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3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期专访了法学泰斗、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 江平。他是中国法学界的泰斗，他是著名的法学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怎么看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他为何竭力为私权呐喊？
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网易财经：您曾经一直，您曾经说过您一直在为私权呐喊，您发出这个呐喊这个声音是一种无奈的表现？
江平：我因为自己从事的就是《民法》，《民法》就是私法，私人的私这个私法，所以我所从事的专业本身就是为私权在呐喊，这个私权包含什么呢？我想私权包括私人的财产权，私人的经营权，私人企业的这种财产的完整权，乃至于包括一切私人所应当拥有的，法律所规定的权力，包括他的人身权、名誉权、隐私权，甚至包括政治上的言论、出版、新闻、结社的这种自由，我想中国向来缺乏这种私权的基础，可以说，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一个私权的传统，所以我所从事的这个《民法》，实际上就是在为私权在呐喊。
中国这些年来私权的意识有所膨胀，也就是说私权的意识比过去加强多了，特别像《物权法》通过了以后，人们的私权的保障意识更高了，比如说过去对于自己的房屋这种私权的保护，没有像现在在通过《物权法》前后的时期对于自己的财产权的这种勇于保护的这种情况，反对政府的强拆，甚至到了有自焚的情况，这都表现了一种私权保护的强烈的意识，我觉得这点比较好，但是中国呢，应该说要看到两个方面，另外的一个方面呢，我们的私权的侵犯的意识，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私权受到另外一个私权侵犯的时候，它的保护可以说比较简单，我的财产权受到邻居的侵犯，我的财产受到公司的侵犯，那么我告到法院，法院有法律以此为依据，就可以保护我的权利，但是如果我的私权受到公权力的侵犯，这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公权力是比较庞大的，而公权力我们现在有了《行政诉讼法》类似这样的法律，民告官的制度也有了，但是一方面这个民告官的制度还不很完善，另一方面民告官的制度，老百姓终究心中还有所畏惧：我告了官以后，我打赢了官司会不会给我小鞋穿呢，会不会我还是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呀？所以这个公权力太庞大了，在这个情况下，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很难解决。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公权力受到私权利，从法律来说还缺少一个重要的制度，就是西方国家比较普遍的有一种《宪法》保护的手段，就是如果我这个权利受到了国务院规定的法规的侵犯，甚至是法律侵犯了，那我能不能告？这个在西方国家就叫做宪法诉讼。因为在我们国家，拿前些年的例子作为一个例子吧，像孙志刚这个案件，他因为违反了收容遣送的办法，结果在收容机关被打死了，一看他收容遣送是有根据的，那是根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收容遣送的这个办法，这是国务院规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面临着一个宪法诉讼的问题了，所以当时三个博士提出来，要求解决这个问题，要求全国人大来审议国务院颁布的这种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宪，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比较大的问题了，也只有全国人大来解决。但是后来呢，国务院自己把这个决定给撤销了，我想这个问题也说明我们现在在保护私权方面还是仍然有很大的困难，就是这个道理。
网易财经：其实在《物权法》出台之后，对于私权，就是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平等的一个肯定。
江平：嗯。
网易财经：那您认为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举动然后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江平：我想《物权法》很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它肯定了国家财产跟私人财产是平等保护，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最后是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了。我们知道《物权法》开始制定的时候，北大的一位教授，巩献田教授提出来，说这个新的《物权法》是违法的，所以这就引起了立法机关很大的重视，这么一部法律怎么会违法呢？他就提到这个问题，说我们《宪法》规定的是公有制为基础啊，你怎么可能提出来是平等保护呢，为基础的跟你这个平等保护的概念是不一致的，所以后来我们的《物权法》通过的时候，就折中了，怎么折中呢？就是从《宪法》来讲那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但是以市场经济来考量的话，应该说国家财产跟私人财产是处于平等地位，这就是，本身就有一个矛盾了。
从《宪法》来说，国家财产要高于私人财产，但是从市场来说，两个是平等的，但是从《物权法》的条文来看，应该说还是体现了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平等的原则，我想这个原则的确立，对于保护私人财产应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能够因为是国家财产跟私人财产发生争议，我就推定为应当保护国家财产，就应该自然而然的适用于国家财产优先保护的原则，这是错误的，因为知道过去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就有这个原则，就是国家财产、私人财产和个人财产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保护国家财产为优先，像这样的一些原则，现在肯定已经不适用了。
网易财经：还有一个问题，关于私权的问题，在公共利益的方，在公共利益后面，这个私权利它应该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在公共利益面前。
江平：在公共利益的面前，我是这么认为，首先应该说，公共的利益会限制你的私权，这任何国家都是这样，但是关键在什么是公共利益，界定公共利益是个比较难的问题，我们《物权法》规定了，如果是公共利益可以征收，那我们到现在为止城市里面所有的几乎都是公共利益为名，是不是，所以在这点上，应该说，在世界各国也没有找出来一个真正统一的答案，什么叫公共利益，一般可能认为美国人的公共利益可能会严格一点？但是看起来也并不尽然，在《物权法》讨论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问题，什么叫公共利益呀？一看美国在一个州的一个小县镇，小镇里面出现了一个问题，在那要修建一个药厂，修建药厂应该是私人利益吧，但是美国一个大法官解释说，这个镇是一个经济很贫困的镇，它那儿修了一个药厂，能够大大提升了它的财政的收入，财政收入也可以说是公共利益，你要照这么来解释的话，私人利益跟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有的时候就在这个什么是公共利益面前变得很难办了。所以总的来说，当然还是这一条原则，就是公共利益应当是高于私人利益，在公共利益面前私人利益是应该让步的，但是究竟是什么公共利益，那应该…
网易财经：就很难说？
江平：由法院来解释了，是不是，法院如果认为这是公共利益，这就是公共利益了。
网易财经：您刚才提到了就是保护公民的财产权，那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是否包括保护他投资的权力呢？
江平：那当然了，投资权力应该说是，当然应该保护，当然投资的权力也要看，有没有国家的限制，这话怎么说呢？就是投资当然是个人的自由，我现在多了有一千万块钱，我愿意投在哪里可以投在哪里，但是国家也有一个关于投资方面的某些限制，有些领域不允许私人投资，是不是，你比如说有的矿藏应该说是允许私人来投资，但是你要想投资在石油业，实际上不可能，因为这是国家垄断的，所以现在在国家垄断的领域里面个人投资是没有自由的。西方在这些方面放得就比我们宽多了，应该说私人投资只有在国家明确规定的是属于国家垄断的领域里面，才不能够投资，而国家垄断的领域在西方国家是很窄的，那应该说他个人的投资自由的领域，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家的投资自由要宽，这个是事实。
网易财经：但我们知道，现在除了一些国家垄断的领域，比如说像房地产现在也是限制私人投资的，就已经，就是说是限制你去购房，这样的行为您认为是否是违法的呢？
江平：限购，我是认为呀，这个在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范围内，为了保障社会公正，做某些限购的理，措施，是应该是合理的，你比如说现在有的人最后一下子有一百多套房子了，这个已经完全脱出他个人需要了，你个人需要，你两套、三套你总可以吧，你怎么会有一百多套呢？那么这种情况下，限购显然就有合理性了。你再比如说在北京交通比较，很拥挤的情况下，我们限制再购买新的车辆、轿车，这个呢，在一定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允许的，当然会给老百姓带来一些不方便，我需要来抽签，而抽签率又很低，但是为了限制，能够使大家都有一个在自由的情况下，比较顺利的，不太堵塞的交通情况下来行车，那当然有好处，如果大家伙儿都没有任何限制的来购车，那怎么可能？这种情况下属于一种特殊情况下，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个限制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购房的这个限制，实际上不是限制投资，实际上是限制投机了，这个限制投资跟限制投机是不一样的，如果我看到现在我钱多，我这投到什么地方好啊？现在只有房价可能有很大利润的空间，所以我就拿很多的钱去买房子，我可以买一百套、两百套的房子，那这变成扰乱社会秩序了，扰乱社会秩序是不行的。
网易财经：最近是我们看到有一个红头文件，说的是对个人出售二手房征收20%的所得税，从法的角度上来说，把税收作为调控房价的一个工具，您认为合理吗？
江平：总的来说我觉得，以税收作为调整价格的一种工具是欠合理的，是不太合理的，其实呢，现在我们在私人转让二手房的时候，在20%的这个范围内增加税收，这个本身能不能够起到限制房价的作用，也很难说，现在我听说，我认识一个律师讲，现在都忙着在办这个，过户20%这个税收的范围之内，那么既然我的二手房转让涨价了，那么实际上就意味着，今后二手房的出让的价格也会上涨了，因为你税又，税提高了嘛，是不是。那么二手房如果转价格提高了，那必然会影响到他的一手房的这个转价的价格，出卖的价格了，是不是，本来我一手房是出让的是一百万块钱一套，现在由于二手房的转让的价格里面要征收20%的这个税收，所以这就引起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市场里面的正常的房价的上涨。
江平：所以现在全国已经有66个城市它的房价已经上涨了，而且北京还是上涨得比较高的，7%左右了，所以这个明显看出来，我们所用的这样的一个办法，要想来抑制房价上涨，其实是背道而驰的，可能你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促进了房价的上涨，所以这个，我们税收的政策显然就有一个问题，要考虑到相互的衔接，而不能够顾此失彼，我在往这一点上我是提高了，但是从另外一看到，它又促进了另外的一种产品它的价格上涨，这个东西不合理的，所以我是总的认为，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在二手房转让的价格里面，20%提取了税收，我想这个是仅仅从抑制房价来说看起来有所欠缺。
网易财经：其实现在大家会有一点糊涂，就是为什么一个红头文件就可以增加一个税收，税收，收税权不应该是人大的吗？
江平：这个关键就在于我们现在在改革开放的时期，我们曾经有一个授权的规定，就是在改革开放期间，授权给国务院，可以在税收方面由它来做出决定，本来税收是应该是全国人大的权力，也就是全国人大应该来，有，享有了税法和在税方面来制定法律的权力，到现在给了国务院，那么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已经提出异议了，那就是国务院在税收的问题上权力太大了，一它没有统一的《税法》，我们现在没有统一《税法》，就意味着到底我们征税征哪些种税，我们没有一个法律的规定，所以这样的话，国务院可以自己就任意的来增加一种税种，所以这个权限的放开是太大了。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不仅增加了税种，而且呢也授予了国务院在税收方面的税率它的力也大了，你比如说它现在增加了流通税增加了，这个流通税到底征多少呢，这个也没有一个法律的规定，它认为低了还可以提高，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现在在税种的方面，和税率方面，我们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认为，我认为。这个任意性就是太任意了，国务院的这个征收的权限也太大了，要控制这个它的权限，必须把征税的这个权力收到全国人大，这在世界各国大家可以看到，议会里面最重要一个东西就是纳税的问题，是不是，因为纳税会涉及到全体老百姓的利益，这个问题当然议会的议员要把这个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让它被滥用，尤其是不能够让政府去擅自的掌握了在税方面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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