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市民化=就业+安居+公共服务均等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就“城镇化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话题发表观点。辜胜阻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发展的新红利和稳增长的最大新引擎，最突出特点是要推进人的城镇化，实现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市民化不仅仅是户籍问题，关键是要让进城人口有稳定就业、能安居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让他们融得进、留得住、住得下、能就业、可创业。

辜胜阻表示，完全的城镇化要使进城人口实现三维转换：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职业转换、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以及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上是三维转换一步到位，而我国进城人口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通过非农化而成为农民工，但还没有市民化。我国进城人口市民化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面大量广任务艰巨。现在有2.6亿多农民工，同时很大部分还伴随着举家迁徙的倾向，未来还有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要进城。基本解决当前以及新增农民工的市民化至少要用十年时间。二是高成本。市民化是一项高成本的改革，农民工要穿上市民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五件衣服”，需要大量公共投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指出，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50万亿元的成本。三是难点在于稳定的就业机会。农民工市民化的坚实基础是要有就业机会。仅有城市户籍，缺少稳定得就业机会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可以说，市民化基本上就等于稳定的就业加上安居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辜胜阻强调，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不能一蹴而就。当前应通过多渠道分流的办法有序稳步推进，可实现“三个一批”： 全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长期生活工作在城市有稳定工作的人落户城市；鼓励产业和农民工向中西部城市转移和回流，推进一部分人就地城镇化。一是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属地化，使一批进城农民工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大范围推开，逐步缩小城镇内部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当前尤其要推进进城农民工和市民在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的均等化，使基本公共服务逐步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同时，需探索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本分担机制。二是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让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而又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进城落户一批。户籍制度改革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权利和福利。有研究表明，户口本上现在有67项城镇居民不同的待遇。户籍制度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应采取“分类指导，因城而异，因群而异”的原则。对于大城市应优先把有稳定劳动关系、长期举家工作、生活在城市，有稳定住所、工作和收入，并基本融入城市的“沉淀型”流动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于中小城市，要向进城农民工打开城门，鼓励其进城落户。对于县城和县城中心镇，则要敞开城门，让农民自由进城。三是引导沿海和东部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回流一批，推动产业与劳动力向中西部城市“双转移”。“双转移”和农民工就地城镇化让千百万劳动者无需背井离乡，在家乡就能找到就业机会，能够极大地减少 “两栖型”、“钟摆式”人口流动带来的巨大社会代价。全球金融危机形成了重要的倒逼沿海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的倒逼机制。据调查，爱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上半年回乡农民工累计已有800万人创业，并已经带动3000万人的就业，达到了“吸引一人返乡创业，带动一批人就业致富”的效果。像富士康由深圳迁到郑州，就带动了近几十万人的就业，使河南的劳动力转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河南的农民工就地就业的比重超出了外出打工比重。要完善农民工创业的政策扶持体系，通过减税、减费，降低创业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通过金融制度创新，让农民工能用土地使用权抵押融资，解决其创业和置业所需资金。探索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基地和园区，营造良好的创业和就业环境。（李洪斌 郑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