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地震5年后的再考验

龙门乡古城村，高希能老人在自家的废墟里找到失散3天的狗（图/麦启烜）

芦山县城清晨7点，等待物资发放的群众（图/张由琼）

芦山县第二幼儿园（图/大食）

4月22日，芦山县，地震伤员在医院外的临时帐篷内接受治疗

4月21日，宝兴县灵关镇，一位母亲在废墟中的简易帐篷内照看孩子

地震与演习

两岁的聂祖淞坐在雅安市红十字医院的病床上，手上拨弄着一个“士兵”玩具和两个气球。虽然脸色仍有些发青，但他对玩耍仍表现了极大的兴致。他不知道周围这么多的伤员因何而来，也不知道平日里和他玩耍的姐姐陈宇躺在不远的太平间冰柜里意味着什么。他额头靠右的地方贴着一张创可贴。

5年前，也是在震区医院，一位额头裂开、颅骨部分露出来的北川女孩曾坐在本刊记者面前。在许多人眼里，这次突然而至的雅安地震与汶川地震相比，如同创可贴与额头残缺的区别。但个体的悲伤永远是相似的。聂中全在和孙子聂祖淞玩耍的时候，需要不断克制内心的悲伤。“送到芦山县人民医院的时候，她（陈宇）还能说话的。”眼泪开始在他的眼眶里转动。聂家住在芦山县石延乡青江村。陈宇和聂祖淞为同母异父的姐弟。被压在垮塌房屋下的姐弟俩被发现时，陈宇双臂合抱，形成一定缓冲空间，护住了聂祖淞。“人性真是奇妙，这么一个12岁的小女孩都知道在危急时候救弟弟。”病床旁的一位医生说。

睡在聂祖淞病床旁的是陈坚的父母。家住芦山县城的陈坚并无大碍。和他同住4楼家中的父母则在逃难的时候，由于视线被升腾的灰尘遮蔽，从楼上摔了下去。他们被送进了芦山县人民医院。在外表看上去仍然矗立、但已深受“内伤”的县医院，更多危在分秒之间的伤员在接受救治。陈坚的父母等了很长时间，直到有救护车将他们送往雅安市区。与2008年地震相比，这次地震造成的路面损毁没有那么严重。从芦山县城通往雅安市区的最大困难是一块暗红色巨石。即便如此，救护车也刚好能够从边上挤过。

地震前，陈坚有种难以名状的不祥预感。他甚至和朋友聊起如果地震了如何自救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地震后几秒内该怎么办。”陈坚说。仅仅过了几天，地震来了。对于地震知识的温习，让住在4楼的他，在楼房剧烈摇晃的时候，抱着儿子没往楼下跑，而是躲在了房屋的角落。

此次雅安地震，乡村被破坏程度大过城市。许多僻远之处成为“孤岛”。龙门乡是其中一处。经过艰难辗转，本刊记者在地震次日清晨来到这里。雾气笼罩于数公里宽的山谷中。飞鸟盘旋。高杆油菜大片贴地伏倒。土狗徘徊于各处碎瓦砾堆，翻捡食物。动物与人都陷入匮乏之中。除了龙门乡中学里的几十顶帐篷，大部分村民在自家房屋旁的空地用木板和塑料布搭了简单的棚子，席地和衣而眠，在余震中熬过一夜。

地震当天的统计数字中，同处震中的龙门乡和太平镇，共有三十多人遇难，包括17岁的黄小鸥，她是芦山中学高二学生。4月19日，她从庐山县城回到太平镇胜利村家中过周末。地震发生时，倒塌的水泥预制板恰好砸中头部，昏迷不醒。十余名村民赶来救援，黄小鸥已没了气息。

从北川到芦山

余震突至的时候，许多睡着的人仿佛装了弹簧一样冲出室外。4月21日的凌晨，芦山县城只有主干道上灯火通明，大多数地方漆黑一片。有车辆绕城巡逻，用喇叭高声通知露宿的人们注意安全。没有入眠的人不在少数，仿佛有种超常的力量支撑着他们疲惫不堪的身体。不同的车辆，闪着不同的灯光，或停或行。此时，距离芦山县城28.4公里之外。在队友们的包围中，李承鹏蹲在地上，像一个刚刚打了败仗的将军。他带领的救援队和6车物资，被迫滞留在前往芦山的公路上。

李承鹏拥有足球评论员、时评家、作家等多重身份，这一次，他把自己定位为义务“运送者”、“投放者”、“侦察者”。雅安地震发生后，他决定取消新书签售，匆匆从厦门飞回成都。他在微博发布消息：在不添乱的前提下，组织一支救援队深入雅安。他的设想是，“不用把规模做得很大。做一个援救模式：专业的、透明的。冲击一下红十字。”

2008年，李承鹏就参与过四川地震灾区的民间救援。5年前，地震后，他和两位媒体朋友，从成都开车去往北川。很多人问他，一个体育记者为什么要去北川，他想了很多次，“发现自己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想去看看”。他们编出各种理由跟警察解释，竟一路过关，最后站在了北川中学巨大的废墟旁边。这间两千多人的学校只救出几百人。李承鹏开始琢磨着建一个坚固的学校。

他和韩寒、黄健翔商量，一起找四五个人建学校，每个人出七到八万。后来，他们才知道这笔钱远远不够。回到成都，李承鹏接到了一个电话。成都一家房地产公司在黄健翔的博客上看到他们之间对话，这家公司同样在考虑去灾区建学校。最终，该房地产公司决定灾后出资1500万新建一所学校，他们3人共出66万。李承鹏还在该校设立了文学奖学金。

5年前，李承鹏参与的救援还很简单。他运送了12箱奶粉和12箱大米到什邡的红白镇。正是那一次，他开始发现：沿高速路、大路两旁的县镇物资充足，但越往山里走就越匮乏，“因为有关部门顾不上，大部分志愿者能力有限。”

到了2013年，在李承鹏的召集下，由6辆越野车和十多名队员组成的首批救援队于4月21日零点从成都出发——于建嵘的助手提供了首批物资；李开复提供了对讲机；一家汽车厂商提供了4台越野车……救灾物资一部分靠他的朋友圈，另一部分靠专栏作家“肉唐僧”在网上组织义拍。李承鹏专门安排在成都留了一个人，管理救灾物资的中转仓库。

相比于5年前去北川参与救灾，李承鹏说，这一次他们的团队要专业得多，他们带了救援的绳索，甚至搜救犬。在他的计划中，一切安排妥当。但这支民间救援队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如何才能到达芦山？

“我们计划接下来怎么办？”李承鹏抬了下头，继续陷入他的“困局”。为了保障救护车通过，警方在这条路上设置了三道关卡，车队被拦在了第二道。几个小时里，队伍停滞不前。

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支受阻的救援队决定弃车徒步向芦山进发，他们统一穿着“江苏黄埔抗震救援民兵连”的制服——那是“陈光标救援队”的第二梯队。在此之前，陈光标已经开着一辆奔驰，带领第一批救援队赶到现场。

知道消息的李承鹏坐不住了，他不顾队友的劝阻，决定就算徒步也要把物资背进芦山。

队友“老黄”是汽车公司的员工，同时也是成都登山协会的成员，5年前，他在汶川呆过20天。“经历了‘5·12’，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不考虑清楚就往里走。”他劝李承鹏：“靠几个人的力量，贸然进去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救不了别人反而要被别人救。”

他得到的信息是：“所有外来的救援队和医疗重型机械堵在外面”，“就连部队也没有进去。”双方争吵的结果是：“征用”两辆附近居民的三轮车，将车上一部分物资送到5公里外的一家4S店，“把大本营建起来”——至于剩下的路，李承鹏说总会有办法。他更相信速度：“任何事都要动起来，不能傻等。”

校舍与失独

地震发生后，李国就没有傻等，他骑着摩托车在街上焦急地转悠，希望把有需要的人送达目的地。当摩托车穿行在救援车流中时，他会获得某种满足感，“还是我的车快。”他是雅安市区一名普通的打工者，家住南郊乡柳阳村。这次地震，他家的房子继2008年地震之后，再次出现了裂缝。裂缝已不足以吸引关注的眼光。李国的儿子李志虎，5年前汶川地震时，正在新疆服兵役，他请求回家参与救援，未获批准。如今，他是雅安电力公司的职工，正在芦山各处抢修电源。李国以儿子为荣，他自己也希望像儿子一样，为救援做点什么。所以，当他在雅安汽车站遇到本刊记者时，几乎是抢着要把记者送到芦山县城。他一遍遍地跟路上阻拦的警察说情，有时甚至趁警察不注意，突破“防线”。

“我赚的钱虽然少，但我不发国难财。”李国一遍遍地强调。当他看到其他摩托车师傅载人进入芦山县城后收了几百块钱，他还是愣了一下，你说不清楚在他脸上是否有羡慕的表情一闪而过，但当记者把钱硬塞到他手上时，他仍然拒收。“我不是来做生意的。”他大声地说。

在芦山的道路上，许多人发现了摩托车的便利。但这仍然不够。当许多人既不能搭上汽车、也不能搭上摩托车时，他们选择了步行。

在芦山宝盛乡，杨苇芳和她的女儿杨娇月正在往回走。她们原本的目的是翻过眼前的山头，到达太平镇。但巨石中断了返乡之路。从4月20日早上9点到下午6点，杨苇芳从雅安出发，已经步行了六十多公里。“我不断向各种路上的车辆招手，但没有人搭我。”她走到芦山县城的时候，和自己的女儿杨娇月碰面了。她们忧心如焚，“爷爷奶奶还在太平镇，但没有手机信号，联系不上他们。”杨娇月红着眼睛说。

杨娇月就读于芦山县国张中学。我们在雅安红十字医院遇到的陈坚正是国张中学创办人竹国张的外孙。1994年，做石材生意的竹国张捐资600万建起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中学。国张中学的校舍是县城里受损较轻的建筑。“当年建楼的时候，我外公亲自仔细地监管，不容闪失。”陈坚说。

李承鹏在行驶的车上向本刊记者谈起08年地震时普遍出现的校舍问题。那年，他还写了一篇博文——《北川邓家“刘汉小学”无一死亡奇迹背后的真相》，一举刷新新浪博客单篇浏览纪录。

2008年地震时的刘汉希望小学被网友誉为“史上最牛的小学”。这所离北川县城15里路的学校，教学楼在地震中不仅没有垮塌，而且正在该校上课的483名小学生以及教职员工全部都安全撤离。此事在网上传开之后，人们大赞建设这所小学的承包商。有不少网友发帖说：要给修这所学校的人鞠躬、磕头。有报道称，在修建刘汉希望小学时，刘汉对下属说，“亏什么不能亏教育，这次你一定要把好质量关，要是楼修不好出事了，你就从公司里走人。”

这次地震中，芦山被赞誉的是国张中学。

2008年地震之后，芦山县获得了大量的远远超过他们多年财政收入的援建款项，楼重盖、路重铺，几乎在原来的老城之外，又重建了一座新城。与许多地方重建时一样，援建项目中存在问题。一位从事石材行业的知情人告诉记者，重建时，某些路段上所铺花岗岩计划采购时是3厘米厚，最后实际铺盖的只有1.5厘米。

芦山县距离汶川地震震中映秀镇仅有两百多公里。汶川大地震共造成6898间校舍倒塌。之后，国务院制定了《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学校规划建筑设计导则》。此导则作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学校规划建设的指导性依据，所有校舍的抗震级别为8级。

令许多人感到庆幸的是，这次地震发生在星期六，学校里的师生并不是很多。但15岁的武杰不在幸运者之列。

在龙门乡古城村武家坝的路边，20日晚上7时，有香烛和纸钱在燃烧，武杰躺在垮塌房屋废墟前的棺材里。他是晨阳学校初三的在读学生。周末在家休息的他，地震时被从邻居屋顶飞落的水泥块压住，伤重而亡。他的母亲乐应翠悲伤过度，指着儿子被压处时，哭泣无力。星期六早上，乐应翠在厨房给儿子做早饭，儿子正躺在床上。一顿饭的时间，已成永诀。“他非常乖，我身体不好，他从学校回到家，就帮我干活。”乐应翠腰椎间盘突出，身体孱弱。丈夫武勇在招呼着来帮忙的乡人。悲伤中仍不失周到。但在某些瞬间，他们不能自已。

武杰是武勇和乐应翠惟一的儿子。乡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儿子，则不许生第二胎。

“失独”的问题在汶川地震后就大规模地显现。这直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失去惟一的小孩会让许多家庭的父母觉得人生就此失去意义，幸福不再可能。而根据四川省计生部门的统计数据，2008年地震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接近八千个，其中有生育意愿的丧子计生家庭超过六千个。从更广范围来说，有人口学家推测，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可能达到1000万个。

武家坝人在帮助村里需要办丧事的人家时，也在考虑自己此时的处境。

援助或添乱？

凌晨微冷的空气里，通往芦山太平镇的道路仍然繁忙。沿途房屋多开裂坍塌，九成以上都成危房。这两天中，最先进入震区的救援力量，以救护车、军车、大型挖掘设备为主，且源源不断，水、食物、帐篷等物品则没有迅速运入。

天空中不时传来直升机螺旋桨发出的轰鸣声。太平镇中学操场已开辟了直升机起降点，用于运送重伤村民。成都军区政治部的赵诚向本刊记者分析了2008年地震和此次地震在救援方面的一些不同：汶川山高谷深，地震时云雾多，直升机无法第一时间进入救援；芦山地势相对低平，天气状况好，直升机地震当日即能运送伤员；空中、地面最初侧重救援，随后物资再进来。在太平镇中学现场，本刊记者看见，进驻的四百多名军人轻装简备，都没带被褥。

与此同时，大量志愿者不断涌入，试图施以援手。由于成都市经邛崃高何镇到龙门乡、雅安市到芦山县城再到龙门的道路基本无损毁，自行开车运载物资进入的志愿者特别多。不少志愿者进入震中后，发现当地无法住宿、物资匮乏，且大批正规救援力量早已进入，遂自行开车或徒步或搭车返回，却很多被堵在路上。

此时，网上有人开始“跪求”民间力量不要随意进入灾区，而政府和军队力量在那两天对灾民的物资发放显然是匮乏的。

李承鹏和他的车队仍未获得通行。4月21日天亮前，“办法”还只有等待。李承鹏拿着手机，不断地刷着微博。从20日的下午1点24分开始，他还没有发出任何一条信息。

李承鹏背对着他那成堆的物资，无奈地打着电话。与此同时，官方的救援车一辆辆从公路上飞驰而过。

没有办法的办法——李承鹏的队友才让多吉将电话打给了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在此之前，李承鹏第一个质疑“郭美美事件”中的“商业红十字会”，在博客上连发文章“商榷”、“再驳”，论战王汝鹏。那一次，他迫使中国红十字总会在舆论的压力下，声明“暂停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一切活动”。

才让多吉则强调他们“并非反对红十字精神”：“红十字应该代表人类的最高追求，但在中国却成了官僚系统。”

才让多吉知道，这一次如何迅速把物资运进山里才是最重要的事。与王汝鹏通过电话后，他跑了一趟雅安，办到了红十字会的“通行证”。

这张证件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换班的交警说：前一天晚上，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只准120救护车通过，甚至红十字会和军警的车辆也暂不放行。

对于救援，指挥者似乎更相信官方自己的力量。县政府志愿者招募处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在所有民间救援力量中，此时还只有壹基金成功送来了2000件（一件为一包）矿泉水。

这种状态持续到22日，“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打算运送一批净水设备进入雅安时，还听到这样的消息：“灾区各县乡一律不许私自接收救灾物资，须按照政府统一部署接收”。他最担心的是：“如属实，我们应到哪里缴交我们的各类物资，这些物资将如何处置，捐赠人是否可以看见，可有监督？”

李承鹏下定决心要把物资亲自送到灾民手里。为此，团队设想了两种进入芦山的方式：一是请求沿途前往一线的空驶救护车，帮忙运送物资；二是租借摩托车，靠人力将纱布等较轻的物资背进灾区。队员“老黄”说：他这是骑虎难下。

“我们带不了什么东西进去有什么用呢？”

“一定要进去，带多少都有用。”李承鹏回答。

李承鹏提出让大家尽量带比较轻的治疗用的纱布。“不想添乱，你允许我步行我就步行，允许我坐车就坐车。”不过，这一次，2008年地震救援的经验其实的不太可靠。李承鹏不知道的是，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芦山道路上跑的最多的是救护车。那时候，芦山最缺少的反而是帐篷、食物和水。

“冤家”路窄

震后连续两天，救援车辆经过龙门乡隆兴村、古城村，都有人在路边举着纸牌：缺水缺粮缺帐篷。从芦山县城到龙门乡政府，一路上，除了志愿者偶尔送来一点水和食物，龙门乡红星村、古城村地震次日才每户发到一盒泡面；青龙场村大多村民地震次日才每户领到两瓶水，第三天才每人领到一罐八宝粥、一瓶牛奶。

21日上午9点左右，正当李承鹏的团队寻找摩托车的时候，关卡处的才让多吉看到两辆贴有红十字会标志的越野车同样被关卡的警察拦了下来。他认出车上的人是赵白鸽——中国红十字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给四川省副省长打了电话，才被放行。

才让多吉曾无数次“骂过”赵白鸽。这次，他找到赵白鸽，提出让团队的一辆越野车，跟着红十字会的车队一起前进。于是，李承鹏团队惟一的一辆越野车，终于载着6个人奔向芦山。

与红十字会的接触，李承鹏小心谨慎。他一再提醒，别让对方知道这车上的人是他。

按照原先的计划，车将前往此前一直处于“孤岛”状态的宝兴。然而，芦山至宝兴一线道路再次中断。山路上堵满了急救车，车队动弹不得。中午时分，李承鹏听到了一个来自红十字会志愿者的消息：一个叫五星村的村庄至今却仍没有救援物资，而它距离县城只有十多分钟车程。

“灯下黑”——这正符合李承鹏的预判。他决定：“就去五星村。”

通向五星村入口的道路十分隐蔽，以至地震一天来，村民们没有得到任何物资。李承鹏和才让多吉根据灾民们的家境发放了几箱物资，然后决定还是先看看村里的整体灾情。

司机错将车开进了一条小岔路，却误打误撞开进一个从未有救援人员到过的村民小组。由于没有经验，司机直接打开后备箱想要分发。看到食物和水的村民们瞬间一拥而上。

村里一个年轻男人对后来赶到的李承鹏说：“你们要理解，人肯定都有私心。”

因为一直没有得到救援，村民们嚷着：“我们要吃的！我们要水！”——类似的镜头仿佛曾出现在5年前的新闻联播里。几位村民追着现场拍照的李承鹏撒着怨气，质问为什么一直不给村里提供食物和水。李承鹏一头雾水，后来才明白，村民把他们当成了政府的人。

发现这个被遗忘的村庄，让李承鹏很是兴奋。因为，这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观点。

他记得5年前，四川地震后的第4天，他开车在绵竹红白镇发现了一个同样被人遗忘的村庄。那时候，当他打开装着几袋大米的车门，“老乡没有理我们，反而第一时间往回跑，对村里面（喊）：‘来人啦！’”“他们不断说着谢谢、谢谢，那种感觉。”他又讲起一个习惯，来自他虔诚信佛的母亲——如果有人谢你，你必须回答不谢，才算积了功德。

回县城的路上，李承鹏再一次与赵白鸽偶遇。这一次，两边的车窗同时打开。赵白鸽主动问：“哪位是李先生呀？”

李承鹏说：“这次还真要谢谢你啊。”——他后来解释，这句话有几分调侃、几分客套——他对赵说，他遇到了困难，几车物资都无法通过关卡送到灾区。

赵白鸽邀请他，“一会儿一起商量一下。”

这样的邀请让李承鹏感到难办，他犹豫了很久。一方面，网上对红十字会的骂声一片，红会发布的募捐信息只换来了无数转发的“滚”字。李承鹏很担心别人觉得他与红会走得太近。另一方面，因为没有通行权，他迫切想要把几卡车的物资运上灾区。在犹豫中，他强调即使通过红会的渠道也只是“利用”。他让在场的记者们投票，决定是否应该与赵白鸽对话。

那天下午，赵白鸽返回成都，对话最终未能实现。这让李承鹏松了口气。一次帮忙显然不能让他改变对于红会的态度。他说自己不会原谅红会的过去——如果红会真想改变，应该真正的接受批评，做到公开透明。他借助红会的力量是因为“我们进不去，我们迫于无奈”。他一再强调，自己的队伍是“黑户”，“没有得到应该得的权利”。

此时，在网络上也出现了质疑李承鹏此次行动的声音。他没能控制住情绪，在微博上写了一条：“呵呵，尽情抹黑吧，受刺激了吧，继续断言我们为了抢风头吧。在这个傻X盛开如菊的地方，你越灿烂，我们越勇敢。什么是出风头，我此时坐在漂亮丽江签售挣版税，那叫出风头。我们一天一夜没合眼不用一分钱募捐的钱，吃喝拉撒机票全自己埋单，为不添乱就步行上山，你为什么不想，要是我们救的是你亲人呢？”

混乱与秩序

乡民们像等亲人一样等着救援队伍的到来。他们在没有获得救助的情况下也毫不惜力地举起了“感谢解放军”的牌子。4月22日下午3时，龙门乡政府大院，几名红星村村民围住了抗震救援指挥部，要求分发物品。面对不断自行前来要求领取物资的各村村民，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熬红了眼，他们只有一句答复：吃的和帐篷运不上来，东西一运到，村干部就会领回去发放。

龙门乡红星村有三千多人，近一千户，村中砖木房屋几乎全部坍塌，近年新修的水泥浇筑框架结构房也多墙体开裂成危房。虽然不断有救灾物资自芦山县城出发，但多直接拉到龙门乡政府，并不在经过红星村时停靠。

青龙场村民数十名村民在地震后曾多次步行20分钟到龙门乡政府，领取水与食物，却被告知只能村干部才能签字来领，多名村民只得返回。

为何只能村干部签字才能领取救援物资呢？22日下午，面对本刊记者询问，龙门乡救援指挥部一名中年男性工作人员说，“如果村民来乡政府任意领，就全乱了，有人反复领，有人根本领不到吃的。”他表示也很无奈，物资发放整村整村推进，虽然缓慢，但相对公平。

4月22日，芦山全县仍断水断电，县城数万居民分别住在中学、体育馆、广场等空地帐篷内。这些地方堆满了泡面盒等各种生活垃圾。

到了晚上，大学生张远（化名）和他的朋友坐在芦山县体育馆的台阶上吃方便面，他们从成都赶来，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觉得自己一定能做什么。他们说这是个好地方。但是，我们告诉他们，地上有从体育馆屋顶掉落的水泥块，这并非安全之地。他们仍然缺乏经验。吃完方便面后，他们很兴奋，如同探险者走进黑暗森林一样，起身往破坏严重的县城深处走去，寻找被需要的感觉。

官方与民间

在人流、车流和物流交织的救灾世界里，仍然有被疏于关注的角落。

五星村是更多被遗忘村庄的样本。路过的救援“大部队”从他们面前疾驰而过，一直向“震中”龙门乡的镇上赶去——那是总理李克强乘直升飞机视察过的地方。

官方的救援队涌向震中，沿途岔路里的村庄却无人理会。村民们于是想尽办法吸引救援人员的注意。在五星村，一位村民故意指了一条“错道”，只为让记者看看他家变成了什么样子。

在李承鹏的要求下，王家村的几个年轻人组成了一支“摩托党”，载着这群外乡人直奔震中龙门乡。当车队路过家门口，21岁的李良军回了一趟家，他跟更年轻的妻子（当地人多早婚）道了别，告诉妻子他正在为村子做一件大事：“他们能送帐篷来！”

帐篷是县城周边多个村落缺少的东西。李承鹏不断打着电话，通报这里的情况。晚上10点，几位企业家朋友捐赠的500个帐篷（原为700个，200个送给了雅安雨城区）、1500条棉被、100包挡雨彩条送达。李承鹏的团队连夜进入芦山，将这些物资送到五星村和王家村。

分发工作一直进行到凌晨，芦山下起了震后的第一场小雨。那天夜里，李承鹏再一次没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由于王家村的村干部分配不均，帐篷只分给了村里的一个大队，另一个队几个村民就站在雨里看着。其中一个女人说，家里103岁的老人，又渴又饿，还在淋雨。然而此时，救援队最后一批物资已经发完。李承鹏向队员发了飙：“我是总指挥都得听我的！我说给就给！”

过去的这些天，在芦山，每天都有上千名不听话的志愿者被劝返。批评者认为志愿者本身就造成了次生灾难，他们讽刺说，志愿者对灾区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平平安安地到来，平平安安地回去。已经有志愿者在进入灾区后被流石击伤致死的例子。

李承鹏一直强调自己团队的专业性，以区别于其他的志愿者。他一路上很小心，不断提醒大家要远离危房，余震发生时，他会向空旷处躲避。他每发一次微博，都会被包括许多大V在内的博友们大量转发。批评者和支持者的数量都很多。然而，如同微博上许多论争一样，任何一件事到最后似乎都能成为意识形态之争。

李承鹏从来都不害怕争论。2008年，他在博客上跟人争，这次，换成了微博。社交媒体在不断演进，中国社会也在不断演进。更多的公民愿意参与其中，成为建设者和推动者，而不只是旁观者。

由于第一批带进灾区的物资有限，李承鹏在车里发起一次“民主表决”，以便决定把车上为数不多的物资送给看起来困难的人，还是交给村长统一分配。1：3，他自己也选择了后者。他把这看成是可操作的民主，“这是一次民主实验。”李承鹏说。

进入五星村的下午，李承鹏终于发了出发后的第一条微博：“直击：芦山县龙门乡五星村，共有十个组村民约三千人，缺水缺粮缺帐篷，房屋受损面积大，村民告诉我：晚上风大，冷。水也很脏。但除少量救护，无人关注到这里。中午十二点半，我们以步行、摩托车方式进入村落送进第一批食品但杯水车薪，村长也在努力想办法，但手机没电无法与外界联系。”

李承鹏把官方的救援比作主动脉，“部队一开过去就是沿主路修复、救人，旁边的村庄却没有人去管。”他把自己的救援方式形容为类似毛细血管的“微循环”，“渗透到平时行政能力很难达到的地方”，“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此刻，地震已经过去一些时间，大地裂开的各处细部，5年之后，仍然在考验着我们的应对之举。

　　（实习记者曾宪胤、李晗、杨溪、杨瑗、朱诗琦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