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改革是在过去六次,特别是2008年大部制改革基础上的延续和深化,改革以问题导向切入,提出阶段性改革目标,当然,也给未来改革留下了空间。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最重要的是让人民满意,这是改革的最终目标。
此次改革着眼于市场化趋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到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既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又能够有效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市场化国家之所以普遍实行大部制管理模式,主要在于它有一些明显的优越性。首先,这种管理模式能够减少部门、机构的数量,降低行政成本;其次,这种管理模式能够有效地避免政府机构之间由于职能分工过细,导致政府职能交叉、重叠等引发的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再次,由于实行相近业务的统一管理,因此可以防止部门之间沟通难、协调难等政府经常会遇到的通病。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搞了30年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部门设置多,实行条条管理,部门专政。比如,当时的机械工业部下设九个部,有管常规机械的,有管电子的,有管兵器的,有管飞机的。那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部门必然要进行调整。从1982年开始,我国先后进行过六次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不断裁减、调整政府机构,使其能够与一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可以说,从纵向比,我国现在的政府架构与计划经济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从横向比,特别是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政府部门设置依然过多。比如,经过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后,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仍然有25个,而日本是12个,美国是15个,英国是17个。当然,部门数量多少不应该是衡量一个政府管理优劣的唯一依据。但大量事实证明,政府机构职能交叉、重叠引发的政府管理问题,是国民普遍都能感受到的。
由此可以说,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必然会朝着大部制管理方向迈进。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微观经济,反映在政府体制上就是必须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
实行大部制管理模式,是不是与小政府的目标冲突呢?这是一种误解。“小政府,大社会”是人们期盼政府规模不要太大,不要把更多的钱花在政府自身。但政府的规模和管理能力的大小,必须和它承担的责任相适应。因此,“小政府,大社会”和大部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都有其特定的范围,不应该简单地等同或对立。退一步说,即使在“小政府”内部,也不可能是“一锅粥”,而是要设置必要的部门,各司其职,对社会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这就是说,即使政府规模较小,内部也需要科学分工,而大部制正是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和科学设置部门的管理需求。
实行大部制管理,不仅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沟通难、协调难等方面的问题,改“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或者接近于“一龙治水”。同时,通过政府部门的整合调整,能进一步理顺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减少机构的数量,减少过多的协调和沟通环境,这对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在我们这样的体制下,大部制改革怎样才能达到预期目的?2008年第一轮大部制建立过程中遇到的阻力,现在依然存在,这些都是我们要关注的。比如,实行大部制管理后,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就显得更加重要。再比如,在执政党的机构设置方面,如何与政府的大部制进行对接,不重复、重叠。还比如,在大部制管理模式下,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应该在机构建设方面,如何加强对大部权力的监督和控制等。大部制改革实行已有五年,当前有三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如何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监督制约的改革思路,重构政府权力结构和政府的运行机制,为大部制的权力监督提供保障。
第二,大部制能不能有效遏制部门利益,也成为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即扼制由“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导致的政府运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
第三,大部制改革可能会牵动政治体制改革。从更深层次来看,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方向,最终必然会涉及和涵盖党政、人大等系统,因此跨党政的,甚至要考虑党的权力和政府权力的对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政府机构改革不能只换一套“马甲”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本次机构改革方案,有利于铁路部门的职能转变。因为铁道部撤销后,拆分为行政管理职能和市场职能两个部分,实行政企分开。这个改革应该是历史的欠账,因为很多类似的计划经济部门早在15年前就进行了类似的改革。这些部门都完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使命。
计生委职能转型,从人口控制到人口服务,人口服务职能与卫生部类似,拆分后并入卫生部,显然是适当的选择。不过遗憾的是,一胎政策未变,因之导致的人口问题将继续严峻。
食品和药品监管部门合并,升为总局,这个改革前景不是很明朗,看起来是为解决严重的食品和药品质量问题,但实际上两个机构合并,加上升级,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有效,还有待观察。实际上,食品和药品问题,主要是相关决策、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否某个机构级别高不高,也不是是否要综合食品和药品质量监督力量,而是更好地完善食品药品质量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的问题。
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电总局合并,也是历史欠账。这些部门产品类似,管理职能也类似,机构林立还导致行政分割,相互扯皮,做纸媒不能做电视,做电视不能做广播,做广播不能做纸媒和电视,导致资源极大浪费。
因此,此次改革,有三个方面只是解决了历史欠账问题,计生委改革还不彻底。重组海洋局和能源局,是要解决当前特定的问题。整体上可以说是稳步推进,今后依然有很大改革余地。
今后改革的余地,主要是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取消行政级别。按照行政级别方法来管理国有控股企业,依然是计划经济的做法。过去的改革,一个计划经济的部门,拆成几个公司,还是副部级。实际上是企业走出了政府,但依然是机构林立,只是换了一个“马甲”。国资委成立后,虽然是特设机构,其实在国务院内,实际上还可能高于一些内阁部。铁道部拆分后成立公司,如果不取消行政级别,人员继续按照计划经济的管理方法,国有企业改革其实只是换了“马甲”而已。拆了一个正部级机构,多了几个副部级机构,多了更多的高官位置。机构改革,说是精简,结果只是名义上精简了,但政府机构精简,是以其他高级别的“马甲”的膨胀为代价。机构改革的成果,显然是大打折扣。
二是事业单位改革,也要取消行政级别。目前按照行政级别的方法来管理事业单位,也是计划经济的做法。很多事业单位,现在都是正部级,很多高校,都是副部级。这些正部、副部的机构,吸引了众多想当官要待遇的人。很多行政官员在官僚系统没有升官的机会,纷纷转向这些机构任职。这些人实现了升官的理想,政府也安排了一些人当官,但是这些“马甲”却束缚了中国科研和教学的发展。现在,事业单位行政化,研究项目的设立,科研和教学考核,都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事业单位改革,不去行政级别,不可能去行政化,事业单位的任何改革都不会有真正的成果。
三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要强化政策的专业化,不能通过单独的行政机构来强化部门决策。发改委虽然是国务院决策咨询部门,但是它是行政部门,其决策依然是部门决策。国务院研究室、参事室也是研究部门,但是没有起到公共政策决策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决策,最后变成了秘书班子,或者一般性的点缀。在总理层理顺总理公共决策机制,给常务会议决策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持,把决策变成公共决策、民主决策,尤其是专业化决策。总理常务会议成员为重要的内阁部。
显然,未来的改革,取消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政府不崇尚行政级别,而重视公共政策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才是重点。机构调整,要尽快解决历史欠账,然后在取消行政级别、完善机制的基础上,重组机构,迅速理顺国务院的基本组织职能框架。
这些方面的改革,都是改革基本功的训练。没有这些改革,未来国务院的基本框架就很难形成。当然,除了这些基本功,还要逐个考察现有政府部门的性质,以及如何确定其适当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