐败的空间。目前，广东各地级以上市已经基本构建了一站式行政服务大厅，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了很多方便，改变过去跑十几个部门，盖几十个章的繁琐，广州、深圳等地还出台了网络行政审批服务大厅，试点部分审批项目网络预约、网络办理，公开办理内容和明确办理时限，增加了行政审批的透明度，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寻租腐败的空间。

　　——仍面临诸多难题有待理顺

　　行政审批改革，虽然中央有决心，地方有实践，也取得一定效果，但由于改革涉及诸多政府机构自身利益和权责调整，仍然面临不少困难。

　　参加过广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肖滨坦言，在限制行政审批范围、向社会放权方面，广东在全国改革力度最大，虽然改革需要过程，但从更高的要求来看，还是有很多权力该下放的没有下放、该转移的没有转移、该取消的没有取消。即便是目前取消了的，也还是一些相对不重要的审批权。

　　“明放暗收”。取消了一批审批项目，过一阵子就恢复了，或者明着是放权了，但事实还是没放。例如，根据有关规定，投资额超过１亿元的工程必须要有声像资料，才符合归档要求。为此，某企业委托当地房地产档案馆下属的一家“三产单位”进行声像资料制作。但这位企业主向记者反映，音响素材都是企业提供的，对方只是做做样子来拍了半天，做了一个５分钟的资料，就收了４万元。“还说是优惠价”。如果审批取消了，但把权力放给了关联企业或者下属单位，通过他们进行利益输送，还是换汤不换药。

　　“有形式，无内容”。记者发现，不少地区试点网络行政审批服务改革，又花大钱兴建一站式行政服务大厅，打的旗号是“方便群众办事、提供一站式服务”，但有个别的网络审批，就只能收资料，实际还得靠一趟趟跑部门，网站相当于只起了“预约挂号”的功能；还有所谓一站式服务大厅，各个部门就派个人守在那里收件，而审批还得靠他们拿回原单位。“这样的形式主义，不仅不节约时间，反而增加了人力成本。”一位经历过类似服务的干部向记者说。

　　“有人放、无人接”。有基层干部向记者诉苦，舆论抨击他们管得过多、管得过泛，手伸得太长，“其实我们每天工作也很辛苦，也希望把这些权力放给社会，但是我们放了权，谁来接呢？”这位干部举例，“现在政府负担了大量企业的资质审核，其实这些也可以依靠行业协会进行监管审查，但现在很多行业协会缺少能力、也缺少资源进行相关工作，政府如果一旦放了权，又乱了，怎么办？”因此，政府要“瘦身”放权，也要扶持社会组织“健身”能“接手”，只有社会组织不断壮大成熟，才能把政府放下的权力有效使用起来。

　　“基层快，高层慢”。一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虽然国务院给了广东改革先行权，并允许广东“越权改革”，取消上级部门在本行政区域的行政审批项目。但事实是，中央和地方像两根接连的传动轴，如果一个动得太快，另一个却生锈卡主，动力难言充沛。“一些部门不愿意放，就是因为有好处。如果中央能带头，基层开展工作会更顺畅”。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肖俊认为，上级单位要是不能甩开膀子，改革就是喊破嗓子，也迈不开步子。“现在不能一切改革都指望地方试点突破，顶层改革要能跟上、甚至引领改革，才是推动改革不断前进的持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