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到雅安

露宿的灾民（图/大食）

4月20日，痛失家园的龙门乡灾区民众

4月中旬，本刊记者卫毅前往四川，进行“川震五周年”的主题报道，就在他结束采访准备返程当日，四川雅安地区发生了里氏7.0级强烈地震，采访过汶川地震的卫毅退掉机票，立刻踏上前往雅安市芦山县震区的路程。在此期间，还有多路记者在四川参与汶川地震五周年的报道，于是他们成为第一批奔赴灾区的外省新闻人，1804天前的焦灼气氛，重新笼罩了成都西部的群山。

一些因素的叠加，使得汶川、芦山地震太容易让人内心产生奇妙的关联反应：它们都发生在成都西侧，震中直线距离大约110公里（同属龙门山断裂带），汶川地震五周年纪念日近在眼前……加之灾区一度信息缺失，汶川地震时巨大的社会关注被重新激发，震级及受灾区域的差别某种程度被忽略。无论如何，又一次川震所聚集起的社会动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检验机遇——汶川地震的惨痛学费，让我们在大灾救助上学到了什么？

动员：敏感的神经被触碰

芦山地震爆发于4月20日8点02分。8点20分，四川省军区即成立了抗震指挥部，由司令员李世明坐镇指挥，约两千人的救援队伍随即奔赴芦山（据中国新闻网）；同一时刻，中国国际救援队通过官方微博，呼吁灾区尚有手机信号的群众“快快告诉我们您的位置、震感和看到的破坏情况”，成为第一个发声的专业救援组织；8点29分，壹基金也通过官方微博宣布，正在联系其设在四川当地的志愿者组织，了解灾情，随时准备行动；8点30分，武警四川总队出动1200人 赶赴灾区（据《解放军报》记者部官方微博）；8点40分，四川省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四川省应急救援总队赶赴雅安灾区（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地震发生整整一小时，第一张震区航拍图片已经发布……如此快速、多方面的反应，不仅远远超过汶川地震的应急响应水平，也是历次重大自然灾害中所未有的。

似乎，有若干条神经，在各个相关部门与大地深层之间完成了连线与布局，一旦紧急信号触碰了按钮，整个系统都随之运转起来。毫无疑问，凡此种种快捷高效的应对，无疑是基于更充分的规章、物质、技术、心理上的准备。

当天上午11点，中国国家地震局把先前启动的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的标准，此时芦山地震已知的一些数据尚不满足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的条件，属于破例而为。对此，民政部前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对记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雅安地处偏远，又是少数民族居住地，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启动一级响应是正确的。

救援：“闪电”并非偶然

这看起来也像一个惊人的巧合：4月18至19日，四川省消防部门举行了一场代号“闪电-A”的跨区地震救援演练，“此次演练主要是为检验承担地震综合应急救援任务的消防部队战斗力，演练假设四川某地发生7级以上强震，震后四川消防总队接到救援命令，以最快的速度调集成都、乐山、宜宾、雅安等地的重型、轻型搜救队赶往灾害现场，并要求搜救队员除每个五十斤左右的行军包外，还要携带液压剪、生命探测仪、扩张器、发电机等十多种装备”，随后发布的新闻这样描述此次演练。

没有比这个更让人欣慰的巧合了——就在演习的第二天，真实的灾难降临，训练成果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不过，偶然背后的规律更让人欣慰。据相关人士介绍，四川消防这几年一直根据川南滇北一带的特点，进行针对性演练，还与跨省过来的拉练队伍联合演习。

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王海京告诉本刊记者，汶川地震之前，中国红十字会的救助形式比较单一，以发放物资为主，那次救援也存在缺乏统筹、多头指挥等问题。救灾的前几天，各地红会没有统一管理，有些队伍没有沟通就带着物资到达灾区，物资蜂拥而至，滞留在机场。政府要求限时搬走，红总会人手不足，造成混乱。

“经历了汶川地震，国际红十字联合会和一些国家的红十字会给我们很多支持，让我们学会了如何救援、如何在紧急状况下搜救生命、保护生命和安置灾民。”中国红十字会开始调整救灾战略规划，确定重点发展七大类的救援队，包括赈济、医疗、供水、大众卫生、心理、搜救和水上。3年前，总会下发了加强救援队伍建设的文件，希望各省根据本地灾害发生的频率和需求确定救援队的发展，并建立了一整套标准，提供指导。

王海京说，本次地震当天上午，红总会就下达统一指挥的文件，因此现场比较有序。“今年和政府的关系协调比较好，现场建立了红会指挥部。其中有一个小组负责和政府沟通，对灾情、需求及物资发配有总体认识。”

截至4月22日17时，中国红十字会共有25支救援队、四百多名队员前往灾区，“这次看来，我们救援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王海京说。

汶川地震的惨痛教训，也催生出更多关注灾害救援的民间力量。

2009年5月12日，在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基于汶川地震中众多民间救援组织发挥的巨大作用，“壹基金救援联盟”正式成立。在本次芦山地震救援中，壹基金不仅是最先赶到灾区的民间救援组织，而且他们以科学、高效的救援、赈灾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壹基金合作发展部总监霍庆川告诉本刊记者，以前遇到灾害，壹基金只是一家公益机构在行动，如今，壹基金救援联盟汇聚了几百支救援队，与西部十省壹基金联合救灾体系的草根公益机构一起发挥作用。

壹基金传播部副总监姚遥也强调，他们的专业性和组织性确实在逐步加强。壹基金在全国灾害多发地区建有民间联合救灾网络，当一个区域受灾的时候，这些网络就能马上动员起来，快速反应。芦山8点钟的地震，救援队伍10点钟就冲到了灾区，这在汶川地震时是不可想象的，“5年前只能是大家的口号和心比较快，人没那么快。”

汶川地震之后，一批通过“玄奘之路”戈壁越野挑战赛结成情谊的EMBA学员，发起成立了“玄奘之路志愿救援队”，他们吸纳一些不再服役的专业救援队员，参与了玉树、舟曲等重大灾害救助工作。再后来，这支队伍的工作重心转向日常的防灾减灾宣传和普及，今年3月底和4月初，他们分别在北京和上海进行了两次初级救生员培训，这支队伍很珍视常规的、润物无声式的普及活动的价值。

管理：无法满足于已有的进步

汶川地震期间，中国红十字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在灾区停留5个月，他说自己当时很懵，没有经验，对物资的管理很混乱，“头3天，物资被谁拿走都不清楚”。这次救灾，从第一批物资开始，都有登记签字，收到和发放的物资登记在册，并上报总部。

壹基金的灾后物资发放也提升了管理水平。5年前那种很原始的、见者有份的运作体制，已经成为历史，他们平时就派专人在贫困地区调研，这就保证了可以更准确地找到最需要帮助的那些人。

有关方面在道路管理、通讯保障等方面的进步，也显而易见。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汶川地震的最初几天，交通管理很混乱，这次的芦山救灾，开通了绿色通道，第一天是生命的绿色通道，第二天才开通救灾物资的绿色通道，显得更为有序。

本刊记者在龙门乡、太平镇等重灾区沿途所见，房屋多有开裂坍塌，九成以上都成危房，所幸房屋框架完整，没有出现汶川地震大面积粉碎性坍塌的惨状，而且受灾严重的多为农村地区，主要是平层建筑，许多被埋压的幸存者靠简单工具就可以解救，村民自救成功率很高。

事后观察，进入芦山地震灾区的救援力量似乎超过了实际需求。如何更及时、更准确地掌握灾情，以便实现救灾力量的合理调配，无疑是仍需面对的课题。

而在确认救援任务并不特别紧迫的前提下，如何实现赈灾物资更快速、合理地调配，仍需政府部门研究并拿出方案。本刊记者注意到，很多震区居民因未能及早得到物资保障，加剧了灾后的负面情绪。比如，龙门乡古城村地震次日才每户发到一盒泡面，青龙场村大多村民地震次日才每户领到两瓶水，第三天才每人领到一瓶八宝粥、一瓶牛奶。

地震之后，社会监督的力量比5年前更快速地发挥作用。人们关注校舍情况，关注慈善机构透明度，也关注各部门救灾的效率。成雅高速因为“没接到通知”在地震后继续收费，当日9点多就引发网民责问，管理部门马上予以改正。

媒体的灾后应对也引起关注。在微博上，地震报道更专业、更专注的东方卫视、成都电视台等媒体收获了赞誉，而王冉、“假装在纽约”等知名博主则不客气地指出，地震发生两个多小时后，央视一套还在播放电视剧、央视新闻频道还在播放珠峰科考的片子，他们对国家级电视台的突发事件应急反应能力感到遗憾。

这次也有大量志愿者自发涌向灾区，试图施以援手。不少志愿者进入震中后，发现灾情并没有预想的那么严重，大批正规救援力量足以应付，而当地难以容纳如此多的外来人员，于是选择了及时返回。人流、车流在某些狭窄路段汇集，加之某些山路被山体滑坡阻断，形成了个别地段的拥堵、滞留，不过综合本刊多路记者的实地观察，拥堵不像某些网帖形容的那么夸张，更不至于承受给救灾“添乱”的骂名。

网络平台上，不免有各种纷杂的声音，但还是看得到社会自我管理从无序向有序过渡的痕迹。

民众：更多紧张与更多从容

芦山地震给百公里外的成都人带来怎样的震感？人们的体会不尽相同，有些人觉得略强于汶川地震，有些人则持相反的判断，“我的确比上次紧张，但我周围的人大多没有‘5·12’那么慌乱。”身为公司白领的成都市民孙小姐的这种感受，与另外几位受访的成都市民基本一致。这次地震发生之际，具备了更多自救常识的成都人很多选择了卫生间或其他三角区域求生，此外，尽管连日里大小余震不断，却没有出现5年前大批市民夜宿街头的场面。不过，另一个奇怪的现象还是让孙小姐与周围的朋友困惑——为什么这次选择跳楼逃生的情况特别多？根据公开报道，成都大学的5名学生在地震时因匆忙跳楼而摔伤；地震发生3小时内，成都一家医院共接收 19名因跳楼受伤的市民；在整个成都，因跳楼逃生已造成3人死亡。不可否认的是，汶川地震的巨大创伤留下长久的心理阴影，可能导致了危险时刻未必理智的应激反应。

对于位于震中的人们而言，是否具备了更科学更有序的逃生手段，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地震当天，留在新芦山中学补课的学生体验了惊魂一刻，其中成宝开（应本人要求用化名）的感受更为特殊。

教室摇晃之初，同学们在老师的疏散下分两组逃生，教室前一半走前门，后一半走后门。成宝开起身准备逃跑，发现前面的同学摔倒了，她下意识地停住脚步，自己却被后面的同学推倒。她听到了玻璃碎掉的声音，感觉四周有墙压过来，害怕极了。万幸的是，她非常迅速地爬起来，猛地冲向门口。

“跟以前学习的（逃生常识）完全不一样。”成宝开回忆地震当天的情景，仍难以平静，“演习的时候大家都一个紧接一个跑出去，但真正地震的时候，就乱哄哄的一团。”

心有余悸的成宝开觉得，以往的演习作用不那么理想，也检讨了自身的责任：即使在汶川地震之后，参加学校组织的防震演习，她也没有太多上心，总觉得“离我太远”。

芦山初级中学的多数学生，都有这样的心态。

不过相比较而言，汶川地震还是让大家对待逃生演习更为认真了一些。刘林杰是初级中学的办公室主任，他说初级中学每年都要搞两次防震减灾应急演练，但是在汶川地震之前，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把它当成游戏，“就算是警报响后，老师、学生走起路来还是慢吞吞，有的还干脆不出教室，就回到座位上。”副校长杨洪回忆说，老师对此也不太过问。汶川地震后再搞防震演习，老师和学生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改观。

在远离灾区的广阔国土上，许多细微却耐人寻味的变化显现出来，公众逐渐开始反感这样一些行为：道德绑架，神话英雄，无节制煽情。总体上，又一场强震过后，中国公众让外界看到了更理性的表达与行动。

　　（实习生朱诗琦、张瑞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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