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夫妻离婚妻子被净身出户 抗诉争回400万财产

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时，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新审理要求的诉讼活动。昨日，记者从江岸区检察院获悉，该院提起的全省首例民事调解抗诉案已经办结。

在这起案件中，武汉女子罗玲（为保护当事人隐私，特使用化名）在面临夫妻共同财产因债务纠纷被夫家划走，其夫要求她净身出户的处境下，通过检察机关的依法抗诉，在离婚诉讼中分得4处房产和近百万现金（预计总价值400万元），为自己下半辈子的生活争取到了经济保障。

丈夫姐姐追债

划走家中千万元厂房

40岁的罗玲，住在武汉市江岸区，其丈夫袁峰（化名）经营一些小生意，两人育有一子。

2009年，一纸诉状送抵罗玲家中，原告是袁峰的三个姐姐。袁峰三个姐姐在起诉书中称，袁峰于2005年先后向她们三人分别借款55万元、14万元和12万元，承诺2008年偿还，拖欠一年多未还，要求袁峰夫妇共同偿还该债务，连本带息共计104万余元。

2010年1月，在法院庭审中，袁峰当庭承认有此债务，并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同意在当年2月13日前偿还全部债务。考虑到丈夫的难处，罗玲愿意动用夫妻的共同财产，为夫还债，便在三份调解协议上一一签字。

当年4月份，因夫妻二人未能按时还债，法院下达强制执行通知书。袁峰随后与三个姐姐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将自家1400余平方米厂房以700元每平方米，划归三个姐姐所有。

丈夫提出离婚

妻子被要求净身出户

原本以为生活会就此回归平静，但一年之后，令罗玲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

2011年4月，袁峰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分割与罗玲的共同财产。在离婚诉讼中，袁峰称，由于家庭负债累累，资不抵债，无可供分割的共同财产，若罗玲同意离婚，他将独自承担家庭全部债务。

想到自己即将面临“净身出户”的状况，再联想到袁峰与三个姐姐之间的那场债务纠纷，罗玲猛然发觉，自己似乎陷入了一场预先设好的局。她甚至怀疑，袁峰和他三个姐姐之间的债务是场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双簧”，目的就是想让她净身出户，袁家人独得1400平方米厂房超过千万元的拆迁补偿。

妻子醒悟申诉

精神鉴定令债务生变

其实，早在2010年4月，家中1400平方米厂房被划走不久，罗玲便已在母亲的陪同下，向武汉市中院申请再审。

当时，罗玲的母亲出示给法院的有一份病历，该病历表明：从2004年起，罗玲因夫妻感情危机，婚姻生活压抑，精神逐渐出现问题，于2009年被医院确诊为“癔症性精神病”。罗玲的母亲据此认为，女儿当初签下的民事调解协议书，不具备法律效力，要求对袁峰的债务纠纷重做调解。此外，罗玲的母亲还状告女婿袁峰虚构借款事实，转移夫妻共同财产。

但是，武汉市中院以无法证明罗玲在签订调解协议书时是否是发病状态，且没有证据证明袁峰虚构借款事实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为由，驳回了再审申请。

但是，罗玲家人并未因此妥协，罗玲母亲向法院申请宣告罗玲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随即委托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对罗玲进行司法鉴定。鉴定书结论是“罗玲在协议书上签字时情绪激动，有一过性意识范围缩窄，实质性辨认能力削弱，故评定其签字当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2010年9月，法院宣告罗玲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011年8月，手持司法鉴定书和法院宣告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判决书，罗玲在律师及家人的陪同下，向江岸区检察院提出申诉。罗玲的律师认为，罗玲因患有精神疾病，根本不具备表达真实意思的行为能力，袁峰债务案中的调解协议内容严重损害了罗玲的个人利益，应属无效。

检察机关抗诉

离婚妻争回应得财产

江岸区检察院民事行政科经过认真谨慎的调查审核后认为，罗玲在签字时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其无法独立判断自己在调解书上签字的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且罗玲的法定代理人事后也未认可其签字行为，罗玲的签字行为超出了她当时健康状况所允许的能力判断范围，并非其真实意愿。

鉴于以上分析，2011年9月，该院向武汉市检察院提请抗诉，并向审理罗玲离婚案件的法院通报了提请抗诉的情况。同时，审理罗玲离婚诉讼的法院中止审理，等待抗诉结果再恢复审理。

考虑到罗玲的精神状况，为避免罗玲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再受刺激，加剧病情，在检察官的建议下，2012年10月，罗玲在律师和家人的见证下与袁峰签订了一份和解协议。协议约定，罗玲撤回申诉并同意与袁峰离婚，但袁峰必须将两套70平方米的商铺和两套100平方米的住宅分给罗玲，另支付95万元现金。

新的协议签订当月，罗玲便拿到了95万元现金。2012年年底，再审法院裁定，同意撤回申诉。之后，罗玲也顺利拿到了两套商铺和两套住房。2013年春节，罗玲在母亲和姐姐的陪同下，专程来到江岸区检察院，给办案检察官送来了锦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