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方绍伟：撒切尔夫人的思想遗产

在本质上，“撒切尔主义”是调整西方社会分配的一种保守立场，是利益多于真理的一种政治原则。

方绍伟

号称“铁娘子”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于2013年4月8日中风去世。她的去世，引发了人们对其“思想遗产”的讨论。这位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的“思想遗产”，其实早就已经被概括为所谓的“撒切尔主义”。那么，什么叫“撒切尔主义”？它与“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自由主义”又是什么关系？“撒切尔主义”对英国乃至西方产生过什么影响？它是否还有当代意义？它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时弊呼唤“魅力领袖”

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至1990年出任英国首相。1970年代，正呼唤着英国出现一个能“中兴国运”的“魅力领袖”。基本背景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背景事关“日落的帝国”。撒切尔夫人是继1812年利物浦伯爵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英国首相。1812年前后，大英帝国被“议会民主”和“工业革命”的浪潮推上了如日中天的帝国之路。历史上，庞大的罗马帝国确立的是“武力征服的帝国模型”。彼时的大英帝国，当然也要有自己的“船坚炮利”，但它所确立的，是一种新的、军事武力与经济贸易相结合的“殖民统治的帝国模型”。

帝国的荣光总会有黄昏的暗淡，大英帝国也没能例外。事实表明，“殖民统治的帝国模型”同样要面临极高的“连锁治理成本”，而英国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也无力长久支撑这个帝国模型。美国独立对“殖民模式”的冲击，最终导致了1931年“大英帝国”变成了允许各殖民地自主的“大英联邦”。1941年，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大西洋会议上一握手，英国的“殖民统治的帝国模型”，就开始被美国的“政治文化的帝国模型”所取代。“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从此走上了“紧跟美国”的夕阳西下不归路，它也只能借此来对抗苏联在欧洲的直接威胁。

第二个背景与国内危机有关。1970年代，英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陷入了与“美元危机”和“石油危机”相伴随的“停滞膨胀”的经济危机。就英国内部而言，这场危机，其实也是一个老牌帝国的社会凝固趋势的必然结果。其背后的逻辑是：长期以来，工业革命“生产性收益”和世界贸易“分配性收益”的上升，加上帝国收缩“破坏性成本”的下降，都没能抵消英国社会各阶层“分配性努力”的刚性膨胀。

这里涉及一个“国运中兴”的历史规律：一个国家如果能在制度上持续地鼓励“生产性努力”，并持续地控制“分配性努力”和“破坏性努力”，那它就能够持续地保持强盛。最典型的反面例子，莫过于中国历史上“生产性兴起、分配性腐败、破坏性崩溃”的制度化的“朝代循环”。

也就是说，大英帝国地位的确立，靠的是“生产性收益”和外部“分配性收益”压倒了帝国扩张的“破坏性成本”。当帝国全面收缩之后，英国社会的问题，就归结为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里所说的：稳定社会中各种“分利同盟”之间的厮杀和国运的没落。“毁蛋糕”的问题通过帝国收缩和立宪发展解决后，“分蛋糕”的矛盾就会以更大的能量影响“做蛋糕”的效率，“分配性努力”的刚性膨胀就会削弱“生产性努力”的付出，这就是“英国病”背后的全部秘密，这也是类似的“日本病”的要害。

撒切尔主义的要害：

自由市场原则

撒切尔夫人正是在上述这种“内外交困”的历史背景下脱颖而出的。1979年5月，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她的强烈“信念原则感”，通过她下面这些话传达了出来：“我不是一位共识政治家，我是一个有信念的政治家。”她还引用“圣弗朗西斯祷告词”说：“凡是有不和的地方，我们要为和谐而努力；凡是有谬误的地方，我们要为真理而努力；凡是有疑虑的地方，我们要为信任而努力；凡是有绝望的地方，我们要为希望而努力。”

撒切尔夫人的行动准则归结起来只有两个字：“强硬”。对外是对苏联阵营的强硬，也是在昔日“帝国荣光”问题上对阿根廷挑战和北爱尔兰事务的强硬；对内是对挤压“自由市场”的“福利国家”和“国有经济”的强硬。“铁娘子”的美称，实际上就是当时的苏联记者给她的名号。

“撒切尔主义”的要点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权利边界”原则，相当于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需求平等”与美国哲学家诺齐克的“权利平等”争论中，偏向“权利平等”而不是“吃国家大锅饭”的思想。在内政问题上，她所做的一切本质上就是：扭转一个积重难返的凝固社会中的“分配性努力”对“生产性努力”的侵蚀，即“做蛋糕”的动力和效率问题要由“分蛋糕”的责权对称和激励原则来解决。

所以，撒切尔夫人说：“（欧洲）社会主义的最大问题是，别人的钱终将不够你花。”“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去研究。”而面对“福利国家”财政扩张和由此导致的货币政策的失控，“撒切尔主义”与当时美国总统里根的信念相合：“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也正如洛克菲勒的家训所说：“你想使一个人残废，你就给他一双拐杖。”当然，这些并不妨碍撒切尔夫人在行政风格上所奉行的：“我不在意我的大臣们谈了多少，只要他们按我说的做。”

不过，对外强硬改变不了英国“紧跟美国”的国际形象，也不可能改变邓小平收回香港的决心。当然，撒切尔夫人至少能在苏联崩溃的问题上自夸功劳。但最具争议的，实际上还是她的经济政策。

大家都知道，撒切尔夫人曾经手举哈耶克的著作《自由秩序原理》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还是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徒。这些自然是“撒切尔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体现。在她的顾问出版了《将世界私有化》一书后，她曾信心满满地认为：“人们不再担心染上英国病，他们排着队来领新的英国药方。”

总结起来说，撒切尔夫人信奉自由市场原则，推行货币主义政策，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降低税率，促成国有资产私有化，大幅削减福利开支，打击工会力量。其结果，是与里根一道掀起了一场1980年代开始的全球规模的市场化浪潮，推动了英国乃至西方经济的复苏。但是，她的政策同时也使失业率和利率居高不下，扩大了英国的贫富差距，导致英国犯罪率上升和社区分化，她甚至被指责毁掉了英国的整个福利制度。此外，英国私有化的范围和效率也饱受争议，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制造业占GDP比例下降趋势进一步扩大，她在任期间公共住房开支竟然削减了高达三分之二，贫困人数进一步上升。

撒切尔主义“光大于热”

在西方的议会民主制里，政府的权力与责任有比较明确的制度限定，但从制度层面落实到政策层面，政府的具体措施依然会对各个社会阶层的权利和负担造成极大的影响。简单地说，这是一个“福利与自由、平等与效率”的“大取舍问题”。当时英国的特殊之处是：这个“大取舍问题”是在大英帝国日薄西山、成熟社会福利的刚性趋势、民主选票的福利主义逻辑的“三重挤压”下的历史难题。

早在撒切尔夫人担任英国教育大臣时，她就曾因取消小学生的免费牛奶供应而被评为英国当时最不受欢迎的女人。道理自然简单：你要小政府、低税收，你就不得不砍福利，你就只好不顾“选票最大化”的民意逻辑，否则，就只能以高赤字、高公债为代价。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政治往往不得不服从“政客选票最大化”和“利益集团优势最大化”的逻辑，而摇摆在“福利-税收-公债”的高低困境之间，每种困境都似乎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威胁。

到了1990年，撒切尔夫人的强硬保守立场实际上已经撕裂了执政的保守党的内部统一，她也因多次的“不信任投票”而被迫辞职。在最后的岁月里，她的“人头税”政策不得民心，她反对“欧洲汇率机制”和“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也饱受抨击。实际上，撒切尔夫人把“欧洲一体化”看成一种建立“超级政府”的企图。有意思的是，后来的“欧洲债务危机”证明了撒切尔夫人的先见之明。

的确，欧洲从“贸易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到“货币一体化”和某种程度的“政治一体化”，似乎仅仅是历史上的“欧洲大一统残梦”和福利主义民意逻辑的结果，可背后的现实却只能是：“货币一体化”助长了高福利推动高公债的危机趋势。但是，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上，“撒切尔主义”却难逃其责：政府放松管制导致金融市场推高了家庭和企业的债务风险。

在本质上，“撒切尔主义”是调整西方社会分配的一种保守立场，是利益多于真理的一种政治原则。在上文所说的“三重挤压”背景下，“撒切尔主义”实际上只是“光大于热”。

对已经进行了30多年市场化改革的中国来说，“撒切尔主义”肯定会引起一些共鸣，尽管中国的背景是“管仲主义”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管仲主义”是家长制下的“利出一孔”，“凯恩斯主义”是立宪基础上的国家干预。在中国拿“撒切尔主义”去批评“凯恩斯主义”固然说着了“市场化”的要点，但在语境和文化上却完全文不对题，因为“管仲主义”的干预是内生的，而“凯恩斯主义” 的干预是更偏向外加的。

不过，“撒切尔主义”对中国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外部挑战，或者是一种可能复活的西方政策必然包含的带有国际风险的管理挑战。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西方社会的任何政治偏向，都会给中国的外部环境注入高代价的不确定因素。

（作者系旅美学者，著有《中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