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文·罗斯与博弈论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埃尔文·罗斯(AlvinRoth)与劳埃德·沙普利（LloydShapley）共同获得，他们提出的“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中的实践”（forthetheoryofstableallocationsandthepracticeofmarketdesign）赢得了这份荣誉。

近年来，“博弈论”已经成为人们熟悉的名词，甚至被口头常用，而一旦涉及博弈论里面大量的数学公式和图表，仍然只会被认为是非常理论的象牙塔。埃尔文·罗斯用自己的研究及应用将数学公式后的博弈论用生活呈现出来，他在接受诺贝尔奖组委会电话采访时说：“没错，我觉得经济学还是要事关真实的生活。”

经济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尽可能恰当地匹配不同的市场主体。比如，学生必须与学校相匹配，人体器官的捐献者必须同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相匹配。这样的匹配如何才能尽可能有效地完成？什么样的方法对什么样的团体有益？罗斯分别从稳定匹配的抽象理论和市场制度的实际设计这两个角度，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罗斯的贡献在于，他发现沙普利的理论能够阐明一些重要市场是如何在实践中运作的。通过一系列研究，他发现“稳定”是理解特定市场机制成功的关键因素。之后，他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验，并帮助重新设计了现有的诸多匹配机制。在沙普利理论的基础上，罗斯还加入了对道德约束或其他特定条件的考量。罗斯根据匹配理论重新设计了现存的制度，帮助医生和医院、学生和学校、器官捐赠者和病人之间进行配对，并且考虑到了特殊环境要求和伦理道德限制，比如排除转移支付的场景。

罗斯认为沙普利的理论计算结果可以让实践中重要市场的运作方式变得更清晰。在一系列的经验性研究中，罗斯和他的同事展示，为了理解某个特定市场制度为何成功，研究其稳定性是关键。后来罗斯成功地通过系统性的实验室实验支持了这个结论。

罗斯认为：过去，经济学理论一般是没有实用价值的，都是解释已经发生的事情，一般也只是定性的，很难像物理学或者工程学那样精确并可以计算。但这种情况会因为博弈论的应用而改变—今后会出现一个新的学科—通过应用博弈论，会把经济学变成像工程学那样精确并具有可计算的功能，他还为未来的这个学科取了一个名字—经济工程学。

在运筹学领域，罗斯专门研究博弈论，即分析那些最终结果取决于多人行动的情境。20世纪80年代，博弈论被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因此，我们看到了诺贝尔讨厌的数学家拿到了以他命名的奖项。

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一个诺贝尔梦想。但是现实是，由于学界对博弈论的漠视和陌生，缺了这条腿的中国经济学家在世界主流地位似有下降趋势，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不相称。在沙普利和罗斯获奖后，甚至有评论称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走火入魔”，中国经济学家们距离世界有多远，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究竟是在缩小还是与主流渐行渐远？我们将在这个专题中，采集各种观点加以呈现，以助整个社会对此问题进行思考。

陆铭：中国经济学界需要全方位补课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巫秋君

本土化研究如何被世界承认

时代周报：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实现零的突破，有人认为，这与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果不相匹配，你认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陆铭：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要奖给什么样的人，它在设立之初就明确表示，不奖励对经济政策或经济发展作出实际贡献的人，而是要发给对经济学理论具有重大推动的学者。这就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自设立以来，绝大多数都颁给了美国人，因为目前经济学理论研究最前沿的地方在美国，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跟国际经济学界脱离的时间太久。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都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导，真正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才起步，到了90年代中期，随着一些海外留学生归来，才开始逐渐跟美国经济学界有互动和接轨。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跟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有关，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也用到很多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但是因为中国在政治、历史和社会方面的一些特殊性，我们的经济发展实践跟世界主流经济学理论是有一定差异的。这些差异是否会构成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挑战或发展，到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这里面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换言之，现在国际上在研究的这些问题，中国学者还有很大的差距；而我们本土的研究，尚未被世界主流经济学所接纳和认可，所以中国学者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很大的距离。

时代周报：也就是说，中国本土的一些经济理论成果，是否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适性，还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陆铭：对！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的理论，首先必须要有重要性，其次要有一般可推广的应用价值。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陆陆续续有一些理论开始提出，但这些理论是否会对世界经济理论产生巨大贡献，并且可以用在指导别国经济发展上，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检验，我们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时代周报：但问题可能在于中国并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尚处在转型期，许多东西都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这样的研究成果在普适性和一般性上可能会大打折扣。

陆铭：在很多问题上的确如此，但我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是有可能促进世界经济理论大发展的。

第一个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即一个国家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从落后走向发达，这一块的研究在世界主流经济学界还比较薄弱，因为主流经济学描述的主要是已经成熟的经济体。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是否存在一些可以推广的机制，比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这种问题是可以上升到一般理论的。

第二个是制度转型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制度转型相对来说不是处在最核心的位置。但是现在一些新兴国家，包括苏联解体以后，很多国家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很多国家都存在一个从不完善市场向完善市场过渡的状态，那么如何实现制度转型？这种转型是否具有一般的规律？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又比如，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教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事实上，涉及到制度转型的理论也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实践提出一些新见解的。

第三个是大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大的经济体如何实现有效的治理并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世界上有很多很大的经济体，比如印度、欧洲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大的经济体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怎样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这种结构最终会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并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发展的绩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

这只是举三个例子，实际上，在中国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在中国非常重要，但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里还不是很深入。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是可以基于中国的发展，为这些理论作出贡献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工作才刚刚起步，要真正形成成熟的理论，并且上升到一般性可以推广的理论，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时代周报：所以你提出，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一个人可以实现的，它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最后可能会有一个“集大成者”能够拿到。

陆铭：是的。作为学者，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思考两个概念的差别，即在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中，哪一些是属于过渡性的，哪一些是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比较稳定的。如果中国的很多结构性特征只是过渡性的，那么相对来说意义并不大，但是假设过了二三十年以后，中国仍然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且仍然具有与其他发达国家所不同的治理结构，在政治或经济上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特征，对这些特征的研究就很可能具有不一样的意义。

如果中国的一些制度和结构性的特征是长期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思考，是不是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中国比其他国家现有的体制或结构更具优越性？当然，这些问题要以中国在这种制度或结构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但这一点是不是能够实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很赞同这句话，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在很多方面确实与其他发达国家不一样。如果说美国代表一个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则可能代表另一种模式，我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存在差异，当然这种差异到底是不是可持续性的还不确定，但中国的经济现象需要经济学者们来做出解释。这些问题如果都能研究清楚，的确是对全人类的智慧作出贡献。在没有研究清楚之前，对于“中国模式”的提法要谨慎。

问题意识比研究方法更重要

时代周报：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与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中国的学者长于宏观叙事和定性分析，但实证方面的素养较差，包括数学模型、计量工具、博弈论的运用等，你如何看待？

陆铭：在研究方法上的差距毫无疑问是存在的，除了你所说的，还应包括实验方法的运用，以及跨学科研究。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方法上的差距，正在全方位地补课，但是并不意味着补完了就能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学者。数学工具、博弈论都是工具，它们不能帮学者找到问题。以赛跑为例，数学工具和博弈论就是跑鞋，但是决定能否跑到终点拿到冠军的是跑的方向，方向错了，跑得再快，也无济于事。我不否认方法上的差距是重要的，或者说方法论是中国经济学和国际的主要差距，但我认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差距更为重要。

首先，最大的差距是问题意识，就是如何找到对于全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重大价值的“问题”。在问题意识上，中国学者的前沿性不够，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以国际学者的问题为问题，西方学者提出某个问题，我们再去用理论和数据去证明它对或者不对。中国今天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构成对全人类智慧的贡献？像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中国学者没有足够大的理论勇气提出来，对于中国现在存在的很多经济学理论研究机会，也不够重视，这应该是最大的差距。

其次，是与国际交流不够充分。我们在与国际学者交流的时候，由于地域和语言的差异，会存在比较大的障碍，这里的“语言”不只是说英语和中文的差异，而是指学术语言和方法上的对接，以及叙述方式与西方文献的对接，甚至包括如何把中国的问题一般化为西方学界会认为有趣的问题，这些方面都还有很大的空间。从长远来讲，这种接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需要时间和努力。

时代周报：你的意思是方向比工具更重要？

陆铭：我不敢说哪个更重要，两者缺一不可。今天在中国，方法上的差距已经谈得很多，在教学上，各个学校都会把“三高”（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教学摆到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我认为这样做很好，中国的教学方法与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恰恰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明确一点，不要以为方法学会了，就是世界一流经济学家了，其实还差很远。中国这么多重要问题都没有好好研究过，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界和经济学学生，有必要好好想一想如何从本土的经济发展经验去总结经济规律，提出重要的问题，得出重要的结论。

时代周报：中国人一直有很强烈的诺奖情结，作为经济学者，应该以何种心态来面对诺贝尔奖？

陆铭：曾经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叫米尔利斯，他在获奖以后，人家采访他，他说，我不是为了得诺贝尔奖而作经济学研究的，据我所知，也没有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是为了得诺贝尔奖而做经济学研究的。相反我倒知道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很早就认为自己可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到现在还没有得到。

一个学者应该研究对人类社会、对自己的国家有重大价值的问题，并且是可以一般化的问题，而且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理论创新，同时可以跟国际对话，做到这些就可以了。由于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所以我觉得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讲，第一要务是为中国的发展提出经济学的智慧，至于得不得到诺贝尔奖，需要时间和历史的积累，需要一代人或两代人的努力，具体到我们每一个学者，就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重要的问题，心态一定要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