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从中国获益甚多，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以唐朝为蓝本的大化改新，与明治维新并称为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次改革。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甚至日本文字也是从汉字演变而来。
可以说，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大举进入东亚之前，中国在日本人心中是一个礼仪之邦和文明国家，是学习的对象。与此同时，同中国一样，也视西方人为“夷狄”。
然而，随后日本领教了西洋的船坚炮利和先进的制度文明，并获悉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务实的日本人对待昔日老师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逆转。
福泽谕吉于明治元年（1868年）出版的《唐人往来》中说：
……清国是个拙于改革的国家，一千年来，两千年来，始终守着古人说的话，丝毫不懂临机应变。……他们患了自大症，以为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国家，因此从不向他国虚心学习，也不力图改革……。
在次年出版的《世界国尽》中，福泽对清朝也有严厉的批评——
清国的历史自陶虞时代开始，到现在已有4000年，过去以重视仁义五常、人情敦厚而盛名远播。可是因不肯引进现代文明，风俗渐衰，德智渐颓，他们还犹如井底之蛙，以为自己样样比他国行。……天保十二年，清国与英国起了冲突，一开战便大败（译注：即鸦片战争），结果，清国赔偿英国2100万洋银，还被迫开了5处港口。然而，他们好像没有学到教训似的，仍旧对外国轻启战端，结果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直到现在，真是可悲。
由器物层面的批判开始，日本学者也开始批判来自中国的儒家思想。幕末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曾说，“各地的儒者都称自己的学问考证精密等等，可是那些全都是纸上空谈，根本缺乏实用性。”
另一位幕末思想家横井小楠在1860年发表的《强兵论》中说，“清国是个东面临海的巨国，文物早开……上自朝廷、下至庶民，都养成了夸大骄傲的风习，虽然允许海外诸国前来贸易，却无意获求海外事物，也不愿向外人学习以增进知识。这便是清国兵力衰弱、各州饱受凌辱的原因。”
批评中最不遗余力的，也最深刻的，还是福泽谕吉。1884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摒斥清国风》的文章，写道——
西洋文明流入中日两国的途径大不相同。中国是通过商人流入，日本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为什么西洋文明流入中国时，不通过知识分子，而是通过商人呢？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满脑子儒家思想，对西洋文明不感兴趣，他们即使看到了西洋的船舶器械等科技产品，也不为所动，觉得那只是夷狄的奇技淫巧，没什么大不了。
……通过中国商人流入的西洋文明，只停留在外观层次，只是让市面上多了一些舶来品，以及让一部分商人学会日常会话用的洋文罢了。换言之，西洋文明的流入并没有对中国产生思想上的根本变化。
日本则与此相反。在二百多年的锁国时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兰学者）努力研究西洋学问（兰学），并且借着开班授徒与著书立说把吸收来的西洋学问授给其他日本人。因此，西洋文明可说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日本。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水平较高，所吸收的都是西洋文明中最深层的部分，因此西洋文明通过他们流入后，便在日本产生思想上的根本变化。
中国引进了西洋文明的肤浅外观，日本则引进了西洋文明的深层内涵，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化脚步如此迟缓，而日本的文明化脚步却那么快捷的原因。
可以说，中国昔日是日本的老师，在明治维新时却变成了日本的反面教材。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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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