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H7N9发现新型禽流感病毒的30天

疾控系统的“临战状态”实际从2月26日开始，在媒体就不明病例“辟谣”的同时，对新型病毒的检测工作正在紧张而“谨慎”的进行。

3月1日左右，经与已知病毒的基因排序筛查核对，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确认不明病例“是甲流，但不是任何一种已知甲流”。

3月10日，H7N9被初步“捕获”；3月29日，国家疾控中心完成病毒基因测序，确认新型病毒。

“为何3周后才公布首批病例，但看来这更多地与实验室和流行病学分析难度有关而非故意隐瞒。”新华社援引《大西洋月刊》评论并总结说：中国政府显然汲取了SARS的教训。

上海市郊40公里，金山区山阳镇，高耸的防护林将一座占地500亩的医院与外界完全隔断。

这里是上海市政府“2004年一号工程”，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H7N9病毒被首次检测、分离和确认的地方。

2013年3月10日前后，H7N9——一种不属于所有已知亚型的、全新的甲流病毒，在一个70人的课题团队近半个月的紧张筛查之后，被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初步确认。再经“一丁点误判都不能有”的反复核查之后报送国家疾控中心，H7N9于3月29日被最终确认。

在新的病毒被捕获之时，88岁的李成和27岁的吴亮亮已经成为H7N9最初的牺牲者，两人均病逝于上海闵行第五人民医院。

不明病例是从2月下旬开始出现的，为了应对随之出现的恐慌，上海多家媒体在3月8日刊发卫生局的辟谣稿件称：“近期呼吸道感染患者增加，与季节变化有关”。

疾控系统的“临战状态”实际从2月下旬已经开始。2月26日，在首个不明病例入院的第二天，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副主任卢洪洲就被请到五院会诊最初发现的病例，样本检送和病毒筛查程序随即启动。

“这可能是一种未知的新型病毒”，在电话中卢洪洲告诉同事。

捕捉H7N9的30天开始了。

隐形的“对手”

家属称：医院对李成采用了“全覆盖”式治疗，按疑似病例用不同的药治，一个一个地排除，又一个一个地尝试。

2013年2月19日，农历新年的余韵尚未散去。上海闵行开发区附近的一处老式公寓里，88岁的李成有点咳嗽，痰也不少。

对这个山东老人而言，偶感风寒并不奇怪，况且，55岁的七儿子和69岁的大儿子先后生病住院，家里将近半个月没人。要不是大儿子放心不下，25日晚连夜从医院赶回来探视，没人知道老人发着超过38度的烧。

此时李成已负病一周了，大儿子不敢怠慢，急忙将父亲送到自己和七弟就医的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下简称“五院”）。次日，李成远在济南的三儿子接到大哥紧急电话，赶来上海。

正当李家忙作一团时，几公里外，27岁的江苏盐城人吴亮亮正开始新一年的生意。这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来上海不过1个多月，带着挣钱养家的平凡心愿，刚熟悉了景川菜市场的环境。

他和妻子吴晓雅在这儿卖猪肉，冷鲜的，从江苏泰州送来。初来乍到，吴亮亮总是守在摊位上，很少走开，妻子也只是偶尔去旁边摊位买点蔬菜。

尽管相隔十多米就有一对相识的江苏老乡卖活禽，吴晓雅和丈夫却从未光顾，也很久没吃鸡鸭。和他们一样，李成牙齿不好，连肉都不碰了，除了几周前在超市里买过一只叫花鸡，还是给儿子吃的。

和大多数中国寻常百姓一样，吴李两家对禽流感是既熟悉又陌生，电视里听过不少，却又像是远得没边的事儿。但这一次，一种后来才被查明的代号为“H7N9”的陌生流感病毒悄然降临他们身上。

即使是专业人士，此时也没有意识到新“对手”的威胁——按照科学家后来的研究，人体对H7N9病毒缺乏抵抗力，一旦侵入，很容易危及生命。

在生物学中，流感病毒分甲、乙、丙三型；其中甲型流感病毒以H×N×的形式标记（×为数字），H代表病毒的血凝素蛋白（HA），有16种亚型；N则代表病毒的神经氨酸酶蛋白（NA），有9种亚型。不同的组合，形成了135种不同的甲型流感亚型病毒。这些流感病毒一般选择禽类作为自然宿主，只有少数袭击过人类。

因而，李成入院之初，五院的医生在病例上记录：李成除了发热外，还“神志清、口唇红润”、“两肺叩诊呈清音”。

医生们怀疑他们感染了甲型流感，对他们采取了隔离措施，但闵行区疾控中心把能测的甲型流感亚型全都测了一遍，结果均为阴性（即都没有感染）。李成的三儿子称由于病情不明，医院对父亲采用了“全覆盖”式治疗，也就是按疑似病例用不同的药治，一个一个地排除，又一个一个地尝试。

失效的“密码本”

这种筛查核对方式被卢洪洲解释为“对照密码本”，但检测结果又不在已知甲流亚型之列。“这可能是一种未知的新型病毒。”

一家三口齐住院的迹象还是让医生们不敢怠慢。2月26日，卢洪洲被请到五院，参与会诊。

作为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副主任，卢洪洲对甲型流感并不陌生。2009年5月，墨西哥爆发甲型H1N1流感病毒（俗称“猪流感”），他就曾受命随中国包机前往墨西哥，接送滞留墨国的中国游客。

那次波及全球的流感在SARS之后再次促使中国疾控领域提升了应对水平。在卢洪洲临危受命的那个5月，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吴凡明确表示，上海各区县疾控中心负责检测流感是否为甲型，其亚型则交由市疾控中心——它们均具备确诊的能力。

但这一次，既有技术和经验却率先遭遇了挑战。卢洪洲参与会诊后，对已知亚型的检测均为阴性，即排除了感染这些病毒的可能。“但是临床表现来看确实是病毒性感染。”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向市里送检样本的程序随之启动。卢洪洲在电话里告诉同事，“这可能是一种未知的新型病毒。”

在一片未知中，疾控人员开始了最初的探索。两根塑料杆拭子伸进李氏父子的嘴，同时擦拭他们两侧的咽扁桃体和咽后壁；扔掉塑料棒，拭子头被浸入含有3毫升采样液的试管中，旋紧盖子，咽拭子标本制作完成。

血清标本则来自抽出的5毫升血液。在室温下放30分钟，用离心机以1500到2000rpm的转速离心10分钟，就能用2毫升的无菌螺口塑料管收集血清了。

李氏父子还被要求坐立、深咳，以便收集痰液；其胸腔、皮肤则被穿刺，以取出胸水和肺组织活检标本。

一切就绪后，所有标本被装入低温瓶，颠簸四十多公里，来到位于市郊金山区山阳镇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这是一座占地面积超过500亩的医院，高耸的防护林将外界彻底阻断，一幢幢奶白色西式别墅楼被渐绿的草坪隔开。这家超规格兴建的医院的诞生，得益于2003年SARS阻击战，被列为2004年上海市政府一号工程，是如今上海对抗病毒的堡垒。

院门口的保安清楚，这并非医院最紧张的时刻。4年前H1N1来袭时，这里一度升级保卫境地，两扇大门中的一号门只出不进，靠近隔离区的保安甚至被要求穿上隔离服巡逻。

李氏父子的标本被送入医院科研中心二楼北侧的隔离区。这里有全上海唯一一间经过国家认可的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根据应对病毒的危险程度实验室被划分为四级，最高为四级）。

卢洪洲的同事李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实验室全部为负压装置，能够确保空气单向流动。走进实验室内，头顶一个送风口有新风进来，在房间左右两侧墙面离地约20厘米处，则有方形的出风口。依靠这些设备，工作人员有能力对付通过呼吸系统致病的病毒，并“确保绝对无菌”。

一扇隔离门将实验室与公共走廊切割开。李氏父子的标本在这个接近400平米的实验室中被分装。“一份我们检测，一份日后送北京复核，一份则被继续保存。”李峰透露。

筛查被认为是确认病毒的第一步，人类文明的既有经验，让医疗人员已经能够排除感染季节性H1N1和H3N2流感、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SARS、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

这种筛查核对方式被卢洪洲解释为“对照密码本”。上述已知病毒的基因排序早已被人类破解，检测人员只要用一个个“密码本”便能确定样本中是否含有已知病毒。李峰透露，光是“对照”也并不简单，各项检测多达13项。

大约用了三天时间，到3月1日左右，李峰所在的70人团队确认了“（属于李成样本的）病毒是一种甲流，但不是已知的甲流”——经过常用的甲型流感通用引物检测，结果显示阳性，而已有的几种甲流亚型检测都显示阴性。

当病毒在这幢市郊僻静的大楼内初露端倪，李成的病却突然加重了。2月27日，五院调整了用药，还为老人氧疗、平喘、化痰止咳，仍无法阻挡他呼吸的衰竭。

李成被转入住院部14楼的呼吸内科，这里暂时安静，很快就会成为媒体蜂拥而至的焦点。借助呼吸机的强大动力，通过气道口与肺泡间的压力差，氧气被送入老人体内。

在为上海拉响了第一声“警报”后，李成并没有为医护人员们留下太多救治时间。3月4日，老人去世，死亡证明上有“重度肺炎”、“呼吸衰竭”等字样，但病因仍未没彻底弄清。

信息焦虑

中国是首个面对H7N9的国家，全球尚没有没有成熟的先例可参照。

在李成离去的3月4日那一天，吴亮亮恰好也住进了五院14楼；在走廊里，吴晓雅瞥见几个戴着口罩的家属不断进出同一间病房；晚上，消息灵通的病友告诉她，死了两个人。

吴亮亮比李成小了足足一甲子，身子一贯好。3月2日，在发热三天后，他到五院挂急诊，照了肺部CT，医生说，是肺炎。

对这样平常的病人，医生只做了普通处理。可是2天后烧还没去，还开始咳嗽，吴亮亮决定住院，“能好得快一点”。

但事与愿违，咳嗽在加重。5号夜里，吴亮亮咳得没法睡觉，叫妻子凌晨1点多去找值班医生，医生给病人加了点滴。

这个凌晨，所有人都没意识到，刚夺走李成生命的H7N9病毒又一次逼近。

吴亮亮的病情以与李成相似的速度恶化。6日中午，医生突然告诉吴晓雅，她的丈夫病情加重，要转进重症监护室（ICU）。被送进去前，吴亮亮流着泪嘱咐妻子去问母亲借点钱。

这几乎是吴亮亮最后一次与吴晓雅正常交谈，被送入那间四五十平米的ICU后，医生为他戴上了氧气罩，有什么话只好拿纸笔写下来。

在只有仪器“滴答”的重症监护室，吴亮亮在痛苦中与世隔绝，他也无从知晓，一则网络消息正在流传。

3月7日下午，吴亮亮病重次日，微博上有人称，“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出现了几例不明死亡病例，初步诊断为流感，有呼吸衰竭症状，希望院方公布真相。”微博得到大量转发，但原文很快被删除，发布者也更改了名称。

五院和上海市卫生局的反应很快。当天傍晚17时20分，五院就辟谣，称李成“因高龄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而医治无效死亡，其七子的死因则是“重症肺炎、呼吸衰竭”。上海市卫生局也通过官方微博表示，已排除人禽流感等传染病。

这个与日后结果不符的辟谣成为后来公众质疑的重要依据之一，认为有缓报疫情的嫌疑。五院事后回应说，法定的传染病疫情仅包括H1N1和H5N1等亚型禽流感病毒，并不包括当时尚未被确认的H7N9。

国家卫计委在3月31日通报新型禽流感病例时也解释，这种禽流感病毒，是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尚未纳入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

3月8日，上海多家媒体刊发了五院和卫生局的辟谣稿，称专家表示：“近期呼吸道感染患者增加，与季节变化有关。”其中一家报纸的头版是一张春暖花开的照片。

在整个城市陷入微妙的“信息焦虑”时，对H7N9的“侦破”工作当时仍在市郊的那幢大楼内紧张进行。专家们也陷入类似的信息困境，由于这是一种新病毒，几乎没有成熟的资料借鉴。

确认李成样本中的病毒为甲流病毒、又非已知甲流病毒后，李峰所在的应急检测实验室和生物安全部课题组必须自己寻找“密码本”。显微镜下，病毒将会被放大，它的每一个基因和核苷酸都会被逐一测量和比对。

这并非实验室初次面对类似挑战。还是2009年5月，实验室曾成功分离出两株甲型H1N1标本病毒，并通过序列分析，确认其和国际上已公布的“密码本”高度同源。

现在的挑战更进一步，中国是首个面对H7N9的国家，全球尚没有成熟的先例可参照。

悬着的问号

这个病毒能否人际传播成为悬在当时所有人头上的问号，如果是，则不啻为一场灾难。

这段疑云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个更具震撼力的新闻将所有人的吸引力吸引过去。

3月5日，李成将死亡接力棒交给吴亮亮次日，黄浦江上游发现大量死猪。有的漂浮在水面，有的躺上了河堤，严重威胁中国经济中心的水源地。

上海开始在江中打捞死猪，数字从最初的几十头发展到几千头；上海和浙江嘉兴方面为死猪的来源发生了多次争论。

相比实验室里不为人知、面目尚模糊的新病毒，直观的死猪引发了市民集中的关注，甚至直到后来H7N9查明，还有人将两者联系到一起。

香港大学教授、禽流感病毒国际权威管轶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两者无关；但人们的猜测并未因专家们的意见而停止。与此同时，全国两会也正召开，吸引着举国目光。

在这番热闹的映衬下，吴亮亮走向死亡的脚步显得悄无声息。

从3月6日晚上起，吴晓雅就在医生要求下多次外出购买医院里没有的“特效药”——“人免疫球蛋白针”和“25%人血白蛋白针”——一针数百的昂贵药物未能阻止病情恶化，从肺片上看，肺部“白掉”的部分越来越多。

吴晓雅每天都要进ICU，医院只发了个绿大褂，鞋套是跟医生要来的，口罩还得自己下楼去买——10块钱1袋，很薄，一次得戴俩。

8日晚上，听见护士与妻子谈话后，吴亮亮在纸上写道：“我病情严重了。外面有什么人？”

他已感受到死亡的召唤。3月9日晚上，丈夫开始发肿，人也没了意识，第二天再看，脸都发黑了。正午刚过，心跳停止。

吴亮亮至死仍不清楚自己的病因，但在他离去的3月10日前后，这个“元凶”被李峰和他的同事们初步捕获了——李成样本里含有的可能是甲型H7N9流感病毒。

“这个病毒能否人际传播成为悬在当时所有人头上的问号。”李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病毒拥有人际传播能力，那后果就将是SARS重演，不啻为一场灾难。

从这个问题出发，根据在李成身上找到的“密码本”，核对李成两个儿子的样本就成为关键，如果他们感染了与父亲相同的病毒，则H7N9很可能有人际传播能力。70人的课题组团队几乎24小时连轴转，险些虚脱者不下三四个。

幸运的是，两人体内并未检出类同的病毒，也就是尚无出现人际间传染的证据。

初步捕获了这个尚不具有大规模破坏力的新病毒，这是实验室意义上的重大进展，按规定应该及时上报国家疾控部门复核。然而，在此后十多天时间里，有关确认病毒的消息并未离开上海传向国家层面，这成为后来人们质疑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又一原因。

南方周末记者对此得到的多数回应是“谨慎”。复旦大学一位要求匿名的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得到初步结果后，还需要反复核查，“一丁点误判的可能性都不能有”。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则表示，慎之又慎，也算是中国数次应对高致病性流感的经验集成——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引发恐慌之时，当时的卫生部就明确了复核机制。

在李峰和他的同事们看来，初步锁定病毒的身份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还需要反复验证和了解更多。他们需要更多的样本，吴亮亮的死讯也很快传到了实验室，一起抵达的还有他的样本，经过初步测定，发现与李成感染的是同一种病毒。研究人员决定在完成其余检测后，和李成的病例一同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