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评论】理解“以人查房”，重建改革共识

房子越来越值钱，成了国人心中的新财富图腾。当它与权力——另一个容易触动公众神经的元素结合在一起，故事就多了起来。微博不断曝光房姐、房叔、房祖宗，不少心虚的官员如芒在背，胆小者甚至含泪卖了楼。

网络群情激愤，“以人查房”不断蔓延。不过那些坐拥巨额房产的“房氏家族”似乎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了。近日，一些地方加紧出台房屋信息查询规范，对输入姓名查询名下房产的“以人查房”进行约束。江苏盐城有关部门称，部分地区个人住房信息不正常流出，引发市民对住房信息安全的担忧。北京市建委也在内部明确纪律，个人一律不准进行类似“以人查房”的信息查询。这意味着，今后公众将很难查到某个官员名下到底有几套房产。

房管部门不允许公众泛泛地“以人查房”，不乏合理性。各国房产信息公开规定有差异，但一般都不允许普通公众“以人查房”，以免威胁到个人隐私和居住安全。

保护私人财产，尊重个人权利，恰是改革取得的最重要共识之一。于是我们听到有人抱怨，网络反腐容易伤及无辜，有时反得连基本个人权利都不顾了，这是改革和权利意识的倒退。甚至有人将支持“以人查房”的人称为网络暴民，是民粹主义情绪蔓延的一个典型例证。

然而，有网络调查显示，九成网友反对禁止“以人查房”。不少人认为这是制度化地护短，为网络反腐设置障碍。有媒体撰文评论：“还没把公权力装进笼子，却已把官员房产信息装进了保险箱，苍蝇拍、打虎棒都够不着。”如果说这真的是一项保护公众隐私的政策，为何那么不受人待见？

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尊重私权，严责公权，本是常识。但中国转型未完成，化公为私的情况屡见不鲜，连公私的界限都尚待澄清，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更是远未到位。民众既渴望保护私权，又要艰难地反对贪腐，“以人查房”，难免出现观念对立。这种观念对立，的确折射出了一个复杂的中国。然而，再复杂的中国，要想继续前行，也得回到常识和常理上来确定自己的方向。

极左思潮终结三十多年后，中国人绝不会非理性到拒绝那些真正保障民权的规定。很多人反对限制“以人查房”，无疑是看到了：在今天的社会形势下，保护公民隐私固然重要，反腐败、促进官员财产公开也是当务之急。

在这一轮的网络查房反腐事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间发现和举报，然后相关的监管部门才介入调查，而且几乎一查一个准。公众自然会发问：体制内那些专业的部门，为什么就没能发现？他们掌握着制度内的授权，在数字化的时代，挖出一批批“房氏家族”并非难事。是不能，还是不为？如果普通人不能“以人查房”，反腐的监管部门会不会去查？如果他们不能查，或者不愿动真格去查，在隐私权保护下，获益最大的是谁？隐私权会不会成了贪腐的挡箭牌？

如果保护隐私权意味着保护贪腐，很多人宁愿部分地放弃隐私权。如果市场化的改革意味着对普通人利益的侵占，很多人宁愿不要改革。这或许才是很多人不再像1980年代那么认同“改革”的原因所在，或许才是中国的复杂所在。

事实是，在国企、医疗、住房、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上，都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公众意见。现在已不像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对改革的共识和认同度已经降低。不少人认为，医疗、教育、国企等各种领域的改革，让普通民众成了改革的对象，民众成了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在这种背景下，保护私权，只是巩固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由此，一些人对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产生了质疑，有了一些反市场、反私权保护的言论。

对这种变化和分裂，已经不是一句不懂现代意识、非理性、民粹可以驳斥的。改革者们应该反思，在这种断裂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很多人对改革的方向产生了怀疑。

出台新的改革方案，需要聆听和理解这些对立的意见。重建改革共识，修补社会的断裂，要从理解这些质疑的思潮开始，从修补改革的制度漏洞开始。只有从观念到制度彻底厘清而非故意混淆私权和公权，才能让改革回到公平正义的轨道上来，才能真正平复那些貌似对立的公众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