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们的战役

罗援（图/梁辰）

1972、73年参加援老抗美战争时，罗援（左）与战友身穿老挝人民军军装合影

1992年，张召忠和张莉主持央视一套《军事天地》的系列节目《三十六计古今谈》

张召忠（图/王瑾）

2012年解放军十大武器装备

墨尔本皇冠赌场内，参加澳大利亚陆军司令会议的各国军事首脑换下严肃的军装，享受晚宴。气氛轻松融洽，直到中国中将任海泉走上讲台。

这是2012年10月29日晚。在发言中，任一开始注重外交辞令，结尾却火药味十足：“有人”无视二战结果，挑战战后秩序。

与会的其他15国军事首脑当然明白，此话意指在东海岛屿主权问题上与中国有纠纷的日本。任说，“任何人都应牢记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法西斯国家点燃的战火曾席卷整个地区，致使包括澳大利亚达尔文市在内的许多地方被炸毁。”

赌场每晚定时燃放的烟花，恰在此时飞上天际。

在场的日本军官面露不悦，任的讲演一结束，日方便离开会场。

路透社记者David Lague在解析中国鹰派的特别报道《中国军方鹰派开始进攻》（China's Military Hawks Take The Offensive）中记述了这一幕。这篇文章反映出国内外舆论对中国与周边岛屿争端受到热议后的一系列关切。

“中国军方官员的强硬姿态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出现了意义深远的变化。”不过，“外国军事分析家无法确定这些鹰派军官是否代表着中国230万军人中多数人的看法以及是否会对外交政策产生真正的影响。此外，外界也不清楚作战指挥官是否认同这些 ‘鹰派人士’的看法。”“对于这些‘鹰派’的活跃表现，外界有一种普遍认可的解释：现在解放军有了可以谈论的话题。”

舆论的焦点很容易汇聚在活跃于中国传媒的军方学者身上。他们有军职，但从事学术研究，属于“智囊”；或许有过前线经验，但从未直接作战。他们更直接的阵地，是媒体。外媒称他们为“明星媒介表演者（star media performers）”。陆军少将罗援和海军少将张召忠，被认为是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目前在媒体上形成常规发言的级别最高的军队人士。

　　罗将军应对舆论战
访谈的最后，罗将军从拍照的椅子上坐回书桌，坚持要给我补充一些对网络质疑的回应，并强调那个关涉他名誉与荣耀的战争故事。

网络战的海洋

罗援将军在北三环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办公室里，有一幅老虎图。摄影师让他坐在老虎前面拍照，他犹犹豫豫地坐下，嘴上念叨着，还是不要这么拍吧，网上又会有人说。拍了几张后，他决意不再坐在老虎前面了。

1950年出生的罗援是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他强调自己是以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的身份接受我们的采访，并因此解释自己为什么不穿军装。他被视为鹰派代表人物的著名言论有“在东海给日本立规矩”、“在黄岩岛不应撤火，而应增兵”等。他的言论文章多发表在《环球时报》上。

2013年2月22日，罗援将军甫一开通微博，就卷入了新型“战斗”。

“我是罗援，经批准我可以开微博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舆论阵地，你不发声，别人就发声，甚至冒充你的声音发出一些噪声。还有一些人趁机进行诽谤攻击、造谣污蔑。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为了我们亲爱的祖国、亲爱的党、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民，我们应该战斗！”

这是一个他不够熟悉的战斗领域。就一个日本右翼组织的谣言，他很快跟人展开争论。

“有网友问我，为什么而战斗，为何而战斗？我的回答很简单，在习总领导下，外保国权，内惩国贼，涤荡腐败，振兴中华！”他在微博中持续阐释“国贼是指分裂主义分子和出卖国家利益的犯罪分子”，“反分裂和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也是中国军人的职责”。但这条微博又被质疑“军人干政”。后来，它被主人删除了。

“……有些舆论说‘军人干政’。其实，这些观点都是军方学者发表的学术观点（而已）。我们军队，是党指挥枪，这个绝对没有变……我和很多国外的学者接触，他们总觉得只要中国一发生风吹草动，中国军方会作为独立的力量，影响政局，甚至可能发生政变，但他们每次的预测，都失败了，中国军队根本不会发生异动，因为我们在思想教育上就是牢牢把握党指挥枪的原则，在组织体制上也有所保障，永远是党和国家的一支武装力量。”

紧接着又出现了“盗号风波”。

罗援说，“开始我不熟悉微博这个新媒体，我以为微博就是进行平等交流的场所，因此，有问必答。”后来有人对他提出了善意的规劝，说“你不必每问必答，一是问题太多太杂，二是就是有些人通过这些事来炒作自己，所以你就发表自己观点就行了”。

转变了观念的罗援想尽量不去争辩。但关于上没上过战场的问题，他还是忍不住要说几句。

“1972年、73年，我作为军工作组的成员，到过老挝前线参加了援老抗美作战，曾参与过对11军驻老挝部队的作战指导，当时我们有三支部队在那里。现在网上说你到底是哪支部队的？我只能回答，我不是哪支部队的，我是军工作组的成员。军工作组与一线部队同样面临战争的考验。”

1978年1月，身为作训参谋的罗援，连同他的作训处长、以及宣传处长、财务处长和其他参谋干事一起被调回北京，因为邓小平复出，强调要加强“文革”期间被裁掉的军事院校。“当时没有任何对越作战迹象，若有作战迹象，作训处长怎么也不会在这个时期调离呀。”“……到了2月17号中越自卫反击作战正式打响。离我回到北京已经有了一年多的时间，哪里来的临阵逃脱之说？而且我一听到有对越作战的消息，我马上写决心书，要求回原部队，但是那时候工作都由组织来决定，就没有回到前线。”

因此，他对“逃兵”一词无法容忍。他说，“作为一个军人来讲，是要讲尊严的。我自己最大的荣誉就是我上过战场，如果我是逃兵，那将是我最大的耻辱。”

硬气来自父辈传承

除了老虎画，罗援的办公室里还陈列着4幅大照片，分别是胡锦涛接见、两张军装肖像（其中一幅上，繁体字提“钓鱼岛争端的中国应对之策”，是他在凤凰卫视做节目时的背景板）以及一张在政协会议现场的照片。办公桌上放着同款小幅胡锦涛接见照，多了军事科学院的两个领导。客座沙发茶几上，有一尊周恩来像。

去年7月，在同一间办公室，罗援将军穿着军装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言其硬气来自于父辈传承。

罗援的父亲罗青长，1918年出生，新中国成立前后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是继李克农、孔原之后中央调查部第三任部长，保卫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罗青长相继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文革”期间，造反派意图冲击中央调查部档案馆。罗青长挡在门口，“你们要冲档案馆，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周恩来评价他说：“你们说罗青长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我不管，但他就是守纪律。”罗援始终以父亲为榜样。

对于这样的“红色家庭”，外界猜测繁多。

二哥也是将军。

“我哥哥也是从条件艰苦的基层舰艇部队轮机部门干起的，曾在海军最南边的正师级单位西沙水警区任政委，为祖国南大门站岗放哨，我为他骄傲。当然，我也理解一些网友的意思，所以我非常赞同习总书记说的，大家都应该有机会圆梦，但梦的实现确实离不开艰苦奋斗。”

四弟被质疑在美国工作，有海外资产，有人说这跟罗援的“忠于祖国”不符。

罗援说，“在世界各地学习工作的中国人非常多，绝大多数都是热爱和忠于祖国的，我四弟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早已回国。我现在打一个电话给他，他就能来。”

还有人质疑他不动员自己的儿子去当兵。罗援将军对此回应：“我只有一个女儿。”

“我不贪不腐，不是裸官，参加过作战，所以我说话有底气。”

“理性的鹰派”

罗援的“硬气”去年初开始被中国民众所认知，就黄岩岛事件，他接连在媒体上发表强硬言论《菲律宾，别太过分》、《在黄岩岛不应“撤火”，而应增兵》，警告菲方“老实点”，并表达自己的不解和不满：“为什么菲律宾没撤，我们倒要撤？这能起到什么作用？”“树立一个解决南海问题的模式：凡是挑衅我底线的，必须要受到惩罚”，“不能让菲律宾没受任何惩罚就全身而退，不能让它体面下台。”

菲方对《环球时报》上发表的这种强硬言论表达了抱怨，罗援也承认自己提笔前是有顾虑的：“我当然知道，一旦‘发声’的火候掌握不好，或者被曲解，是有风险的。”“有关部门可能有自己的考虑，我的言论也可能会引起一些非议，但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种责任感，始终觉得不吐不快，还是写了。”

现在他回想起来，也觉得“没有什么”，“关键还是国家利益。”“看你有没有自己私心上的考虑，你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还是从其他自己的问题考虑。如果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我觉得就是无欲则刚嘛。”

去年9月29日，在杭州举行的“第六届两岸发展研讨会”上，罗援提出，“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应在钓鱼岛附近设立军事演习区，导弹试射区，必要的时候把钓鱼岛作为我们航空兵的靶场。我看到台湾方面也有类似的提法。新党主席郁慕明提出，要以新党的名义购买钓鱼岛上的一些山头做为航空兵靶场。我觉得，这方面两岸可以合作。类似‘8·23’炮战的形式，我们一三五开炮，台湾二四六开炮，我们打单不打双，台湾打双不打单，看看到底谁的炮打得准，看谁先把日本在钓鱼岛上的灯塔给轰掉。这也是一种理性和平的方式来捍卫主权。”

去年对罗将军进行了专访的《环球人物》称，罗从不讳谈自己是鹰派。这次再谈起，他又觉得国外舆论将其如此定位，“有时候也是媒体炒作。我12月份刚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美国到场的都是学术界非常有影响的人，包括约瑟夫·奈在内的一些重量级学者听了我的发言以后说，‘我们不觉得你罗援是一个强硬派啊’，‘你还是挺理性的’。”

“在给我定位为鹰派的时候，我都要加上一句我是理性的鹰派，理性鹰派和莽撞鹰派相比，首先是比较客观、冷静地看一些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给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咨询建议，而不是在那发泄一通不满。”

不过，罗将军也承认，军人有自己的语言风格。跟政府部门相比，不会有那么多外交辞令。

“所有中国军人有责任履行鹰的职责”——“军人首先是把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放在第一要则，军人还是要能打仗，会打仗，打胜仗就是我们军人的第一选择，也是衡量我们军事工作的第一指标——战斗力。”

罗将军很赞同总后勤部政委刘源的观点：“我们和媒体接触，实际上是在进行舆论战，或者说是在为舆论战练兵。该如何与媒体接触，如何在接触中发声，都是舆论战的重要内容。”

这也是罗将军在意识到网络凶险之后，依然义无反顾投入其中的原因：“他（刘源）常告诫我们，现在要‘文攻武备’，而不能‘文守武废’，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张将军 国防教育的榜样
中国教育台的访谈快要结束时，火车司机问张将军：“我们（工作）的情况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想请张老师给提个建议什么的，把路子拓宽？”
张召忠说：“火车司机跟汽车司机还不一样，汽车司机经常自己变主意，就到处乱拐，火车司机轨道在那了，你铺啥他走啥。所以党给你铺好的路，你就顺着往前走，没有错。”
 

“革命战士一块儿砖”

这跟他回答前一位90后女生的提问异曲同工。

1974年，张召忠被选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阿拉伯语，因为发不出颤音，他冒险在校医院做了舌头手术。

“就像家里的鹩哥八哥，舌头（的某一连接处）要给捋顺，要不学不会说话。”这一“壮举”在所有有关张将军的成长经历中，频频被提起。

面前的这位小女生提问：“在被窝里看书、舌头根部动手术，您是有目的性地去做这些牺牲或努力吗？”

张将军回答：“我没有目的。你这个问题我感觉特别好。我就是革命战士一块儿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不知道下一步党会把我搬到哪个地方去。”

主持人插话：“可没人让你剪舌头啊！”

张召忠：“我原来是搞理工的，突然让我来学外语，学习对我来讲是党、是部队交给我的一个任务，我要好好完成这个任务，我怎么就完不成了呢？这个是舌头的事，那我就解决舌头的问题。”“我自己没有太多的人生规划，每一步都是（上级）交给我一个任务我尽量去完成。但是并不是说我干这个事我带着很强的目的性，我要当官，我要立功，没有，绝对没有。”

张召忠在英国皇家军事科学学院学习的时候，曾做过一个关于军人职业化的研讨报告，其中对比了中国和美国兵役制的不同——美国征兵的宣传口号“来当海军吧，瞧这一身军装多漂亮，来当海军吧，能遍历世界的五洲四海，来当海军吧，我们赚的钱多。”而中国是义务兵役制，当兵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我的每一步我都没有选择的自由。我就习惯了，让我干啥我干啥。……你把它作为一种命令，要有革命军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我穿上军装后首先对我进行的教育。还教育我们军人要忠于党，忠于国家，要做一个真实的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惟一觉得自己带有目的去干的事情，是1980年从伊拉克回国之后。

1978年，张召忠被派遣至伊拉克当随军翻译。看到战火，张召忠为自己作为一名军人却不懂战事而懊恼，觉得国家白培养自己了，下决心学习。

“我就发现阿拉伯语不能实现我的救国的命运，因为阿拉伯语，我在世界上找不到科学技术，发达的科学技术供我们学习，……我就干脆抛弃了这个外语，那个时候是个转型，我就说我自己直接搞工程技术。”

2012年，张召忠年满60，是该退休的年龄。但组织让他延长服役，所以他还是现役军人。

“我们这些人不知道明天会交给我们什么任务。”

即使命运一直是被安排的，但张召忠有自己的骄傲：“我从农民到将军，从士兵到将军，每一步，都是靠组织上的培养和自己的奋斗，从来没有送过礼，一分钱没有送过，一瓶酒、一支烟没有送过。我写过4000万字的书，二三十本，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写的，这个你很少见吧？我没有任何背景，我就是一个农民出身，所有的路都是我自己走的。”

传媒时代的“老江湖”

当初被北大选中之前，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本来要招张召忠去学习核潜艇专业。但拥有优先招生权的北大老师说：小伙子长得又高又帅口才也不错，将来是要当外交官的。

当他经过工作，将注意力转移到研究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之后，他的形象和口才的特质还是让组织交给了他另一项任务：上电视。

1992年，央视一套《军事天地》制作系列节目《三十六计古今谈》，原书作者和另一位学者经过试镜，都没有通过。而那时候因为发表文学作品而在军中小有名气的张召忠，被确定为节目主讲人。

因为节目需要，主持人张莉给张召忠化了妆。第一次节目完成后，海军领导要请大家吃开机饭，张召忠到洗手间，才看到自己的妆容。多年后回忆起来，他仍然会激烈地表达当时的震惊和懊丧。他指着镜子，甚至拍打脸庞，不相信镜子里男不男女不女的“鬼”就是自己。他内心里觉得对不起领导，以至于以后凡是看到那位领导的名字，都会感到心有愧疚。

在那之后，他苦心琢磨造型和搭配艺术。同事评价他头型已经标准化了，隆起的高度、角度精确到每次都一样。化妆师评价他自己化妆得很自然，“化了跟没化一样”，“西服和领带的搭配也很舒服”。

这些造型，张召忠做起来已经非常纯熟，每次只需5分钟。他每周都要上电视做节目。固定的节目有央视四套和七套的《今日关注》《海峡两岸》《防务新观察》，今年又增加了湖北台的《军情第一线》，北京电视台的《军情解码》，和湖北台的《军情第一线》。

作为最早从事电视节目录制的军中人物，张召忠认为自己经久不衰的理由，一是每天学习，不断储备；二是政治上从来没有犯错误。他坚持从不背稿子，喜欢用自己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不愿意像“周全”的专家一样做些“明天可能晴天，也可能阴天，局部地区还可能下雨”的无用预判。他甚至还跟合作主持人提出，“你来挑战我，不敢问别人的问题，都来问我，我喜欢挑战。”

他的这种风格受到很多电视观众的喜爱。2009年，曾有观众写信给《防务新观察》节目组，向张教授提出一条建议：以后能不能你多说一点，其他同场的嘉宾少说？张将军回复说：“我最愿意做的节目就是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那种类型，那是一种3个人平等聊天儿的节目，可惜大陆还没有一档那样的节目，凤凰卫视像我这样的身份还不让参加，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退而求其次，我最喜欢的节目是两个人的访谈，一个很有深度、很有学识的主持人来挑战我，然后便是我滔滔不绝地现场直播访谈，这是最刺激最有收视的节目形式。可惜，除去伊拉克战争时期的直播还很少有过，一般都是一个主持人对付两三个嘉宾，因为嘉宾很多，大家只能车轮战，受时间限制，我如果说得多了，别的人就说得很少，那人家坐在那里干什么？听我说？那样太不道德了，所以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嘉宾，我都是很自觉地简短回答问题，然后赶紧闭嘴。我至今也搞不明白，电视节目的最终衡量标准是收视率，我一个人谈收视率总是最高，但偏偏不行，一定要多个嘉宾参与其中，这样就很容易造成走题，特别是如果另外一个嘉宾发挥不好、水平不匹配或者两个人关系不好的话，就非常麻烦，就会直接压抑话场，话不投机半句多，现场谈话就不会有好的效果。……”“……我很赞成赵本山的观点，‘有收视率的节目不一定是好节目，但没有收视率率的节目一定不是好节目’。好在我的节目收视率都很好，我在《今日关注》的最高收视率是2.8，在《海峡两岸》的最高收视率是2.2，在《防务新观察》的节目在七频道一直是名列前茅。”

张召忠最喜欢的电视直播，他亲历过两次战争直播——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即使是后者，距今也已10年，但那次造成的影响依然常被提及，成为张召忠争议的核心议题。凭借在伊拉克的驻扎经验，他在直播中大胆预言美军会陷入巴格达城市保卫战，共和国卫队、沙漠风暴中的坦克战、伊拉克所设红线及杀伤性武器都会让美国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但萨达姆政权基本没做有效抵抗，几天时间就四散溃退，很多守在电视机前等待其反抗翻盘的军迷目瞪口呆。

“萨达姆前两天还出来转悠了一圈，怎么突然之间就顷刻瓦解了呢？我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作为军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张召忠在节目中说。“为什么不炸桥为什么不埋地雷啊？是不是怕累啊？挖两锹土很累呀。巴格达人呢，有时候就是会怕累，你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

这些语录成为日后网友吐槽的槽点。认真的张将军为此困扰了几年：“我曾在伊拉克工作过两年，知道他们请法国、意大利军事工程专家修了许多城防工事，这一点，我还与从前线归来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进行过探讨。有部队、有工事、有地道，但为什么伊军不战而散？”

直到伊拉克战争总指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弗兰克斯上将在退役后出版《美国一兵》，才在书中披露，伊战期间，美军对共和国卫队中可能出现在美军进攻方向的部队的师、旅长全部策反。

“部队等到的命令是放下枪炮，就地解散，统管共和国卫队的总司令是萨达姆的表兄提格里蒂投靠美军后被用C-130飞机接到美国去了，这都是绝密的情报，只有美国总统、国务卿、参联会主席等极少数的人掌握，谁也预测不出来。我的预测是按照当时我们所拥有的常规情报，得出来的正常的分析结果。”张召忠说，“预测是有风险的……现在的电视有好多访谈节目，好多专家都是弯弯绕，绕来绕去就像没说一样，没有感染力。我有主见，就不是滑头专家，军人嘛就应该有个军人的样子，错就错，对就是对，要斩钉截铁。”

对于网络上的异议，张将军说自己什么都知道，对于别人的批评也会反思，但不会在网络上做回应，“没那个时间”，“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我强调虚拟空间哪来哪去。你说你叫阿猫，我起一个名字叫阿狗，阿猫和阿狗可以对，但是阿猫和张召忠不能对。如果你写一篇文章，你说张教授为什么你预测不准确，署名你叫什么名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我可以非常尊重你，你在网上说就没有意思了。”“我是老江湖了，身经百战，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国防教育忧心忡忡

做电视为张召忠带来了正反截然对立的评价，也有曲解和误解、冒犯和伪造，但他坚持做节目，就是为了不断普及国防教育。

最近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张召忠认为，边境地区，尤其是其普通居民，没有平时的国防演练，是不对的。

“1999年5月8号，中国使馆被炸之后，当时我写了一本书，《下一个目标是谁》，我说再过十年，你问今天是什么日子，没有人记得，你别看现在满大街游行，以后大家就不记得了。……你看人家南联盟，警报拉响之后，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知道自己往哪里跑，防空洞里有吃有喝，还有医疗条件。战争以后，北约以为南联盟的飞机、坦克都被炸毁了，谁知道都在地下呢，百分之九十开出来都是好的，炸的都是一些假目标，你看南联盟这个军事准备有多好。我当时就说，中国防空警报响了，老百姓知道往哪里钻吗？我这是99年说的，我说二十多年来不拉防空警报，没有一个城市拉，不进行全民的防空演习，战争动员，这样这个国家安全还有保障吗？”

2009年，张召忠到珍宝岛勘察1969年中苏之战的现场。“我马上想到了南沙群岛，我感觉我们似乎缺少了什么。当时的边防部队只有步枪手榴弹，武器装备非常差，苏军则是飞机、直升机、坦克和装甲车，最终我们取得了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我带着对南沙的忧患前往珍宝岛，想在那个地方求得一个如何解决南沙问题的办法。……在进行了大量调研之后，我突然感觉到，我们丢失的东西太多了，今天我们拥有了非常先进的武器装备，可丢失了最宝贵的战斗精神！珍宝岛精神丧失了，那是一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那是一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精神；那是一种‘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精神！”

基于这种忧患意识，张教授勤恳地奔走于媒体之间，在严格遵守纪律的同时，尽可能地传播他认为至关重要的国防知识。一次他在军博录现场，一位老妇非拉着他合影，主持人笑话他，粉丝太“资深”。还有一次他去酒泉讲课，一名工作人员在打车去讲课现场时，不经意跟司机提起张召忠教授来了。司机立刻请求工作人员把自己带进会场。一上午不跑活了，专门听课去。

“我们应该尊重民间的爱国主义情操。他们是爱好国防的。多好啊。”

当湖北电视台邀请张将军专门去做一档军事节目时，将军很吃惊：“地方台都搞娱乐节目，你怎么搞这么一个？他们说限娱令下了以后，感觉确实娱乐太多，作为地方卫视，我们确实要有责任感。我说就凭你们敢出这种重拳，我大力支持！马上就给他们做。”

据张将军说，这档节目的收视率很好，“在全国排在前几名”。

“……我的节目为什么收视率高呢？这么多人写书，为什么我的书摆出去要好卖呢？无形当中都（需要）有竞争力（的考量），这里面的（要素）就有一个，知识是很重要的，但永远不是最重要的，你有一肚子知识，但是个汉奸，是个卖国贼，不爱国，那有什么用呢？中国历史上这种人多了，所以你的知识要用到正地方，并不是说知识越多越好。第一位的是要讲政治，第二位的要守纪律，第三位的要顾全大局。”

“没有什么鹰派、鸽派，政治上要和党组织保持一致。你还分什么鹰派和鸽派呢？那是外国的说法，外国是多党制……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都在党的领导下，可能有一些学术观点不一样，那属于学术层面的争论，政治上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