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认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人,迟早都会见识到她手袋的杀伤力。我是在她大战英国前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Nigel Lawson)期间见识到这一点的。当时,劳森正努力让英镑与德国马克(Deutschemark)挂钩。我对撒切尔说,她最终会屈服于财政部的压力,让英镑加入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这话当然激怒了她。
那是在1989年的威斯敏斯特,我们的对话发生在一个由政治记者举办的酒会上。听到我说出那番“不敬”的话,撒切尔夫人一把抓住我的领子(真的,绝无夸张),说:“斯蒂芬斯!你不懂!我是不会让那些比利时人来决定英镑汇率的!”她接着说,如果我想撰写有关政府经济政策的稿件,我应该少理会财政部怎么说。
那次对话没有出现在正式的记载中,但即便其真伪无法证明,那也是个报道的好题材。一方面,撒切尔居然说自己的财政大臣在经济问题上不可信,这挺有意思;另一方面,她打心眼里反感欧洲,这在对话中展露无遗。这种对欧洲的敌意将首先毁掉撒切尔的政治前程,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成为留给保守党(Tory party)的一份有毒遗产。如今,这种敌意还可能将导致英国脱离欧盟(EU)。
我始终不明白撒切尔为何反感比利时人。她与荷兰人的关系还不错。也许比利时的罪过在于,它是欧盟许多机构的所在地。上世纪80年代末,撒切尔正与当时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总部位于布鲁塞尔)主席、法国社会党人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打得不可开交。但更大的可能是因为,比利时一部分人讲弗兰芒语(比利时荷兰语——译者注),一部分人讲法语,因此该国的生存有赖于欧洲大陆的一体化,而这是撒切尔无法容忍的。
你可以想象撒切尔说出这句话的样子:比利时热切盼望欧洲实行联邦制,缘于比利时本身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她还会经常提醒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等人,英国(她实际上指的是英格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已有一千年。
后来的事情表明,与欧洲大陆的糟糕关系将很快让撒切尔的政治生命走到尽头。推行人头税让整个国家反对她,但拒绝考虑与欧洲进一步融合,才是撒切尔被议会同僚抛弃的原因(她指责当时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德洛尔时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这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撒切尔手下财政大臣的辞职,令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有关英镑和比利时人的言论是错的。英国最终还是加入了欧洲汇率机制,但为时已晚,救不了她了。
上世纪80年代的欧洲领导人,童年时期都在二战中度过。科尔把确保德国不威胁欧洲安全作为自身使命,而密特朗认为,这一目标只有通过维持法国的领导地位才能实现。撒切尔夫人有关二战的记忆则是丘吉尔式的,在她记忆深处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个伟大的国家孤独地反抗来自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残暴军队,毫不动摇。
英国的欧洲怀疑主义主要来源于两种情绪:优越感和不安全感。拥有前一种情绪的人认为,一个一直单打独斗的国家没必要与邻国保持步调一致,从而牺牲自己的主权。后一种情绪是因为恐惧,而不是因为自信。拥有这种情绪的人将设立欧盟视作一个卑怯的阴谋,旨在破坏英国的自由,阻止英国实现其雄心壮志。
撒切尔属于前一种人。她对英国全球影响力的信心让她魅力四射。上世纪70年代,英国的民族自信心陷入低迷。然而,曾追随撒切尔夫人全球出访的记者们亲眼看到,撒切尔出访时的受关注度超过以往所有英国首相——不论是走在莫斯科红场(Red Square)上、在东京登上子弹头火车时,还是在白宫与她钟爱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会面时。
在那场臭名昭著的布鲁日演说(Bruges Speech)中,撒切尔猛烈抨击德洛尔建立一个社会党超级大国的计划。但那场演说体现出一种非凡的眼界,这是当今政治家所缺乏的。让民主制度从大西洋绵延到乌拉尔河的愿景领先于她的时代。即使是有关两德统一影响的担忧,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先见之明。至于单一货币制度,她发现了许多该制度设计者们刻意忽略的隐患。
导致那场演说失败的是一些根本性错误。撒切尔与里根一同成功解除了苏联的威胁,从阿根廷手里夺回了福克兰群岛(Falklands),并且阻止了布鲁塞尔方面控制英镑。但她被权力冲昏了头脑。撒切尔在上世纪70年代为亲欧洲立场而努力时,曾将欧盟视为英国争取利益的关键工具。她当时说,欧盟“为英国带来了一些机会,这些机会是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方式获得的”。连续十年担任首相,蒙蔽了她的政治眼光。
预测到重新面对德国问题将令欧洲陷入不稳定局面,这是一回事。认为(撒切尔似乎这样认为)可以通过与密特朗密谋、剥夺已解放的东德民众享受民主的权利,则是另外一回事。至于英美特殊关系,老布什(George H.W. Bush)倒是很快就开始将统一后的德国视为欧洲的天然领袖。
在布鲁日演讲中,撒切尔坚称,自己将战斗到底——这位个性特殊的女性,绝不会愤愤然旁观布鲁塞尔方面的行为而不发一言。保守党强硬派的怀疑者队伍日益庞大,面对他们的压力,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则一直采取一种与撒切尔不同的方式。卡梅伦政府一直缺席有关经济一体化的讨论。通过支持欧洲单一市场,撒切尔显示出英国能够如何影响欧盟。然而,如果说她在布鲁日演讲中曾大胆反抗,如今的英国保守党领袖则倾向于失败主义。他们似乎在表达这样一个观点:英国是一个受害者,因此,它最好离开。
当然,这个国家守住了自己的货币——宝贵的英镑。如今,英国政界所有人都会庆幸,自己抵挡住了比利时人的“入侵”、没有加入欧元。然而,看看英国经济可悲的现状,很难判断不加入欧元给英国带来了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