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杜琪峰“打开内地电影尺度”：恶趣味大杀四方

　　孙红雷和古天乐，在片中分别饰演一个“不眠不休”的警察和一个“坏到极点”的罪犯，被认为有别于“银河映像”以往的电影风格。 《毒战》剧组 供图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在试探性的两部电影《单身男女》和《高海拔之恋》后，4月2日上映的内地公安题材警匪片《毒战》成了“银河映像”在内地的突破性尝试。杜琪峰说，《毒战》其实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国产片。

　　某种意义上，《毒战》被称为“打开了内地电影的尺度”的确不为过：毒贩烧人民币、挂着国旗的“毒船”集体出海、两次将公安全部杀光，以及最终全程展现注射死刑过程等情节，让《毒战》的口碑始终因“挑战审查底线”而居高不下。上映五天，票房已过8000万。影评人魏君子甚至称《毒战》为“恶趣味、重口味、高级黑、大杀四方，守住了银河映像元气，完全没有之前看合拍片唯恐删减阉割之忧。《毒战》不是港影北漂，而是杜琪峰北伐”。

　　“我感觉很多东西就是要把握这个时代里人的心态，加上原有的风格，不是不能改，而是要看你怎么改，改的程度如何，不能因为怕麻烦或者完全妥协于政策。你要清楚你来是做什么，是来完成一部电影，要清楚这部电影对你有多重要。”《毒战》上映一周，依然在为电影四处奔波的杜琪峰、韦家辉在上海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最重要是要保持自己，除非你是烂导演。香港导演北上之后改变风格我看得多了。”

　　但面对赞美，“银河映像”双雄杜琪峰、韦家辉谈得更多的还是审查带来的“痛苦”。“我们进入这行以来，没有这么担心过，因为香港根本没有审查。”杜琪峰说。

　　在这个过程里，两人已经越来越清晰什么可以拍、什么不可以拍—“古天乐不能不死，那是不可能的，他一定要被绳之以法”、“（电影里）内地的地名天津、广东，就要变成假的津海、粤江，但香港就可以是真名，因为没有人会说香港不可以有贩毒”。

　　迟迟不来内地的杜琪峰终于还是来了，尽管《毒战》的国内宣传海报上甚至都没有了“银河映像”的logo。

　　“我们是制作方，《毒战》不是合拍片，是国产片。”杜琪峰如大佬一样拿着雪茄说，“因为中国内地的市场真的很大。香港就是新界、九龙、香港岛，一个多小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就走完了，如果创作要宽，地域也要宽。内地有一点不好就是要送审，但是也没办法，香港虽然自由，但是资源又不够，观众又不够，这两个要自己去平衡。”

　　杜琪峰×韦家辉：“香港黑社会70年，都是选出来的”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先拍爱情片古装片作试探

　　时代周报：相对其他的香港影人来说，你算是进入内地比较晚的一位，我也看过访谈，早两年你还是比较犹豫？

　　杜琪峰：我第一部电影就已经在内地拍了，那还是1978年。到1994年、1995年最后一部来内地取景的是刘德华的《天若有情》。那时候我拍完之后感觉真的很痛苦，这边工作实在不专业，然后我说以后我都不来了。但是从1995年到现在，整个电影圈的改变是很大的，不光是各大影视集团变了，而是整个制度都变了，唯一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送审。

　　我们不是犹豫，几年前我们已经希望能够过来发展电影，但还是要先来做一做、看一看，才能发展后面的事，所以就拍了《单身男女》和《高海拔之恋》。这两部算是我跟韦先生正正经经进来（内地）看，那时候就想到要做公安电影了，找了很多资料。其实四五年前就讲过我们要过来发展，但并不是没有准备而来的，一定要准备。选择公安电影是很难的，但是我跟韦先生也希望能够做打破一些东西的电影。我们先开始拍爱情片，一定不难通过，拍古装片，一定不难通过，但我们希望挑战不同的类型。当初也有很多人讲，公安电影在内地很难拍出来，早就有人提醒我们了。

　　时代周报：后来是怎么确定拍缉毒公安的故事？

　　杜琪峰：如果这部电影完全说一个好公安、好公安的话，我想在13亿人里，会有90%以上的人都扔我鸡蛋。所以韦先生的设计就是，希望讲一群不是你们平时街上常见的公安公安，而是缉毒公安，他们是公安中的精英，他们尽忠职守，无私奉献，他们离观众比较远，可能拍出来大家就没那么反对。

　　时代周报：不过听说第一稿剧本大纲和后来《毒战》的故事很不一样。

　　韦家辉：我们当初的第一稿是从天津，然后到湖南，到广州、云南，就像公路片。利用中国内地跟香港不一样的，内地很大，想利用这种地域。而且不是所有公安都死在天津，只死了几个，但是钟汉良他们（广州公安）没有死，他在第一稿里面甚至都没有参与到天津的枪战里。天津的公安都被古天乐打死了，然后古天乐跑了，他们就追到云南去抓古天乐。最后在云南，他们要弄死古天乐，原本的剧本是这样的。

　　时代周报：那为什么后来大部分都在天津拍了？

　　杜琪峰：我们本来想天津的冬天都是雪白的，讲对白都有烟喷出来，车也会喷烟出来，画面很好的。但是去了两个月都没下过雪，钱也花掉了，最后逼于无奈，韦先生只能把整个故事的大部分改成在天津发生，实际上我觉得原来的版本更好看。

　　（图：杜琪峰在《毒战》片场。 IC 供图）

　　与以往风格“差异大”

　　时代周报：《毒战》在拍摄风格上跟你们以往的电影是很不一样的，没有了浪漫，变得非常写实。

　　杜琪峰：要看具体的电影主要想表达什么东西，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但还是要问自己，用这种方法去做，你想要的是什么感觉。如果用太强风格的电影手法，娱乐性就会比较低，基本上观众更希望看到紧凑的电影，很想追剧情的发展。而且贩毒的题材比较真实，我们讲的故事是围绕这个真实题材的。因为这个电影创作的理念就是希望真实，如果加进去太风格化的东西，可能就没有那么真实的感觉，有些不实际的画面就会出现。

　　时代周报：网上的确有人评论《毒战》很多细节上都非常真实。比如广州来的公安（钟汉良饰）没钱回去，跟同事借钱，因为一路从天津开车回广州要交太多过路费了。

　　韦家辉：真的吗？因为我们在跟很多公安聊天的时候发现，中国公安的工资都不太高—如果他不贪污的话，跟毒贩比起来就是天差地别。所以我们设计了毒贩在那里烧钱，两个从广东过来的公安，因为一路很多收费站，钱都花光了，要跟同事借钱。还有一些案例，比如“大聋”、“小聋”两个毒贩被设计成“聋哑人”，是因为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毒贩都喜欢用聋哑人，因为被抓也不会讲太多东西出来，有些案例就是这样的。

　　时代周报：电影当中还出现了很多摄像头，一开始路口的监控摄影机，还出现了微型摄影机，这种摄影机以前在你的电影中很少出现。

　　杜琪峰：因为这是内地嘛，内地现在用很多摄影机。香港没有这么多，隐私很重要，不能这样监察。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内地的新闻节目，很多破案在香港都不可思议，犯罪过程怎么可能被摄像头拍下来了？我们发现内地那么快就可以看见事发，机器一定是很早就装进去的。一般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人冲进去拍肯定也是从一半开始，但是你看这些很完整，从没开始就有，不止在大路上，小的路上也有。这是内地的特色。

　　时代周报：在故事人物的处理上，与两位以往的电影风格相比，《毒战》的差异也很大。比如古天乐饰演的毒贩，坏得非常极端，但你们以前的电影里坏人往往还是会保留一些人性。

　　韦家辉：其实这个人物对老婆还是有感情的，不然不会在她死了之后烧钞票给她。但他是这样的，如果你快死了，他是不会救的，比如制毒工厂爆炸的时候，他老婆在里面，他不会把她带走，他会跨过她走掉，不然他也就死掉了。我觉得身边也有这样的人，他不是很坏，但还是爱自己最多。

　　杜琪峰：我们有拍制毒工厂爆炸的经过，但是拍完之后做剪辑的时候去掉了。太长了，从三个多小时剪成两个多小时，所以中间是有一些感情戏的，比较慢的就不加进去。

　　时代周报：那为什么把孙红雷饰演的缉毒公安设计得这么完美，是一个没有任何缺点的公安形象？

　　杜琪峰：因为他是内地的公安嘛！其实是为了跟古天乐形成反差，他是一个不眠不休的公安。拍之前很多公安告诉我们，他们是不眠不休的去抓犯罪分子，我觉得把这一点放进这部内地公安的电影里挺好的。

　　“公映的是尺度更大的版本”

　　时代周报：现在大家普遍的评价是觉得《毒战》打开了内地电影的尺度，底线又被拓宽了，你现在怎么考虑尺度的问题？

　　杜琪峰：我们只是希望尽量接近塑造过程里的需要，而且也不能完全没有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风格。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尽量自己调整，不然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行。《毒战》也是这样，我们当初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能不能通过，每天一边写剧本一边担心，这场戏能不能通过，有没有问题，考虑很多问题。剪完送审，最后出结果，我们感觉公安局已经放松很多了，电影局也放松了很多，对这个电影他们是能开多少就开多少。所以很多人讲，这可能是内地枪战方面最开放的一部警匪片。

　　时代周报：但还是听说，你们为了尽可能顺利过审查，准备了两个版本？

　　杜琪峰：是剪了两个版本。先送第一个版本，如果实在不行再用第二个版本。但是没有用到第二个版本，都是用的第一版。

　　时代周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尺度更大的那个版本吗？

　　杜琪峰：对，我们拍了有公安吸毒和完全没有公安吸毒的两个版本，我们送上去的是有公安吸毒镜头的，但是已经通过了，只是剪掉了正面的镜头。还有一个版本是完全没有公安吸毒镜头的。

　　时代周报：的确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还留着。比如香港的7个毒贩，做决定是用投票的方式。

　　杜琪峰：香港黑社会70年了，他们都是选出来的。香港很多事都要投票，谁票多谁赢。审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从你这个角度去想。

　　时代周报：海润影业的老总刘燕铭是《毒战》的制片人，他在整个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杜琪峰：他以前拍了很多公安的电视，所以他对这方面是特别有经验的。我们也不去见那些送审的人，因为我们去很多时候也讲不通，所以很多靠他去见。

　　韦家辉：刘总很有经验，很多时候我想到的情节都去问他能不能通过，他这个人很开明，他就说你们先拍吧，不要想太多，我们就相信他先去拍，因为他经验很多。

　　时代周报：《毒战》从上映到现在，大家最关心还是“银河映像”这个香港制作团队遭遇内地电影审查制度的问题。所以直接地问，审查制度到底对两位的创作有多大的影响？

　　杜琪峰：很大啊，大到韦先生长期都在担心到底能不能通过。我们进入这行以来，没有这么担心过，因为香港根本没有审查。

　　韦家辉：你创作一场戏，拍一场戏是没有人管你的，电影局也不会管你，但你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全部拍完才能拿去终审。枪毙了就不好了，所以在拍一场戏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想能不能通过，但是问得太多、想得太多，可能就不敢走得太远。很矛盾，最后我们还是觉得大胆地去做，然后看结果，不要太“自我审查”，结果出来后，电影局还是比我们想的要开明了。

　　时代周报：所以现在算是已经找到了一种既能够保持自我，又能够适应内地的环境的方法？

　　杜琪峰：我们希望这个（《毒战》）就是。在电影审查方面，五年前感觉要抓得更紧一点，现在有些不能讲的东西也放开了。时代进步，电影不能不进步，不能不跟人生的过程有关系，所以电影从紧到松是时间问题，十几年来不停地放，现在电影开始有票房，越来越厉害了。这条路在慢慢走，好过没有变。

　　担忧香港观众会感觉“不真实”

　　时代周报：这个片子在内地和在海外放有区别吗？

　　杜琪峰：没有，只有罗马影展有一个版本，最后古天乐打毒针行刑（注射死刑）的过程中，古天乐为了活命还在不停地“出卖”别人，还有那些毒贩，在哪里我可以戴罪立功……那个版本黄奕演的女警是没有死的，她等到古天乐死了以后告诉其他人去抓人。但是后来我们了解到，公安局不允许刑警在行刑现场，说不符合法律规定，这些应该是法院的工作，公安不可能在场，所以就剪掉了，就是那一段不一样，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时代周报：但是这样一来，《毒战》里面全部坏人都是香港人，好人都是内地人。这部片子在香港上映，里面的反派全部是香港人，最近香港和内地又出现了一些摩擦，你会有担心吗？

　　杜琪峰：以前有内地人到香港去打劫，湖南帮什么的，现在都没有人到香港来打劫了，都是香港黑帮到内地来。有些黑帮在香港已经没办法活下去了，好一点的、技术高一点的都在澳门，大部分的赌场都是由有背景的人来做，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反过来的，好人都是香港人，现在变成坏人是香港人。

　　我感觉香港的观众会不相信内地的公安是这么努力、这么英雄的，这一点很难讲，这不是我们拍得好还是拍得烂，而是他们有一种观念，是内地公安给他们的印象。

　　韦家辉：在做资料收集的时候，我们发现缉毒公安还是很用心的，每年都有缉毒公安牺牲，很辛苦的。

　　杜琪峰：但香港人看到的不是这样，他们不可能看到缉毒公安，看到的都是一般的公安。去年反日游行的时候，他们的印象是内地人在街上第一个推倒的就是警车。

　　时代周报：“银河映像”接下来的工作重心会移到内地吗？

　　杜琪峰：要看是什么题材，如果题材对就过来拍，如果不行就没办法。讲鬼神的一定不行，宗教的一定不行，太暴力的也不行，三级的不行。还是要看构思是怎么样的，才能决定来不来。

　　时代周报：那会不会担心，作为曾经神话一样的“银河映像”，香港电影的标杆，北上之后会有所变化？

　　杜琪峰：基本上很难变的，它有自己的风格，过来拍电影还是要面对送审的问题，但是不能改变太多自己的东西。我们是这样的，有什么可以在内地拍的就拍，黑社会不可能在内地拍，那就回去香港拍，能来拍的我们一定来，因为内地的市场真的很大，而且中国要拍的地方很多，比我们的题材更丰富，很多题材都可以从不同的线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