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勇健：博弈论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

经济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重庆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巴渝学者，中国百名科技创新优秀青年奖获得者、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金融工程学等研究，著有《博弈论与经济模型》，《无所不在的博弈》，《简明博弈论教程》。译著《策略博弈》等）

博弈论已成基本研究框架

时代周报：过去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6次颁给了博弈论相关理论的研究者，博弈论如此受诺奖青睐的原因是什么？

蒲勇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博弈论的重要性，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博弈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它不仅仅被运用在军事、政治、经济管理方面，在生物、法律、火箭控制、人工智能、语言科学等都有广泛的运用，它还与心理学、实验经济学相结合，对社会现象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博弈论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策略，它对整个社会的洞察力非常令人震撼，在经济领域尤其如此。它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出发，帮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经济现象，并指导更加有效地制定经济政策。博弈论在经济学的地位，就像18世纪的牛顿力学在物理学中的地位，它是研究人类现象的一个基本框架和一般性方法。

因此，博弈论吸引了大批顶尖经济学家，他们希望能够做出一些研究。在当前世界主流经济圈中，如果一位经济学者不去做一些博弈论研究，甚至会被人看不起，会被认为是没有学术水平的。因为最顶尖的经济学家都集中于此，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自然也就集中于此。

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经说过，“要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就必须对博弈论有大致的了解”，这句话在很多博弈论书籍中都被引用。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的很多领域都有贡献，唯独在博弈论方面没有贡献，而这样一个非博弈论研究者说出这样的话，就显得非常令人震撼。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人类行为中有很多复杂深奥、直观上难以捉摸的现象，往往只有通过博弈模型分析才能解读出来。比如大家都关心朝鲜问题，都对其最近的行为匪夷所思，如果我们用博弈论来解释，很多问题就豁然开朗。博弈论既可以说得很高深，也可以说得很通俗。

时代周报：为什么博弈论有如此神奇的魔力，它与古典经济学理论有何不同？

蒲勇健：古典经济学假设人是经济理性的，人的行为是以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为目的。但是，许多人不认可这样的假设，他们强调人的另一面—利他或者对于“公平”的追求。人的行为有些时候并不是完全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是要兼顾“公平”，孔融让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实验经济学家近年做了一系列博弈实验，如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礼物交换博弈实验、信任博弈实验、独裁博弈实验和公共品博弈实验等反复证明，人们在自利偏好之外还具有公平偏好，在追求最大的个人收益时还会关注收益分配结果是否公平，会为了追求更公平的收益分配而放弃部分个人收益。无论是实验经济学还是进化博弈的数字模拟结果，都表明传统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定是不具有普遍现实性的。人在决策的时候不光是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且也会考虑“公平”要素。博弈论已经纳入一些行为科学的发现，行为博弈论可以处理这些问题。

亚当斯密在1776年《国富论》一书中首次提出“无形的手”理论，其认为市场有只“无形的手”，具有自动配置的功能。但随后人们发现，市场仍然存在缺陷，为了使市场最优，需要人为核定市场规则，也需要政府对市场资源做一些配置。古典经济学只能够很好地处理完全竞争性或者完全垄断性市场，像诸如寡头垄断这样的市场就需要博弈论了。而现代经济社会很多时候是寡头垄断的，寡头之间的勾结行为也常见。博弈论适合研究包括串谋，勾结这样一些策略性行为的经济社会现象。2012年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沙普利和罗斯，提出了稳定匹配理论和市场化设计理论，挑战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们认为经济学也能像工程学一样，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对资源进行精确计算和配置。

对罗斯，中国经济学家常不知所云

时代周报：你很早就预言他们两位会获奖，也曾在你的著作中专门介绍过他们的理论，能否简要阐述一下。

蒲勇健：在我与香港大学赵耀华博士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模型》中，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市场设计与匹配理论，而且据我所知，我们的这本书是目前唯一一部系统介绍他们成果的中文著作。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我准确预测了他们俩会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理论非常专业艰深，但是很实用，在他们获奖后，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接受媒体采访进行解读的时候，基本上是不知所云。

简而言之，市场会出现信息不对称，买卖双方对同一商品所了解的信息不同，这时候配置的效果就会显现出来。罗斯曾为美国政府计算市场需要医学院招收多少学生，既能吸引最优秀的学生考医学院，又能满足公民对医生资源的期望，让市场达到最优。罗斯认为经济学就像工程学一样，可以套用特定的公式。又比如，捐献肾脏的人的肾，要匹配给某个病人，正好两个人对应了最佳状态，按照什么样的程序来一一对应，这个方法是很复杂的，如果没有科学的方法，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用他们的方法就能迅速完成匹配，这实际上是数学上的优化问题。

又比如找对象，男女都想找到双方满意的人，要利用现有的所有信息最大化，他们不会离婚，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满意的程度，这就是数学上的优化程序，根据这个程序设立一个机制，如何来排队，如何来甄别，操作过程是怎么样的，按照这个过程就可以一一对应。又比如大学招生，某个大学生想报考哪个学校和专业，哪个大学想招什么样的学生，也是一个匹配问题，都可以运用到他们的理论。

时代周报：基于市场设计理论，是否可以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中间寻求一条新的道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起主导作用？

蒲勇健：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早期的经济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事实上现在的市场已经有了很多垄断，就像列宁说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不是早期的竞争资本主义了，因此很多传统的方法无法去规制它。那么如何去处理这些寡头垄断？如何制定游戏规则，规制这些企业，使其在垄断情况下减少对市场秩序带来的损害，从而提高效率和公平？政府就要去设置游戏规则，这在经济学中叫机制设计，机制设计是2007年的三位诺奖得主提出来的。

机制设计实际上是博弈论的运用，罗斯的理论在美国加州早期的电力行业也用得非常恰当，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市场经济充满垄断和勾结，早期的西方经济学模型已经不适用，只有用博弈论，因此博弈论也成为今天经济学界的主流。在国外读经济学博士，基本就是读博弈论，翻开国外顶尖的经济学杂志，只要是研究微观经济或制度设计的，必然都是博弈论，其他研究实证的，就是用统计的方法，除了这两种，基本上没有别的。

博弈论的兴起和发展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到了垄断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经常要进行博弈，有很多策略性的行为，这些行为都可以通过博弈论来解决。现在中国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找好的项目，很多工业园区都在想招商引资，调整自己的产业，如果我们建一个数据库，所有想来中国投资的企业，它们想投什么项目，有什么要求，就进入那个库，反过来，想招商引资的也如此。如果能把匹配理论推广的话，效率就会非常高。但政府官员中懂博弈论的人很少，很多人不知道它的运用价值。

在中国社会，博弈论是最好的分析工具

时代周报：经济学家王则柯曾说，博弈论是华人经济学家的短板，这是因为华人经济学者对博弈论的重视程度不够，还是因为博弈论在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蒲勇健：恰好相反，在中国社会，最好的分析工具就是博弈论，因为中国离完全竞争市场还很远。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博弈论大师埃克里·马斯金，就是因为他运用博弈论解释中国和东欧等转型国家的经济，并创造出机制设计理论，现在清华大学的钱颖一等教授都是他的学生。很多中国和东欧的学生都去哈佛读他的博士，就是想用他的理论去解释本国的经济问题，这些国家处在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既不是完全竞争社会，也不是过去搞计划经济的完全垄断社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博弈论是研究转型社会最好的分析工具。

博弈论的运用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经济学家喜欢用博弈论的模型去解释所观察到的各种经济现象，如用“囚徒困境”去解释为什么商家之间总是会爆发没完没了的价格战，用“智猪博弈”去说明为什么只有大企业才会投入大笔经费开发新产品，而中小企业宁愿跟在大企业身后模仿也不会自行投资技术创新。政府中的上下级之间在经费申请和批拨也常常在玩一种博弈。博弈论的运用可以非常广泛，但政府在很多政策上缺乏博弈论思维，不采纳专家的意见。因为博弈论认为，一个社会的运行前提是要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很多地方官员的目标是团队利益最大化。

时代周报：博弈论在国外许多高校是通识教育的课程之一，你在国内也做了很多普及博弈论的工作，包括写书、在百家讲坛讲课等，目前中国博弈论教育普及状况如何？

蒲勇健：在国内，我和王则柯、张维迎教授，应该是最早在中国大学开设博弈论课程的老师。在1994年，诺贝尔奖第一次颁给博弈论经济学家，我就给博士生开设了博弈论课程，现在的博弈论课程比过去多了很多，基本上985大学的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都有这门课，但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当少，我估计全国有这门课程的高校不会超过80所。而且，开了课是一回事，讲得好又是另一回事。讲博弈论的要求很高，如果照本宣科，学生可能会云里雾里，根本听不懂，所以一定要讲得很生动，要有很多故事来讲解数学模型。如果自己不是有很精深的了解，是讲不出来的。

目前中国懂博弈论的专家不多，能开课的老师就更少了，像重庆大学这么多年，只有我一个人能讲博弈论，一般来讲，任何课程都不可能只有一个人能讲的。做博弈论要求知识面很广，一方面要有很深的数学功底，另一方面还要有很好的人文学科背景，如果只有数学功底就会把博弈论讲成应用数学，这样效果不会好。讲博弈论要讲很多案例，讲人的行为，甚至对心理学、生物学都要懂一些，对跨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要求很高。

现在讲得好博弈论的老师很少，但是想学博弈论的学生很多，这种不对称的现象将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我估计在未来20年左右，博弈论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跟现在国外的情况差不多，懂不懂博弈论将成为甄别一个经济学家水平的标准之一。如果不懂博弈论，人家就不会认为你是经济学圈子里面的人。

时代周报：你如何评价华人经济学家在博弈论方面相对薄弱的现状？

蒲勇健：王则柯教授所说的，博弈论是很多华人经济学家的短板，我同意他的说法。研究博弈论，一方面需要长时间孤独地思考、观察很多深刻的现象，另外一方面需要很好的数学技巧，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到。因此，写博弈论的文章殊为不易，我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写一篇关于博弈论的文章，但在中国如果几年才写一篇文章，这在学术界是无法立足的。

很多学者功利心太强，觉得发的文章越多越好，都忙着写文章，缺乏长时间的思考，这些文章很多都是没有什么水平的。但国内大学的考核标准，就是发表文章的数量越多越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而研究博弈论是不可能多产的，所以很多人对博弈论敬而远之。可以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当代经济学界，判断一个学者是否有水平，就看他能否写博弈论原创性的文章，就是自己构造模型，而不是用人家的模型，如果只是用外国的模型，那是没有什么贡献的。

中国目前对博弈论的研究虽说比以前好了一点，但是总体来说，跟国外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与国外的研究相比，我们在构造性方面还很不足，主要还是应用国外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只是应用国外的简单模型，稍微深一些的都很少见。甚至国外顶级的经济学杂志发表的博弈论文章，很多中国经济学家连看都看不懂，他们只是名气很大，很会演讲，在学术上不一定很厉害。

张五常教授应该是中国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在他那个学派，所有人都拿了诺奖了，只有他一个人没拿，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没能把自己的理论建构成博弈论模型，他写文章反对博弈论。如果张五常自己做了模型，他可能早就拿到了，2001年获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理论中，就包含了张五常早年的一些思想。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模型，思想也不够深刻，没有模型，仅仅思想，思想也达不到哈耶克的水平，那么获诺贝尔奖的希望就很小。

中国的很多学者不是很具有追求真理的精神，这跟中国目前浮躁的社会风气有关。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应具备自身的独立性，不能任由时势摆弄、由口号牵着鼻子走、随波逐流。经济学家的思维应超前于现实，经济理论对实践应起到指导作用而不完全是事后的诠释。政治家应从经济学家那里获得智慧，而不是经济学家只是在政治家决策已作出之后，搞点生硬的附会性解说。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工作往往在数十年后才被重视，如科斯之交易成本说出现于1937年，但直到70年代才成热门。愈有分量的工作生命力愈强，浅薄之作往往是过眼烟云。学者官僚化，一举成名、旋即做官、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现象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顽症。为官后常常说些违心话，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知识没有长进，热衷于政策诠释、牵强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