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慈善与社会企业的亚洲探索文字实录

主持人Elliott Donnelley：欢迎大家来参加公益慈善与社会企业的亚洲探索，这是我们今天博鳌夜话，我的名字是Elliott Donnelley，我是今天论坛的主持人，我首先介绍一下我是谁，以及这个圆桌对话要谈论到什么问题。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出生在一个有长期历史的家庭，在1864年我的曾曾曾祖父创立了这样一个印刷公司，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印刷公司。我实际上是这个家庭中的五代传人，现在我有机会传承这样一个很长的，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历史，而且成为世界顶级的公司。除此之外，我们在美国是一个成功的家庭企业，而且我也有机会参与中国的事务，在过去的几年中，我觉得我有一部分可以说是中国人了，我是在1988年第一次来中国，一直到1989年到1991年住在中国，最近我经常来到中国，基本上一个月来一次。我经营着第五代家庭投资基金，我对于新的模式，最佳实践，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慈善，以及新的投资方式充满着激情。所以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落到这里参加这样一个夜话，我们有这么多的讨论嘉宾，他们都是世界顶级的公司，来自于世界上一些有悠久历史的，从事公益慈善美国的家族企业，同时还有在中国慈善方面的先驱，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先行者。我们在今天的夜话中要办法三个问题，第一个，我想个人层面中，以及个人我们有什么样的道德方面的责任，我们的一些使命、义务，对我们回报社会有什么能力能够做的更好。这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同时作为一个企业家对于企业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生活的当下世界有很多问题要应对，我想每一个领域的相关方都可以在应对挑战方面发挥作用，除了他们本身完成的使命之外。我很激动，今天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价值观的重要性，不光在一个家族中，在一个企业中有什么重要作用。我不想多说，我要开始今天的论坛。开始一下我们中国现状的讨论。

坐在我左边的是代表着我们新一代的企业家，他不光在投资，在他的房地产事业中起到了先驱的作用，而且也代表着未来中国慈善事业，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趋势，首先我先说几句，等一会儿我会一个一个的邀请我们讨论嘉宾介绍自己，以及他们相关专业的介绍。我左边是王兵，他是非常成功的在技术领域以及其他领域方面的投资者，而且他也是我们所说的爱佑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是中国最大的企业基金会之一，做了令人称奇的保护孤儿和儿童方面的疑难病症治愈方面，我之前参观他们在北京的代表处，看到他们令人惊奇的工作。我们通过他们身上能够看到未来，有时候我们在西方的人，因为我们有悠久的历史，因为这种悠久历史使得我们做事反倒慢。在中国一些投资人，了解到中国可能投资的历史不长，但实际上他动作很快。在这些讨论嘉宾中，我们要谈到历史，在美国，在西方，我们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我想未来确是在东方，在中国，我愿意先由王兵先生发言，告诉我们现在中国慈善事业的现状，以及未来，先由王兵先生开始。先从您这里了解一下，您对现在在中国慈善事业，从一个企业家的角度看一看他的现状怎么样，以及中国在接下来三到五年有什么新的创新的举措。

王兵：谢谢Elliott Donnelley，我把中国慈善现状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知道重要的慈善实际上一直由政府垄断，有很多公务员和准公务员办了很多国家的公募基金会，吸收了大量的社会的捐助，按前几年大概有80%到90%中国的社会捐助，通过公募基金会由进入了中国的财政领域，这是中国的主要现状，是被主要的政府公募基金会垄断。

王兵：2004年中国颁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允许个人可以创办基金会，从那时候开始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到现在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差不多，比公募基金会稍微多一点，但是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按去年的数字，有一半的基金会每年捐赠收入大概在100多万左右，这是一半的基金会，所以处于生存和发展比较困难的状况。

王兵：另外，今天的主题社会企业，因为社会企业是90年代从国际传到中国，中国现在国际企业70%、80%都是两三个人，年收入在50万以下，实际上也是在生存挣扎的边缘。中国整个的公益慈善的生态，我觉得是一个在探索和不正常的阶段，也是在一个发展阶段，当然从2004年以后，有很多企业家成立了基金会，比如我们成立了爱佑慈善基金会，其中我边上的冯仑也是理事。冯仑先生也是阿拉善基金的理事长，他是中国企业家做环保最大的基金会的领头人。逐渐包括壹基金，有成、南都等等一批由企业家组成的基金会，在中国公益生态这部分，逐渐有了一些探索和发展。当然，现在谈到的力量不是很强大，但是逐渐的他们已经比原来现存的小的非公募基金会和社会企业要大得多。假以时日，再过二十年到三十年，我相信在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情况下，这些基金会将成为未来中国的华为、联想和万科。这是大致中国慈善的情况。

王兵：第二，因为谈到社会企业，我想介绍一下社会企业。中国的社会企业现在刚起步，但是在政府政策和法律层面是极不配套，因为大家都知道，社会企业都是以商业的运作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的，所以他的平台和承载体是非常关键的。但在中国现在比较合适的叫民非企业，就是中国一个独创的民非企业，也是在民政机构注册的，但是民非企业投资人是没有财产权，也不能分红，股权也不能转让，也不能贷款，也不能举办分支机构，所以他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而且这些企业领导人基本上有热情，但是没有领导力，这些社会企业规模上都上不去，主要体现在管理的素质比较低，人才的管理，人才的储备都差距比较大，所以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探索和挣扎阶段。假以时日及我相信中国未来配套逐渐完善，可能会逐渐再发展。比较可喜的是，我们爱佑和阿拉善这样的基金会，已经开始逐步参与到中国民间社会企业发展中，爱佑我们成立了爱佑和康，专门改造中国自闭症儿童交易的民办非企业，由我们全资发起的。原来中国民非企业，社会企业做自闭症的都是以家庭的，妈妈们组成的，很小的作坊式的。我们去年9月份在深圳成立以后，未来两个月我们在北京成立以后，我们未来十年将会在全国30个省市，我们要建成连锁的，对自闭症残障儿童综合的服务支持机构，这样在规模、管理上提升这方面。

王兵：在慈善教育方面这些机构很弱小，但是在环境保护，环保领域，中国现在最迫切需要民非企业，社会企业的领域，这些因为比较敏感，他们的发展之路更艰难，而且规模更小。所以现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之路是非常的艰难，而且在初级阶段，可能需要社会，需要政府和需要在座的企业家都伸一把手，把他们做大做强。我从这两方面把中国的现状跟大家介绍一下。

主持人Elliott Donnelley：非常感谢王兵先生，同时当您讲到所做的这些努力，还有背后的这些激情，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我觉得在中国，在全球都有这样的动力。下周在欧洲您到时候可以来参加一个会议，我也会介绍洛克斐勒基金会，进一步建立相关的桥梁，还有进一步促进社会企业的发展。此外，包括如何更好的运用这些社会的资本，以及资本方面的投资，能够带来进一步的影响。我觉得这方面更好的利用社会的资金，进行资本的运作，洛克斐勒基金会在这方面做的很好，在中国还没有很好的相应合作伙伴，我觉得您到欧洲，通过这样的探讨可以跟一些国际性的合作伙伴共同的把这样的理念落实，并且在中国进行推广，非常感谢您给我们介绍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我左边这位先生也是非常有资历，而且非常有创新的企业家冯仑先生，我记得2007年在北京见到冯仑先生，通过您进一步资助阿拉善基金会，还有王石先生到硅谷的一次到访，这有一轮历史，当时慈善在中国发展还是比较早的，但是我看到在冯仑先生的支持下，他非常快速的抓住了这样的理念，并且开始把这样的理念落到实处。大家大部分人也知道，我觉得会有一个所谓的九二现象，其实在1992年之前，1991年的时候冯仑先生已经在创立他的万通集团了，那是一个所谓的帝国时代，还有民生银行进一步的推动，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做慈善事业的人士，所以我觉得邀请您来这里真的是太恰当的一个选择。对于环境您有自己的激情，同时对于文化之间建起桥梁，您也是充满这样的激情，在美国建立了一些中国俱乐部，我也期望能够看到这些中国俱乐部在美国的成功，所以非常期望能够在这里听一下您的真知灼见，如何评论慈善的发展？尤其对于环境方面保护，有什么样的挑战，有什么样的机会，在这方面作为一个先锋者，先驱者，您的愿景是什么样的？谢谢。

冯仑：很高兴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我还接着王兵的说，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是一起做的。现在中国公益慈善方面，从民间社会来看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骄傲的，因为到去年为止，如果我们社会有100块钱善款，其中民营，民间有65块钱。但是如果民间有100块钱贷款，民间只有30块钱，我们只用了30%的社会资源，但是又奉献了65%公益慈善的捐款，也就是说相当于公营部门，国企，国企可能支配了超过50%以上的贷款，但是他的捐款才不到35%。从这个角度来说，刚才王兵讲到，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公益慈善的现状，和国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比，和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比，在公益慈善方面我们还有欠缺。但是从我们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历史上看，以民营企业，民营经济这样的发展环境来说，我们能够迅速的在不到十年内，远远的超过公营部门做出这样公益慈善的努力，其实是非常值得大家鼓掌的一件事。

冯仑：这个过程中有三个方面非常有意思，现在公益慈善基本上是三个板块，第一个，传统的公募的公益基金和少量的公营部门下面私募基金，这部分大概1400多家，这部分应该说叫看起来日薄西山，不能说人命微浅，但是现在的确被郭美美同志搅合的不算好，整个他的公信力、募款能力，治理和运营方面，现在出现了的确这几年往下走。

冯仑：第二个方面，由企业和私人发起大量的私募的公益基金，这部分确实朝气蓬勃，如日出东方，整个看起来比较红火，像王兵领导的爱佑华夏，一年做心脏病做到1万例，全球最大。阿拉善有300个企业家，我是轮值的主席，我只当两年的职，接下来由别人做，这个变成全中国最大的环保机构，全中国如果有100块钱用于环保，阿拉善大概要支出50到60元，也就是说阿拉善在民间环保市场上占到50%到60%，民间草根的环保NGO有将近500家，三分之二都用过阿拉善的钱。当然这个跟全球比规模很小，美国在民间环保资金有60亿美金，中国不到1亿人民币，但是阿拉善的份额非常大。还有壹基金，这个基金会在中国救灾市场上是最大的，这个基金会主要是做救灾，其他领域做的很小，壹基金在救灾领域做的最大。中国第二个方面由企业和私人主导的私募公益基金，这几年在治理结构，专业领域、专业人士、专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而且在市场上越来越活跃。

冯仑：第三个方面，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本身是一个新的，在公益领域里一个创新模式。刚才王兵讲的，是商业的形式，但是他的目标却是惠及社会而不是惠及股东，这个在中国目前也有很多社会企业开始做一些实践，这样把商业的效率和经营模式带到实际的社会改变过程中。这个在中国目前非常小，小周告诉我一个数字，在英国2009年有了6.2万家社会企业，一年有240亿英镑，我们国内应该说刚刚开始，刚才王兵讲每一家平均才50万人民币，这是一个过程。

冯仑：中国目前在慈善方面我讲就是两句话，第一，作为民间的公益慈善值得骄傲，因为他远远超过了公共部门做的贡献。第二，我们这三大板块里，在私募公益基金和社会企业方面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而且未来在这两个方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值得大家期待的。

冯仑：至于我个人，刚才看到陈董事长非常高兴，我们所有企业界的朋友，以企业治理的经验参与到私募公益基金中，我们参与的基金最主要贡献两个方面的经验，第一个方面，我们在治理方面比较重视，这个治理无非是说他们彼此角色之间的法律关系，包括专业性、透明度，包括所有管理过程中的效率，这部分应该说企业家目前领导的公益基金都表现出他治理方面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以及包括各个排名中我发现都很靠前。王兵领导的爱佑基金，在治理方面是四颗星，民政部把他从北京是弄成全国的，这就是治理方面非常的创新。

冯仑：第二个方面，贡献的我们在商业模式方面，我们做生意比较讲究商业模式，做公益我们就是公益的模式，像爱佑这样非常成功，他是个平台模式，他不是一个纵向模式，也不是说见到人有困难掏出钱来给他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就这么简单，他建立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个生态体系，大家谁愿意做，你把你的爱心搭在这个平台上，他立即看出效果。比如你想把河南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事包了，你把钱给爱佑，爱佑像流水线一样生产，像马云电子商务平台一样，你把钱放上面，马上那边就有人，一系列流水线的作业，把小孩一个个找出来，先天性心脏病。全国一年又20万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其中有5万是家庭很困难的，爱佑做了20%，就是1万个，所以他有这个平台，他会把这些人找出来，找出来你还得找到医院，找到医生，排出手术最后做完，做完了还得告诉你信息，这1万块钱对应是哪家孩子，这个孩子跟他联系怎么联系，今后他的生长发育和未来情况都能知道，这是一整套模式，这个是企业家非常擅长的，能够把模式运作的非常好。正是这样，我们一直积极参与各个公益机构的活动，希望把我们在企业治理和商业经营中一些经验运用到公益领域，提升他的效率。

冯仑：我们的价值观非常简单，在发展个人的同时惠及社会，我想这是所有企业家特别关注的一点。我们自己发展，同时给股东回报，更重要的是要惠及社会，我们的利益相关方，同时也使我们企业和个人在生存和发展中，对社会提供更多有意义的帮助。我们的力量很小，但是我们只能关照到我们周边的一些，如果我们力量大了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希望我们能够和大家一起探讨，做更多的事情。

主持人Elliott Donnelley：接下来一位也是我个人非常亲密的朋友，尽管最开始的时候是2007年在纽约的时候才见到他，但是也是相识恨晚，之后也到她共同领导了一些慈善的工作，还有洛克菲勒先生，和他们家族之间也有各种各样共同合作的渊源，尤其是启动了现代的慈善，尤其对她的关注，Peggy 女士真的把洛克菲勒家族高贵的血统承接吓呆了，她的心在碱性着慈善的灵魂和精神。除此之外，Peggy你们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关于慈善的价值观，尽管来自洛克菲勒这样的家庭，但是她每一次都带着高贵的谦卑，她永远让我觉得是谦卑最为亲和的那一块，高贵的，典雅的女士。比如听到郭美美的事情，导致第一部分资金的下降，让我们重新考虑慈善过程中最基本的道德观和价值管，尤其是企业家如何能够以商业模式的方式和良好的管制处理这个问题，Peggy来自于如此好的一个商业的血统和传统，洛克菲勒家族是如何沿袭这种家族的，高贵的，典范的商业模式，进一步促进慈善方面的管制。

Peggy Rockefeller DULANY：非常感谢你的溢美之词，各位晚上好，最开始的时候我想这么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上，如果这个社会纤维结构不是非常的整合，不是非常的结实，总是会出问题，我的爷爷和我的祖父，和他们那一代的企业家开始建设他们企业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争议，有些人的钱太多了，有些人的钱务实在是太少了，这会使得这个社会中的压力不断的增强。在我的祖父过世之后，这样的争论还在存续，他大概在45岁不再赚钱了，而是做慈善事业了。从最初希腊语的理解，慈善就是对人类的嗜爱，他从最初的原则一路追随下来，有的时候慈善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就变了它最初的本意，变成了给钱。其实我想再回溯到慈善最初的本意上，那就是对人类的普爱、博爱，人总是处在社会上不同的角色和情况中，有些人可能很多钱，有些人可能没有太多的钱，没有钱的人可以以他自己的方式向社会进行贡献，比如安全感，比如在这个社会中有一个好的生活，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彼此之间有多大程度上支持彼此，有多少的社会资本可以被我们运用，所以慈善并不只是说有钱的人给没钱的人钱，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以最好的方式参与过来，并且在参与过程中不只是带着钱来，而是带着他们的心，带着他们的激情，带着他们的才能，他们的技能，这是用心，用脑去做的一个事情。

Peggy Rockefeller DULANY：可以使用这种商业模式促进社会因素的实现，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他们可以让自己的亲朋好友也参议进来，并且把他们的价值观传输下去，传给我们的后代，因为如果说在待系之间这样一个慈善理念不能够传递，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持续化的使得这种社会的凝聚力得到增强，我觉得好心的人，还有对这个社会做出承诺的人，要这种持续的方式才能星火代代相传。

主持人Elliott Donnelley：非常感谢Peggy， Dupuy-Casterets先生最初是来自于政府背景的，之后又开始做关于战略性的一些咨询工作，现在是在为一些危机管理做相关的咨询工作，有很多时候当人们关注慈善模式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到是美国的慈善模式，大的企业富有的这些慈善家，他们可以拿很多钱投资于公民社会，体现他们很好的社会责任。我想当我们看慈善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到国家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的历史中，实际上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在社会财产，或者社会物品，以及社会的财富怎么能够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私有市场中应该滋生公民社会不断的增长，但是他只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角色。我们一般会看到欧美的模式，欧洲是这样，政府他们提供很多的物品，或者服务，以及指导，同时也给予这些企业家和慈善家很多的帮助，同时还有一些志愿者的帮助，我们也希望在欧洲一直是以这种方式开展的，比如个人、政府、企业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在提供公共货物，或者公共服务给大家的时候。我想在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你认为有些问题可能是更加关注于美国模式的，我很高兴你能够代表欧洲来到这里。

Arnaud Dupuy-Casterets：谢谢，我是一个法国人，我的英语不是很好。像我说过的一样，你问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想说是的，法国的系统体制是一个非常欧化的系统，你刚才已经说过了，比如捐助，或者这种法国的慈善，你要很好的把它解释出来就是税收。法国人我们交很高的赋税，相反我们也就认为政府的领域管理这些问题，慈善是政府该管的，所以我们在法国有慈善活动，我们也有家族，他们捐助，但是我们的基础，比如从根上来讲关于教育、儿童保护和一些艺术基金会，等等所有这些社会的行为都是由政府去管理的。这是我们的文化背景，因为文化不同，不管怎么说也有企业的慈善活动超过个人层面的。

Arnaud Dupuy-Casterets：我想说一下在欧洲以及法国是什么样的角色？如果大家记住，四十多年前我们有一个法国人说过，业务在商言商，很明显现在不是这么回事了，无疑我们所说的企业社会责任CSR，他意味着一个企业要不断适应周边环境的变化，要听取公众的声音，因为我们采取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方法，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同的举措，亚洲的举措我们都应该加深对他们的了解，我们要了解到公众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意见，以及公众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望。

Arnaud Dupuy-Casterets：比如说我们现在谈论到环境，在我们欧洲CSR的政策，环境保护是我们的核心，以前政策说好像CSR对环境的保护按照政策应该是第三个支柱，但是现在应该是首要支柱。我们的想法就是把经济活动中这些负面的因素，把它取代掉，这个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在欧洲、法国面临着一个环境，越来越多的人口增长，大家希望减少人类的活动，少建厂，减少污染，因为污染会伤害水、土壤和空气，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很敏感的问题，因此我们公司对于这些问题也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公共的舆论一谈到这些问题就变的很敏感。我想这也是在美国和欧洲，我们体制方面，还有亚洲体制方面最大的差别。但是在一个全球的世界中，我想我们应该这样想会比较有趣，我们要想公共对我们有什么样的需求？他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对于企业怎么能够满足公共的需求，比如有环境方面，我们企业是环境、社会、舆论等等方面的支柱。

Arnaud Dupuy-Casterets：对于社会环境来说，同时回答你的问题，我想再重申一下，政府的活动在我们法国是起主导作用的，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们实际上有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我们说到的是一种互助社会，没有董事，人人都是利益相关方，比如大家应该了解到，45%到60%的银行，以及保险行业在法国都是我们所说的互助社会，他以互助基金的方法建立起来，他并不是一个私有企业。我想这一点可能是很有趣的，这在法国人思想中做生意时是根深蒂固的。

主持人Elliott Donnelley：非常感谢，我想下一位发言人应该是张路，我们很有幸邀请他来到这里。我们知道他的企业和我的家族企业渊源是很久的，他的祖父认识到我的祖父，我们知道在社会项目中和其他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中都有共同的交集。我想他能够从一个跨国企业角度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说到你的企业做的特别好的一点，你既在你的行业中做到翘楚，你们企业有7万员工，在1846年成立，有很长的历史。同时你们有很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像刚才我们发言人说的，我们的企业有社会的一个角色，但是在长久历史中，我们有企业责任，我们要为社会做重要的事情，我想我们两个家族企业首先要把我们企业放在我们家族之前。你的企业我们刚才也说了是1971年成立的，我想在这个漫长的发展历史长河中，你们一定对企业社会责任，不光对你员工，对股东有责任，对你的客户有责任，同时你可能也很有经验，怎么把整个全球我们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履行出来，能够对整个世界做一些好事？我想你应该能够给我们从一个全球的企业，美国MWV公司的角度告诉我们，不光是你个人的经历，你公司的经历，作为你工作或开展项目的社区中怎么汇报社会，以及一个企业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更大公众利益付出努力，发挥作用。我想能不能有一个全球的视角跟我们分享一下。

John LUKE：非常感谢你给我一个很大的任务，我会尽量完成这个任务，我可能一开始要说，企业所有的业务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在我们整个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发挥CSR企业社会责任的单元。

John LUKE：我想企业社会责任和CSR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个人来说是很重要。作为企业我非常有幸能够引领这方面的活动，我们有一系列产品活动，尤其我们生产化工产品，CSR是我们所做每一件事核心在企业当中。很多方面对我们成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这个企业一直都希望我们做出努力，能够影响我们那些开展业务办厂的社区。

John LUKE：刚才Elliott提到很多问题，告诉我他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我想大家关注点不一样，有一些人比如在做企业社会责任决策方面，可能有时候有很多的业务，我想第一个业务是我们作为企业一定要履行我们的法律责任或法律义务，因为我们必须同时也要满足我们投资者所期待的，在企业层面中的投资回报，这样我们才能继续我们的业务。但是我在一开始回答Elliott问题的时候我说过，我坚信历史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就会积累出越来越多的业务，随着我们的成长，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单元，我们必须要发挥我们社会责任。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各个国际企业中，他们有时候可能不能达成共识，如果大家能够在不同的冲突或紧张关系中找到一个平衡，创造一个一方面对你所所开展业务的社区创造好处，让他们获益，在这个企业开展业务的工厂和相关社区中，这个紧张程度就不会那么高了，因为每个人关注的重点不一样。

John LUKE：我们怎么样管理我们企业的运行？我们企业管理一定要非常的诚信，每天以透明的方式，看一下我们生产什么样的产品，这些产品在社区中，在社会会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评估他们的环境影响，同时看他们怎么管理他们的供应链，以及重要的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流程，他们怎么对待他们的员工，他们参与社区中的活动，最后我们也要看一下他们慈善活动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需要看待的问题。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这个成功的企业必须在他们推广CSR中所做的工作是非常真实的。我们知道企业社会责任应该和我们企业业务发展战略是一致的，同时我们应该关注于大众他们的利益，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社区人民中建立对我们的信任和相互之间的了解。

John LUKE：在当下的世界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事例，大家有时候会忘记这样做的重要性，他们有时候以自我为中心，这些企业只关乎自己而忽略他人，他们在社会公众方面就做的很差。我们作为一个历史不长的企业，我们在全世界范围中都有业务。美国的历史并不长，但是我们在相对于美国短暂的历史来说，我们有长期在中国、印度、巴西开展业务的经验，比如在过去25年中在印度开展业务。另外，说到可持续发展以及可靠性，同时对于我们森林项目等等，刚才Elliott也说过了，我跟他的祖辈，舅舅和祖父都有这样的接触，我想他们在美国东南部有过这样的接触，我想这个火炬也通过我传递到下一代。这就是我今天怎么看待企业社会责任，除了可持续发展要代代传承之外，我想在社区中，你身体力行的实践，你要支持教育、健康等等事业，而且你生产的产品是最重要的，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来说生产你的产品有很大的灵感干，它对社会有好处。有两件事情要提一下，跟中国参与有相关性，我们开发了一个碳产品，它们能够自动控制尾气的排放，不断的改善我们的空气质量，而且我们也减少了包装。在增加和提高食品安全方面有重大的帮助，我想这些对是对我们社会中有很大的帮助，这都是对中国有帮助的。说到这里我想做一个结论，也想说一下你刚才雄辩的问题，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一些。

主持人Elliott Donnelley：我想他在道琼斯环保指数上有多年的工作经验，非常感谢你这么就参加这份工作。下一位女士我已经认识了很长时间了，她也是中国顶级的一位女企业家，张茵，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社会概念上创造了她的企业，也就是再生纸，再生纸回收之后再次在社会中应用。她的企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也就是说要保护社会中的资源，同时我知道她在她的企业中不光是开展业务，通过她企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努力践行了她对慈善事业的投入我想看一下从一位女性企业家的角度，她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不光是一个女性的视角，而且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建自己企业的宗旨是帮助社会，我想问一下未来您企业怎么能够把你现在的产品线，更多，更深的与社会中的福利事业结合在一起？而且我也想知道，我也想说一下，我们祖先创立的企业是他们的客户。

张茵：谢谢，结合你谈的我想谈两点，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废纸造纸，我们是一个循环的，我很高兴我们选择了这个行业，我觉得废纸造纸是环保的解决者，他不是环保的制造者。我们想想，这个废纸如果不通过环保的处理，完全放到地下去污染，这个水的CEO会到了1000多，通过我们造纸的处理已经变成了80下，国家要求是60下，这个行业非常好，是环保。大家有一个误区，你做废纸造纸是不是有污染？实际上你认真想一下，不把废纸处理好，堆成了山你放都没地方放，更重要水都变成是污染的，这个行业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处理这个环保，更能力循环，把这个废物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产业，在欧美发达国家都是非常好的，废纸循环造纸做的延续的是最好的。在我们国内也是一样，在我进来做造纸的时候，我们只能收到5%的废纸，95%是靠进口的。今天，我们有一些基地已经做到40%到50%的废纸是回收的，这一点我觉得对中国，我自己感觉到对环保的贡献方面是非常满意的，我也希望在我们整个基地方面，都能够用废纸造纸平均在50%。

张茵：大家当然非常关心，我们用废纸造纸的污染，我刚才讲了，作为一个企业来讲，污染是一个企业的责任，环保是一个企业的责任，企业要经营下去，首先环保要优于国家标准，用我的话讲，没有环保就没有造纸，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对一个企业家来讲，环保是最基本的要求，并不是说一个很特殊的要求，我觉得作为玖龙来讲在环保方面是与时俱进的，我们环保会在我们的大门口，你到我们基地看一看都在大门口，我们COD排放量是多少，我们烟雾排放量是多少，骑单车的都可以看到，作为企业家我觉得这是企业社会责任。

张茵：讲到公益，我觉得做公益作为一个企业家，不管大还是小，公益都是一份大小，根据我们的能力做，没有说大的才可以公益。在我们国家可以看到，很多救了人没有留下姓名就走了，我们看到一些病重的大家都会伸出援手，所以我觉得环保无论大企业、小企业，人人都是有责任的，从环保上，不管大的企业小的企业，只要是一种企业社会责任，不光是把自己企业管好，要有一企业社会责任，把环保带到社会上，像玖龙就是这样的，我们办了八届的玖龙学生班，大专学生到玖龙就业，我们连续培训了八届的学生，同时我们在一些偏远的地方给一些爱心午餐。我觉得慈善不是多大多小，我非常赞成刚才Peggy谈到的，我们用心做一件事。作为玖龙做环保，我们的理念是人人都在做慈善，慈善不要说是老板在做，而是每一个人都在做慈善，在慈善方面是要用心做。比如我碰到了灾难，比如玉树地震我们去捐款，你捐了这个用心了，捐了这个款真正用到了，做善事要用心用脑做善事，同样带领你的队伍让大家认同你做善事，你要知道不是你自己做善事，同时你帮了自己也帮了其他人。

主持人Elliott Donnelley：非常感谢张茵女士，接下来是陈峰先生将会为我们结束第一个阶段的探讨，同时海航集团的总部在海口市，也是非常临近我们博鳌论坛东道主所在的地方，同时陈峰先生领导海航集团从1999年到现在，现在已经成为一家最大的民营交通性质的公司，海航公司也是在兑现社会责任方面，在过去几年中捐赠了非常多的资金给予各种慈善事业，所以应该算是我们在这个领域中的大哥了，我如果中文讲的好的话，的确是在慈善事业企业级的大哥，非常感谢。同时这里您一个特殊的角色也是代表博鳌论坛的东道主所在的城市，所以能不能跟我们再介绍一下企业社会责任方面面对的观点以及未来的期望。

陈峰：非常感谢你的溢美之词，感谢主持人给我的赞扬，我全当本土企业环境大家，我是这个小岛上的公司，其他都是我们外来的客人。今天我们一晚上讨论人类很伟大的事情，你看着我们台上坐着这一桌人，来自中外，美国人、法国人都在讨论人类的慈善、爱心问题。而且我们感谢我们的听众，你们花一晚上听我们在这儿白话，有钱捐给人家不容易，因为干企业的知道挣点钱很不容易，又舍得把自己的钱给别人，我觉得这更不容易。因此，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一个很好的主题。

陈峰：我想就慈善事业问题讲三点：第一点，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从来就是社会，人们应该追求的东西。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传承不同，中国历史慈善事业是来自于民众之中，那时候官府很小，那时候县太爷带着印带着师爷就上任了，只不过代表朝廷组织各方。中国慈善事业主要在民间，民间的形式实际上是三大类，第一类，寺院。第二类，宗族、祠堂。第三类，商道中人，那时候他们认为救助天下的百姓，给苦难的人带来点爱心，他们觉得是应该做的。山西晋商有很著名的常家大院，遇到三年连续大旱的时候，这是大家，非常有钱，他开粥棚，他做慈善事业避免慈善之嫌，他说我们做什么善事，谁帮我们常家大院拿一块砖，到我们这儿吃饭，所以把很多爱心融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之中。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延繁到今天，慈善事业是人类本性的自然行动，多少年来人类社会维持到今天，各种慈爱的人，按佛法讲，大菩萨在世间为众生解决困惑。

陈峰：第二点，到了今天，一百多年人类发展到现在的社会，社会科技文明、物质文明，一百多年实际上是欧美国家发展模式在统领这个世界，这个发展模式是充满血腥的，因为从欧洲工业革命船尖炮利，然后殖民地，然后掠夺，完成了积累。完成积累以后一些大菩萨投世到他们家说，不行，这个得赎赎，所以后代慈善事业越来越多了，现代社会把慈善事业变成符合现代社会的形式。欧美国家演变到现在也很不件大，尤其在慈善事业的管理方面做出了现代社会很多有效的形式和有效的组织和有效的工作。今天的中国国家的历史演变不同，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管理全社会的工作，这年头我们党很辛苦，什么都管了。今天上午我参加企业讨论的时候，批评我们政府管的太多。你想什么都管都管得好吗？不容易，你这边又要把企业管好，又把政府自身管好，还要把慈善管好，你想着哪儿有那么多人才？肯定管慈善往往是社会“边角料”水平的干部。我不是讲人家水平低，我借王兵的话，管慈善这些机构和人员偏弱，因此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这个社会在演变中，逐步能够把很多功能交到社会中，把管不好，管不了的东西交给社会，这就带来了像王兵先生、冯仑先生，这些当代企业家代表，勇于把自己的爱心效仿西方慈善机构，很敬佩，我对他们的爱心非常赞赏。

陈峰：第三点，我这个公司二十年，从零开始我拎着一个包从这个小岛上开始，在这个公司发展过程中我没有一个理念，中国文化的商道精神就是激励即天下之大利，用上道汇通天下，用自己的商业行为为社会创造就业，税收、产品，尽我们社会企业公民应该的责任，把这个企业做好。二十年我们幸运的是，在海南二十多年的建的大潮中，很多人物都走了，我是幸存者，像冯仑先生当年第一桶金都是跟我一块儿在这儿，但是他们都跑了，都发达了，跟我在海南见到的人，为官的，经商的都不多了，我有时候感到很孤独，这儿没什么熟悉的面孔了，我还带这儿待着。当年在战争年代有一波共产党、游击队跟共产党总部失去联系，苦苦在这个小岛待了17年。我们从海南这儿发展，到今天幸运的是大潮没有给我们淹没，终于我们发展起来了。这个公司十万人，一年发工资发100多亿，确实国家应该给我一个大红花，有十万人就业。第二个，我们公司收入过了1277亿，我们已经自豪的进入世界500强了，资产3800多亿，应该说创造了中国企业发展的奇迹。更重要的是，我把航空公司做的非常好，全世界6个五星航空，我把中国航空业提到了世界水平。

陈峰：在我们发展的同时我们始终有一个想法，我们能够在自身发展中，古人讲的兼善天下。我们在二十年中用于社会慈善事情很多很多，我认为都是应该做的，当然我参与冯仑兄和王兵的事情不多，我一般专注于我自己那点事，自己拿点事往往又做不太好，十万人的管理谈何容易，我二十年，每天早晨八点半准时坐办公室，他们一般早晨不起，晚上不睡，我属于当车间主任的命。管一个优秀企业，内部管理是永无止境的，这是真正要做精做细好的企业是要花心血。我并不是说他们企业做的不好，做投资不需要我这种，一般当车间主任需要我们这种。

陈峰：我们在二十年中关注社会的慈善事业，和我们能够所及的慈善活动，我们该做的都做了，救灾、社会教学、教育，当然我们这些年在海南发了一个通知，我说只要海南海南岛的孩子家里贫困线低于多少，考入内地大学的，我全发奖学金。海南缺水，大家不要以为海南下雨多，但是它的岛中间高，两边低，它都流走了，好多贫困的地区吃雨水。我说这哪儿行，雨水两天半就得生寄生虫。我跟有关部门商量问了一下缺多少？缺150口井，我说行了，我打100口，三分之二我打了，剩下50口给政府。这种东西我们做的很多，我觉得做了一件很可圈可点的就是“海航光明行”，给白内障病人做手术。中国有2000多万白内障病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家庭贫困买不起角膜。我一年跟同仁医院联合，他们出医生，我们掏钱，先从青藏高原开始，一路做下去“海航光明行”，干了十多年了，我们所救助的贫困掏不起钱的白内障病人8000多人，使他恢复光明，一个星期做了手术，一个星期摘下纱布他能看到光明，你会发现这个成就感特别大，当一个人失去光明这个人活的劲差多了，当他恢复光明的劳动力对一个家庭作用很大，你可以在这种直接有效的慈善活动中感到你的价值存在。后来我把这个做到非洲去了，莫桑比克的波斯瓦纳，中国到非洲发展很多，有西方殖民主义者说我们到那个国家掠夺国家。后来我们说我们来一个“光明行”，我们在非洲其实没什么投资，我们纯属看到非洲人民白内障病人，我开一架飞机带着中国医生过去，带着角膜，非洲总统高呼中国万岁，我们感觉你把爱心带给人类，不分肤色，因为爱心都是一样的。类似这些东西我们大概二十年花了七亿多。

陈峰：到今年4月29日我们公司整二十年，我们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总结我们海航二十年发展经验，看能给后人留下点什么，二十年我们创建一个世界500强公司，一个世界级优秀航空品牌，创造一个中国企业发展的奇迹。我觉得有三条原因，第一条，时代造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中华民族百年复兴历史，这个时代，谁都不行。第二条，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帮助和弟兄们的努力。第三条，我们走了一条新路，这个新路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条件下，把西方的企业制度对接。第二，把中国传统文化跟西方管理思想对接，另外把共产党理念和企业的精神对接。我们创造了在中国特色条件下，用比较快的速度实现了世界级企业，国际标准企业的模式。我们做的慈善事业和社会事业获得联合国颁发的南南奖，中国企业第一个获得联合国颁发的南南奖，我觉得很光荣，说话我们慈善事业和爱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陈峰：第二个，最高管理层建立退出机制，三十几个人进入最高层，交给年轻人，相信年轻人比你做的更好，人类社会永远是这样，以一个光明的心态看待年轻人，相信年轻人。儿孙自有儿孙福，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样我看留给年轻人更多的空间。

陈峰：第三个，我们几个股东、创业者，大家捐出来成立单一的最大股东，20%成立一个私募基金会，民政注册的，捐出去了，叫“慈航资金会”，中国佛法里有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慈法普度。年年持有海航资产做慈善事业，我们交税就3亿多。我们七个创始人，当然我和副董事长最大，我说大家活着可以享受权益，死了后人也不能卖，无条件转基金会。换句话说，等我们七个创业者都离开世间以后，海航还于公众，玩玩就走，还于社会。

陈峰：我认为我们用一种新的商业文明，实践一种爱心。我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公天下，私道己出既未公，那时候跟自己生活有关，我说我不吃肉，不喝酒，不抽烟，你把天下众生都看作儿女，待儿女像终生，待终生像儿女，你会发现很轻松。你死的之后49天一投胎跟这儿一点关系都没有。因此我认为，如果把心量放大，把自己的我放大，以无我之心，以初世之身做入世事业，你会感到你的存在是给社会带来价值，给他人带来有益的东西，哪怕是一句话，我认为你把你生命的光和热带给人间，这就是最大的价值，这就是人性最重要的东西，也是慈善事业最重要的理念。所以天地之间皆为用心之处，大爱无疆。谢谢大家！

主持人Elliott Donnelley：我想陈先生您说的这一番话，我想您终生都不会孤独了，您给我很大的启迪，也许在这个海南岛您会启迪很多年轻人到海南岛跟您从事共同的事业。我还想说一件事，我最近很多年都是关注于新的慈善模式，新的方法，创新的方法我怎么进行融资，把新的企业经营方面的概念带到慈善事业中，这样才能把更好的资源用在刀刃上。您刚才说的，比如美国有好几百种模式，我们看一下中国，中国佛教的传统，有五百年的历史，远远长过我们的历史，也许我们可以跟您分享，我们可以跟中国相互学习很多东西。

主持人Elliott Donnelley：我们刚才都听到了讨论嘉宾的发言，我知道时间不多了，我非常愿意让会场中的听众有机会问问题。你可以这个问题是针对一个过两个人问，这样更好。

提问：我是壹基金的发起理事台上几位是我们都认识的朋友，我一个简单的问题请教一个王兵，刚才我们聊到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我想请问，在中国您认为用民非方式做社会企业，还是用公司的方式做社会企业，我们看更多人选择用公司保持他的品牌和产权，以及适当的分红，这一点想请问王兵先生。

王兵：谢谢，社会企业在中国比较难的，是政策和法律比较难的，因为他是用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在中国如果你用了商业的公司，你避免不了比如税收的情况，包括投资的情况，包括公众对你质疑的情况，因为你作为股东，你一定要分红。什么叫合理的收入，很难解释，所以在中国我认为现在最合适的还是民办非企业，在中国是最合适的，因为他可以免税，他可以解决你各个方面的问题。比如我们一些好朋友，我们一些企业家，我们将要成立中国第一家专门投资于民非的中国社会企业投资资助基金，为什么投资后面加资助，就是说这些人的这些钱，虽然是投资，但是实际上叫捐献。现在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社会企业只能说是基金会和慈善事业的一种延伸，不能叫真正的社会企业。但是如果你用了商业公司去注册，你不能说他是一个社会的企业。当然，我相信随着政策发展，像英国、新加坡一样，他都有社会企业的交易所，包括有债券、股份转让的资本市场，随着这个发展以后，我相信这些金融创新产品和原产品会不断的推出。现在你如果在中国做社会企业投资，你只能以捐赠的心态，慈善的心态做一些商业的事情，改变一些社会的问题。谢谢。

提问：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我叫田劲，来自美国芝加哥，刚才听了陈峰先生和王兵先生的介绍，我觉得中国有越来越多企业参与到慈善和公益事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兴奋，特别是看到私企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同时我们听到一个数字，作为慈善总的资产，跟美国和欧洲相比，不管是我们在国民经济的比例上，还是总的资产数额上都是相差非常远。这里可以看到，可能还需要通过我们企业唤醒更多的大众，唤醒更多公民的慈善精神，更多的善于到乐善好施的行业。我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企业，不是作为一个个人，我们企业都有一个商业目的，如何把企业慈善的目标和我们对股东的利益，怎么样联系在一起？同时，另一方面，怎么让更多的公民们，让大家理解到我们企业做慈善的举动只是社会责任，而又跟我们所有商业目的又没有关系？怎么把握这种平衡？或者用什么样的原则指导我们？我请冯仑先生回答。

冯仑：这个事我们过去几年做公益慈善有一些考察。我们认识Elliott非常有意思，阿拉善六年前成立的时候我们到美国学习，考察所有成功的永久性公益基金会，其中很多经验，有一条也非常重要，刚才你讲到的，你的商业经营和你公益慈善这两件事不要互相妨害，不要因为你商业的事情让人家怀疑你做公益的动机，也不要因为你公益方面花太多的精力，或者你这个企业完全变成公益企业，股东会有很大的意见。后来找到了一个方法，在价值观上协调，简单来说就是四个字“貌离神合”，这个事，公益是公益，赚钱的事和捐钱的事两件事不要扯到一起，人也不要扯在一起，赚钱的人管赚钱，花钱的人管花钱，这叫贸审。第二叫神合，价值观上是一致的，在一个方向上推动人类社会的改进，推进人类命运的改变。比如强生，强生企业做婴儿用品、保健的药品，他做的公益也是在健康方面，但是他两件事是分的很清楚的。我们自己是做不动产的，我们跟环境有很大关系，我们公益基金是做生态社区，做了40多个生态社区，近的在大陆，远的在台北，在蔡英文老家都做，我们做这部分事情是两部分人，跟营利事业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他的价值观是一样的，是善待环境，我们的行为和环境有一个良好的互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价值观是一致的，对公司的品牌是不断的增加他正面的意义，在事情上又分的很清。应该是“貌离神合”而不是“貌合神离”，名义上做慈善，实际上在底下偷钱，这个非常麻烦。我们很多人士做这个事情会出现，比如一个老太太快倒了你扶一下，但是你姿势不对别人认为你把她推倒了，这件事你将会很丢人。

主持人Elliott Donnelley：非常感谢，我想分享一下，从我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在中国，大家知道有些人打着做慈善的旗号实际上是挣钱，比如郭美美，红会这样的丑闻，使得大家失去对他们的公信力。我想这个新的公益慈善的模式，我们应该是找到在投资和我们慈善之间一个很好的协调点。从我的角度，我生长的地方是这样想，当我想到慈善，我并不是想到公共货品的提供，我想到是更长远的成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所说的疟疾，我们有几十例疟疾，我作为一个人，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慈善家，我也会说你要做同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你要承担风险，要分配你的资源，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考虑到你的目的，这里设计到你所说的到价值观，在你的内心当中，你应该扪心自问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你要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要干什么，首要不是挣钱，你要把这个杂念从头脑中剔除出去。比如我到非洲医院中救助这些疟疾的患者，我也可以给这些人转变成我的潜在病患、客户等等，但是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Elliott Donnelley：实际上我会用我自己的钱做捐助，但是我的目的是为了说服联合国，一定采取一些做法，比如不让蚊虫叮咬，尤其是蚊子会传播疟疾，这样才能根除这样的疾病。比如，我们要通过研发找到疫苗，把这些疫苗捐助给非洲，在全世界范围中消除这些疟疾。当然，我可以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挣钱，但是这只是一个自然的产生，并不是说我本身的目的就是扩散我的业务。实际上从我工具箱中拿出一个工具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我做一个房子，我可能要锯、钉子、锤子之类的，我们要讲到的问题，当解决社会问题，我们首先要定义我们的价值观。第二，我们要想到我们可以找到所有的解决方案，如果你在一个企业中投资，你们有一些需要保护的知识产权，我希望我们自己是安全的。作为一个慈善家，我想问题不是这些，我可能不去管我的专利，不去想我的知识产权，我会免费贡献给这个社会，我挣不了什么钱，最终我所在乎是我把上亿的疟疾彻底的根除，这是我的目的，这是我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当然，我可以利用我的社交网络，我的关系，实际上关系有时候比我花的钱还有用，也许我会说服相关的领导者，你可以马上的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给他们好的点子，说服他们，给他们时间，用正确的方法实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Elliott Donnelley：我知道中西方有文化冲突和差别，我会扪心自问我自己要做什么，当我一旦搞清楚我要做什么，我会尽我所能，调动我所有主管能动性解决社会问题。我觉得我的视角可能有所帮助。

提问：我来自海南大学，我非常荣幸来到这里，我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做慈善，我是很草根，很基层的，我在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投资，我的父母，我的家庭都在怀疑我的选择我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做慈善，我知道郭美美的丑闻之外，还有很多年轻人对这个领域非常感兴趣，我们希望能够对社会做出奉献，我们对此也感到很高兴。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到底下一步要走向哪里？我想问一下欧洲、美国，你们也有年轻一代，他们当选择未来的道路的时候，他们对这个领域中是否有明确的职业规划？

Peggy Rockefeller DULANY：首先我想祝贺你，祝贺你有这样的激情投身这样的工作，我想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办法去实现你的目的。比如谈到慈善作为终生的职业，我想在中国是刚刚起步，也许并没有足够的制度安排，或者只有很少的基金会会雇人做这件事，所以你们要考虑到你们怎么能够投身和参与到公民社会中的工作，比如你可以帮这个家庭提高收入，你做这件事情的同时还要给你自己的家庭挣钱，你要养家糊口。你要想到用什么方法回报社会，一开始可能不是用钱的方法，你可能用你的才能，用你的时间作为对社会的汇报。

主持人Elliott Donnelley：我想很有趣的事实，不光是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年轻人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看一下沃顿，我们知道第一大的对冲基金俱乐部是他们最大的俱乐部，沃顿商学院是一个社会企业家的俱乐部，他们也在讨论相关的问题。我想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方法，把你的热情转递给社会。

主持人Elliott Donnelley：我想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我想感谢我们所有的讨论嘉宾，我想说我们非常幸运，有这么棒的讨论嘉宾，你们都是领先的思想者，慈善家、企业家，参加我们的博鳌夜话。我想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让每位嘉宾告诉我们，你们对社会有什么样的需求，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因为有些人看到你们是高高在上的商业家、富人，但是其实他们也有很多从一路上从草根上来的，也是白手起家上来的，我觉得有很多的人用他们自己成功的经历见证了穷富之间的差距，穷人想法和富人之间的差距，如果能够把这些的差距很好的弥补起来，通过在座的各位能不能用几句话总结一下中间的差距和我们做什么样的努力填补这样的空缺。

王兵：刚才这位同学我有一个建议，我希望你先去做企业，你成为企业家以后你再从事慈善，做慈善家，因为做慈善是需要你有足够的能力，你友好的价值观，你有好的战略，你有好的资源，你有好的人脉，你有好的经验，你那些智力的东西庆祝到公益和慈善中，会对这个事业有更大的促进。而你现在有点比较年轻，所以给我你这个建议。

王兵：第二个问题，我想我们在座的企业家，我们都是先富的一代，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这二十多年，三十多年经营企业的经验、能力和人脉，投入到中国公益慈善领域，而且中国公益慈善领域是比较小的，生态也不是特别好，中国最需要我们这样的企业家肩负起我们的责任，把我们的能力注入到这个行业中，把他发展好。谢谢。

冯仑：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是六个字“守本分，有期待”。所谓守本分，你把自己专业领域的事一定做的非常好，像我们陈总能够管十万人，这就是把本业的事情做的和好。所谓有期待，我们对社会的变革，对于社会的进步，我们始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我们现在在公益慈善方面，我们现在最期待的一件事，我们的制度环境还需要不断的改进、改革，在税收、人才培养，就业的激励，包括在公益慈善方面价值观的引导和社会整体，刚才讲所有企业，刚才陈总讲的，你捐款捐出很多其他的事，这个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些事，我们很期待整个社会对于整个公民在公益慈善发展方面，在表达我们良好愿望过程中，我们有更好的制度条件，有更宽广的自由发展空间，这样我们所谓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不仅在赚钱方面，也在捐钱方面，也在花钱方面，在盈利、消费和慈善三个方面，我们都能有更好的制度红利。

Peggy Rockefeller DULANY：其实问的问题相当于我们对什么是感谢的，我自己本身觉得，在做慈善的过程中我见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好人，见到了好的想法，把他们好的故事和其他地方的好人进行分享，他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我真的很感谢有这样的生活，而且以好的方式去理解不同的社会中人存在的方式，并且共同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Arnaud Dupuy-Casterets：我来自的这个国家，其实慈善在某些方面做的很强，有一方面比较弱，有一些方面政府有点显得太强，更多是个人层面上的一种团结，落实到每一个人层面上的团结。我们有时候说，现在做慈善是为了看到好看，但是希望今天和明天能够做慈善是把慈善做好，而不是做了慈善，为了做的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