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也“造城”：战火摧毁的“大上海计划”

走进位于长海路上的上海体育学院，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幢4层高的中国古代宫殿式的建筑。传统木结构建筑中的梁柱结构，门口浮雕，阶梯左右，两只巨大石狮坐守。由台阶可上二层，门头上方及檐部汇聚了各种精美雍容的装饰画形、吉祥图案，帝王宫殿的色彩。屋檐下是斗拱和梁，屋顶盖以绿色琉璃瓦，釉花型装饰有仙人和小兽等。

这样的北京故宫式风格的建筑，在上海独此一家。然而，偏安上海东北角的地方怎会有这般皇家风范的建筑？事实上，关于这栋如今成了上海体育学院办公大楼的建筑，1933年的时候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大楼。

更加不为人们所知的是，这栋令人感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建筑连同一大批结合了中国古典和西洋建筑风格的建筑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庞大的造城计划。即1929年7月，由旧上海市政府第123次市政会议决定，正式推出的“大上海计划”。这是一个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试图绕开租界和旧市中心，在上海的东北部重新造就一个新上海的计划。这也是一个其时国人欲同耻辱的租界分庭抗礼，但最终却夭折于日寇侵华战争的计划。

华界的衰败与突破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33年10月10日。这一天的上午10时，一座民族风格显著的宫殿式建筑气派耀眼地屹立在了江湾昔日的田野上。市政府新大楼落成典礼正式开始，奏乐升旗，礼炮齐鸣。市民们纷纷从虹口赶到江湾，一路车水马龙，还挤满了扶老携幼的步行者。大家都想来看看中国人自己的“新上海”。在建造的两年中，大楼还在“一?二八事变”中遭到轰炸。据当时的报道，这一天，参观的民众达10万余人。此后三天，新大楼都对市民开放，更是人潮滚滚。

上海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以来，在短短几十年里，从一个滨海的县城，变成了人口超过几百万的大都会。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更是逐渐成为远东重要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首要港口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和世界第三大城市。

可是，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怎么会想到在地处东北角、偏荒的江湾建设新的市政府大楼呢？这还得从上海华界租界明显的两极化，或者说病态的繁荣说起。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的前30年，上海是华界（与租界相对应本国警察权所直达之部分）、公共租界、法租界三足鼎力的局面。

租界占据了黄浦江的上游，控制了码头和航运，火车站也与租界近在咫尺，是上海交通最为便利的地段，加上较为先进的市政建设和管理体制，很快就将“孤冢荒郊，尽变繁华之地”。

相比较于外滩、南京路一带的十里洋场高楼鳞次栉比，建筑类型的丰富多样；华界却显得衰落得厉害。“顾行于洋场则履道坦坦，而一过吊桥便觉狭仄，兼多秽恶，实令人有天堂地狱之慨！”“今日之上海，所谓繁荣之区者，不过租界地耳。一入华界，虽与租界接壤处，稍改旧观，而较远之区，犹不脱昔时农村社会之状态。”

对此，1926年担任淞沪商埠总办的丁文江说出了这样的话：“从租界走到华界，就好像是过了阴阳河。租界是阳界，华界是阴界。华界的马路、建筑、卫生，没有哪一件能与租界相比。这是我们国民最大的耻辱，比丧失国权还要可耻得多。”

当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无论是在城市建设、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是无可争议的城市中心，而这两个区域的行政权却长期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北伐战争中尽管很多城市的租界已经收回，但上海的租界却不在此列，甚至在国民革命时期都没有受到大的触动。

上海租界的长期存在意味着上海“三界四方”的城市格局，华洋之间在空间和资源上的竞争还将继续延续，华界城市结构的缺陷和发展空间的局促也没有得到任何好转。

以1927年的财政收入为例，当时上海特别市政府的财政收入是3744000元，而公共租界的财政收入是15610898元。也就是说，当时华界的财政收入仅仅是公共租界的四分之一。有学者还研究指出，1930年华界的平均地价只有1428元，公共租界的平均地价为37743元，法租界的平均地价为27015元，价格差异达到了30-40倍。

尤为尴尬的是，作为城市的最高领导机构，当时的上海特别市政府设在远离市中心的今枫林桥旧道署内，房间很小，礼堂也没有，连市长就职典礼都只能在院子里举行。各局处的办公部门则“散处于沪南、沪西一带，文书传递既费时日，市民往来，尤感不便。”如此寒酸的办公环境，与上海市最高当局的地位显然极不相称。

1927年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如何改变华界的困境，是南京国民政府首先需要面对的客观现实。可以说，上海这个远东的第一大城市走到了其命运的三岔口，“大上海计划”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市长黄郛就指出：“所谓全国第一巨大之上海埠。其精华悉在租界，界外之地，商业既极萧条，居民又不甚多，以致集款进行，实力有限，故所谓大上海市者，细细分析，实属有名无实。非政府与市民全体动员加倍努力不为功，外则勿使对吾领土主权，欲久假不归者，借为口实。”

“自强”烙印下的宏大计划

以华界的统一为契机，通过都市计划的全面推进，从根本上解决华界面临的问题，是市政当局当时制定“大上海计划”最主要的意图。

1927年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上海特别市成立典礼上，蒋介石亲临。他说：“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即不能有头绪。”

上海第一任市长黄郛任期很短，只有一个月零五天就辞职了，但他对上海城市建设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结合前人的一些构思提出了两项建议：“一是筑一条环绕租界的道路，……另一条是吴淞筑港，并在吴淞与租界之间开辟以新市区。”这两个设想集中体现了当时上海特别市政府在城市建设上的潜在意图：一是通过各种方式，限制租界的发展，使租界逐渐衰落；二是远离租界，建设新城，逐渐取而代之。

黄郛辞职后，继任市长的张定璠通过实地考察上海市所属各区，提出了新市中心北移的观点，并大致将新市区的位置定在江湾地区。“盖江湾介于吴淞、公共租界之间，与黄浦至距离亦复相近，水陆交通，极为便利。况地势平坦，村落稀少，可收平地建设之功，而改造无旧市之烦，费用省而收效易。苟能妥为规划，努力进行，则他日成一完美之市可预卜也。”而且，此时江湾地区已经有军工路、淞沪路、翔殷路等道路，市政建设已经有一定基础。

在1928年10月，由工务局编制的《全市分区计划草案》，对新市区选址和城市总体功能布局进行了统筹安排，初步选定在江湾一带建设新市区，还以江湾为城市未来的中心，制定了未来上海交通干道计划。

张群于1929年3月27日继任上海市长，在其主政的第123次市政会议上（1929年7月），市政府基本确定了新市区选址：“在淞沪铁路以东，浦江以西之间，兹假定其四至为北至闸殷路，南至翔殷路，东至（尚无路名）西至沪松路，此为建设新市区之起点，全部面积有七千余亩。”

同月，在第124次市政会议上，决定设立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负责都市计划的编制与执行。8月12日，上海特别市中心区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工务局局长沈怡担任主席，并聘请建筑师董大酋为该会顾问。

1930年12月，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对外公布了《建设上海市中心区域计划书》，对市中心区域计划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按照这一规划，新建设中的“市中心区域”并不在江湾镇旧镇的中心，它的中心设在江湾区的东部，靠近黄浦江，后来称为“江湾五角场”。

按照计划书，未来上海市中心采用中轴对称的严整布局，总体上呈十字形，正南北方向。而且规定，行政区集中各主要建筑物于一处，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市民办事便利和各相关部门联系方便，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使全市精华集中，增益观瞻，更加烘托出中心区宏伟的气势。位于中心位置的是市政府办公楼和市政广场，财政、工务、公安、公用、教育、土地、社会八个局的办公楼分列左右，中山大礼堂、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建筑散布在此十字形内，有河池拱桥等点缀其间，成为全市模范区域。

整个计划不仅仅强调了中心区域的建设，市政府还进一步提出了《黄浦江虬江码头计划》、《上海市分区计划》，主张辟建虬江码头，新建闸北水厂、飞机场、铁路枢纽，而《上海市道路计划》则希望实现以五角场为新华界中心的近六十条放射干道网的建设。

正是如此，法国学者安克强在其著作《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与现代化》中指出：“大上海计划”正如其名，充分展现了市政府建设大上海的宏大构想，也体现了在租界的压制下，华界力求自主发展的信念和自强不息的努力。”“市政府官员心目中的主要设想就是要建立大都市，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是大的和现代化的，把上海建设成东方大港。”

民族主义风格的“造城运动”

不同于租界内各色建筑，1933年落成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是典型的“中国固有形式”：采用“涂彩飞檐梁柱式”，是传统的中国古典式建筑，朱红色的梁柱，屋顶上覆盖绿色琉璃瓦。

当时的计划任务书如此写道：市政府为该区域之表率，建筑须实用、美观并重，将联络一处，成一庄严伟大之府第。其外观须保存中国固有建筑之形式，参以现代需要，使不失为新中国建筑物之代表。

一楼为正门，车马可直达门前。大楼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第一层包括传达室、警卫室、收发室、会计处、保险库、大食堂及办公室等。第二层为大礼堂、图书室及会议室等，同层的大礼堂由台阶直达，与办公处完全隔离。第三层中部为市长及高级职员办公室，两翼为各科办公室。第四层从外面看隐藏于大屋顶底下，是通常所说的假四层，利用屋顶空隙作为休息室、储藏室、档案室及电话机房等。内部设施条件在当时来说是十分现代舒适的，有电梯、热气管道和抽水马桶、消防设备等，并装有防暑扇119个。热水管道所产生的热能，使得室外温度为0摄氏度时室内可达22摄氏度。可谓是冬暖夏凉。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起他的名字—董大酉（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从最初的征集设计到制定图案，再到最终定稿，他都是主要领衔者。

除此之外，原中国航空协会的大楼同样被烙上了深深的“民族主义”风格。

原来，1932年，日军在沪寻衅发动“一?二八事变”，日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闸北华界，宝山路584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30万册）均被炸毁。大批民居被毁。后来，虽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签署中日《淞沪停战协定》，上海获得了暂时的安定，但中国人民对于所遭受到的奇耻大辱却牢记在心。

1933年元旦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航空协会。中国航空协会需要一个会所，于是就有了建造“飞机楼”的计划。航空协会从民间集资10万元，邀请留美归国的著名建筑师、“大上海计划”建筑群的总设计师董大酉担任“飞机楼”的设计师，久泰锦记营造厂承建。在新规划的市中心区博物馆旁，征得10亩土地，于1935年10月12日奠基。

董先生将这幢承载着全中国人强国梦想的大楼设计得几近完美。整座小楼如同当年的一架双翼飞机，结构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机首和双翼组成，共三层。圆形机首的底层为会客室，沿扶梯盘旋而上可达顶层。顶层为纪念堂，呈圆形环墙，嵌以黑色大理石。中间呈圈状，建成三祭台。祭台正中镶着一块蓝色玻璃，阳光透过玻璃直射大厅，此曰“皇穹宇”。再登高至楼顶可达白石砌成的“圜丘坛”。坛分三层三圈，人称“小天坛”。外墙呈流线形，光滑流畅。第二部分由机身和尾翼组成，高二层，多为航空协会办公室。机身顶部也是如真的飞机般呈弧形。尾翼上镶有“中国航空协会”字样。在很短的时间里这幢独树一帜的大楼便已竣工，1936年5月5日举行落成典礼，正式交付使用。

1935年落成的上海市体育场则是“民族主义”风格另一种展示。

上海市体育场由运动场、体育馆、游泳池三大建筑构成，呈三足鼎立之势，占地300亩。在当时远东的体育设施中，可说是独占鳌头。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建筑物的风格明显偏向现代主义。

体育场落成后不久，1935年10月10日上午10时整，旧中国第六届全运会开幕式在这里拉开帷幕。这天，虽下着蒙蒙细雨，但市民中“衣雨衣携雨具而来者，至为踊跃”，把可容纳6万人的体育场看台“挤得水泄不通”。来自全国各省、市及海外华侨组织的2700余名运动员举行入场仪式。当东北五省市代表队选手身穿黑色孝服，手执象征故乡黑山白水的黑白两色旗经过看台，全场观众静默无声，一种“国破山河在”的悲愤弥漫全场。“勿忘国耻”，是这届全运会一段雄浑的背景音乐。

与此同时，“大上海计划”进入大规模的开发建设阶段。

以市政府大楼为轴心，周边道路网格已见雏形，以 “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为经纬路标，构成了今天这个区域独特的路名。譬如像 “政府路” 、“政治路” 、“民约路” 、“民壮路”、“国权路”、“市光路”等等（这其实也即是如今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周围如此之多政字头命名的道路的由来）。轻便铁路贯通东西，虬江码头一期亦已竣工。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如双子星座，又像是两座城楼，相对而立……

被搁置的旧梦

限于市政的财力，“大上海计划”当中很多的建设发生了具体的变化—譬如，在建筑风格的演变上，就经历了从前期的“中国固有形式”后来逐渐过渡到现代主义的风格上；也有一些自始至终都仅仅停留在计划书上（譬如，规划中机场建设）。

但真正对“大上海计划”造成致命影响的其实是日本发动的两次侵略战争。

1932年1月28日，日本悍然发动了对上海的侵略战争。受战争的影响，如火如荼的市中心区域建设不得不随之暂停。事实上，也正是这次战争让后来的研究者对“大上海计划”选址江湾非议颇多。

不仅如此，“一?二八”战争还几乎改变了“大上海计划”的走向，战后市政府再次面临艰难选择，是继续发展市中心还是以闸北重建作为一个新的契机，重新考虑城市建设的走向。然而，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和实际运作中的欲罢不能，当时的市政府才没有停止市中心区域的建设。

而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江湾地区再次首当其冲，成为中日军队第一线的交战区。直到“上海沦陷”之后，“大上海计划”被迫全部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不过日军对此计划“情有独钟”，制定了新的上海大都市计划添加亲日规划。不过日据时期，原市中心区成为了日本的军事基地，1945年在该地驻军的就有：陆军一四六师驻五角场及其附件地区，六十七师驻当时的上海市政府。

特别市上海市体育场，沦为了侵略者的军火库。日军在昔日美丽的草坪和跑道上修建兵器修械厂，开挖河渠、修筑电网、垒起碉堡，这里成了魔鬼的城堡。直到抗战胜利，国民党继续将体育场作为军用。更为不幸的是，1946年7月，场内的炮弹库突然爆炸，熊熊烈火烧了7天7夜。火灾过后，已是断壁残垣，破败不堪了。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当局将上海市政府又设在了旧市区的繁华地段—此时租界已经取消了。对当年的“大上海计划”弃之如敝屣，使得 “大上海计划”如同一个被搁置的旧梦，江湾五角场这一带再次荒芜寂静了。

上海解放后 “大上海计划”中残存的市政府大楼，现归上海体育学院；原上海博物馆、市立医院、卫生试验所、中心公园、航空协会飞机楼，均在现第二军医大学内；原上海图书馆，现在同济中学校园；原上海体育场，现为江湾体育场。旧市政府大楼现为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及“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195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国家体委耗资193万元，对体育场进行了全面整修，更名为江湾体育场。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亲笔题写了“上海市江湾体育场”8个大字，镌刻在西主席台正门的上方。从此，江湾体育场成为上海举办大型体育比赛的主要场地。

至于“藏在”长海医院的原来航空协会的“飞机楼”，更是因为一次邂逅，解放后焕发了新的生机。

原来，1949年之后，在原国民党国防医学院旧址上建立起来了第二军医大学，“飞机楼”便围在了校园里。然而，却无人知道这幢楼的来历，大楼被当作长海医院的病理科和实验室,使用了30多年。直到泰国华侨郑钟良先生在这里慧眼识遗珠偶然发现了飞机楼的外形。于是，他特别珍惜自己与“飞机楼”的缘分，出资2000余万元人民币，对已饱经沧桑的大楼进行修缮。

1993年12月18日，“飞机楼”得以修复，据说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还题写“飞机楼”匾额。如今这座小楼作为长海医院药房和档案室之用，清静而优雅。

另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大上海计划”多项建筑的设计师董大酉在后来的“文革”被视为反动权威，1973年被迫害致死。

本文参考《“大上海计划”启示录—近代上海市中心区域的规划变迁与空间演讲》、《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与现代化》、《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