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贪官五辩

编者按: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仿佛突然之间就成为这个寒冬里最热的词语。

正在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多位官员纷纷表示如果制度实行，便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

从1987年首度提出动议到现在，在国际上被称为“阳光法案”的这项制度，历时20余年，在29地进行了试点却始终未能在中国真正推行。

不过，2013年1月22日，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强调说，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显示了坚定的制度反腐决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观念的进步、新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官员们站了出来，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说：我愿意。

他们的声音，尽管依然微弱，但已开始在整个体制内外激荡。

而对于官员资产问题最敏感的核心——那些无人知道确切数字的存量资产，如何处置始终争议巨大。其中最大胆但争议也最大的方案，是“特赦”——以某一时点为准，此后官员财产公开申报，此前官员资产只要退赃甚至只要申报则既往不咎。

特 赦是否违法？是否会成为贪官的集体洗白？会不会造成反复特赦？反对特赦者或认为这明显有违公平法治，有损人民利益，不应实行；或认为恰恰应在反腐声浪正高 之时推行全面反腐。而赞成特赦者则认为，用一些已经难以追回的损失去换一个更好的制度安排，是值得的代价，只要能从此依法惩治。

类似的难题，曾同样摆在1970年代的美国、香港与1990年代的日本、韩国面前。因为各国传统沿格、政治制度与社会土壤均不一样，每个地方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径。而最后的结果是，240年前诞生于瑞典的这项制度，迄今已有上百个国家实施。

南方周末特制作本期专题，聚焦官员财产问题。

存量问题如何面对，一直是反腐最为敏感的核心。是不是必须特赦，让不让官员集体洗白，特赦是不是违法，老百姓会不会同意，会不会反复特赦？围绕这五大问题，南方周末请来各方代表激烈辩论。

特赦问题，一直与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如影随形，并至今争论不休。

早在14年前，“特赦”贪腐官员的建议即已被学者提出，并引发第一轮舆论争议：1999年，时任湖南省委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副处长的王明高组织了一个课题，名为“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参与者中有多名湖南当地反腐系统官员，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也受邀成为课题组顾问。作为研究成果之一，王明高和李永忠等提出要搞一次“反腐特别行动”：设立一个全国性的“退赃账号”——让所有主动交出赃款的腐败分子，能够得到“赦免”，以消除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笔笔腐败“呆账”。

这条“锦囊妙计”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广泛争议。李永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99％以上的人都反对，领导一下紧张了，让我不要承认我是那个课题组的顾问。”

官方最后也未有公开表态，这个建议不了了之。

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是在2009年前后，新疆阿勒泰等地试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引发热议，“特赦”旧话重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发表了他的贪腐官员“特赦”论：规定一个时限，推出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只要以后不再犯，则公示的财产就视为合法，不再追究责任。何家弘的本意，是想借此减少阻力，换取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出台，开启“制度反腐”新纪元。

但依然是火光四起，支持者与反对者皆众，最后亦并未带来任何制度层面的变化。

十八大前后的此轮争议，已是这个话题引发的第三波尖锐讨论。在民众对反腐有更深期待，并且决策层频显反腐决心的当下，更多人加入了这场持续十余年的“特赦”大讨论。

围绕“特赦”的5个关键问题，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支持与反对方的代表人物，记录了他们的观点与理由，以期能引发更多的思考。

“特赦”是不是唯一的路？

反对特赦方

黄苇町（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研究员、反腐理论研究专家，曾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主张特赦的学者，对腐败存量估计过大。形势是很严峻，但还到不了可以阻碍改革的程度。怕公开的有多少人？大部分都不怕公开。我的判断依据，五年来，贪腐案件我们实际上刑事处理的24000多人，就算腐败黑数比较大，95％都没有追究，也不过48万，当然这只是估算，况且这其中还有基层、中层和高层，真正能影响的我觉得也就是高层，数量会更少。

现在一年比一年抓得狠，绝大部分中央领导集体决策层还是反对腐败的。他们对亡党亡国的危险有认识，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腐败分子是翻不起大浪的。

目前反腐败的形势很好，很多腐败分子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情况下，不适宜赦免。首先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否则会动摇民众对我党反腐败的信心。有党中央的决心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不需要用特赦换取支持，要做的是揭露和清除，腐败受到应有的惩治，才能守得住正气。

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到底腐败现象存量有多大，没有科学的结论和数字，就很难做判断，我认为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可能形成对改革和发展的阻力，这也是不准确的说法，任何改革都有阻力，任何改革都是要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的羁绊，没有必要担心贪官的阻力。

反腐败立法能否出台，不取决于一部分贪腐人员的意志，出台不出台，要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取决于人大的意志和当政者的政治决断。不是贪腐分子能决定的。有些法律迟迟不能出台，有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其中有受一部分人阻止的关系，但关系不那么大不那么直接。

官员财产公开，如果社会公众有共识，加上政治家的高层决断，不会有太大的难度。中央是有决心的，从领导人的多次讲话，都能看出。

中国目前在反腐高潮阶段，谈特赦是不恰当的。这意味着动员号还没吹响，就投降了，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主张大赦天下贪官的理据之一是贪官太多，以致如果不行大赦就要亡党亡国。荒唐！贪官太多于是不得不大赦贪官，是一种心理障碍，不错，执政初期的“三反运动”，毛泽东意识到揭发贪腐干部阻力极大，因为进城之后干部腐败非常普遍，于是同意只抓“老虎”，变相地赦免了贪腐不足万元的干部。但“三反运动”的国际和国内局势都是不可重复的，尤其不同于当今局势——全国政权立足未稳的局势与腐败到即将亡党亡国程度的局势，不具有可比性。

大赦贪官不是一项正确的反腐败政策。不仅如此，而且若果真实行这一政策，我们将再一次错过走向政治清明的机会。民间原本有维持道德的自发传统，道德问题的关键是要有政治清明。

与其轻信“无知的经验”，不如更多一些政治想象力。有效的反腐败，从来都是抓住一个惩办一个，哪怕是随机地抓住。主张大赦贪官的学者，并非尊重常识。这里需要的是政治权衡，全面反腐败还是全面赦免腐败，两种政策的政治后果，孰轻孰重，这不是专家学者的职能，也不是他们擅长之事，他们本应闭嘴却纷纷发言。

宋庆森（中央纪委研究室办公室主任）：从执政党历来的口号看，一直是有一个查一个。

实际上中国还没到无官不贪的地步，还有大量清官存在。

从我们实际工作中了解的情况来看，在和腐败分子的斗争中，就算一些“特赦”对方的条件，让对方交钱，也是做不到的，腐败分子只有在逼到头上，抓到证据，才能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挤出来。而且，腐败分子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会充分考虑，做好隐蔽性，怎么会说交就交。所以特赦是个一厢情愿的办法。

林喆（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这个逻辑是极其不合理的，为了让官员有动力改革，就不抓他？你是先容忍了，再找个法子大赦，太荒谬了。除了用荒唐，无话可说。

链接：不同的“特赦”


即便是特赦的主张者，亦对“特赦”有不同的定义、诉求和具体操作方案。

1.特赦＋退赃＋公示，以李永忠和王明高等为代表：此种主张强调退赃是特赦的前提条件，只有退赃，才可不咎，以此换取贪腐存量清零。此后官员均需申报与公示财产，并从此对腐败零容忍。

2.特赦＋公示，以何家弘、许小年等为代表：此种方案的特赦前提不是退赃，而是公开财产。设立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只要公开，皆为合法，不再追究来源。许小年更主张，要给一定“缓冲期”，让官员转移财产，对于不愿公示的官员，也要“特赦”，但前提是请他辞职，用辞职换取财产安全，永远不得再进入政府。
（刘薇 综合整理）

我们现在对4000万干部都这么要求，进行收入申报。1994年就有了，现在是如何把这项制度完善下去。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不是大赦，而是严格各个环节，我们要的是保持高压态势，不是网开一面。贪官反对不是我们不进行和重新采取措施的理由，就是要强行推行，贪官不喜欢，就要强行申报，你要制约他们的行为，不是和他们商量。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特赦是不能做的，这是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现在有一种观点，是为了减少阻力，可以采取特赦。但减少阻力，可以有其他方式，比如减少公布范畴，已退休干部就明确不参与公示了，或者分批公示（省部级先公布、下面的层级再按批公布）。

赞成特赦方

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我在纪检系统干了33年，当查案子的主任就当了十多年，太知道对手是个什么情况了。就像打仗一样，对手实力已经强大了，我不可能一口吃掉他，只能和他做交易。必须分化，只有有条件特赦，才能分化。

在具体案件实践中，我们已经在用这种方法，例如韩桂芝案，六个省部级，三十多个局级，几百个县处级，怎么办？怎么抓？退了钱，算了。国贸城案、远华案，都如此，在局部早就采取了这种方法。这是不得已的选择。

我已经论证十多年了。老说特赦不行，那还有什么办法？用群众运动的方式？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教授）：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出不来，官方解释的原因是，房产信息没联网等等。我认为，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拥有不适宜公开的财产的官员数量太多，不敢推进这个改革，怕改革革自己的命，只有把这个包袱卸下来，改革才能解套。

还有一个现实要认清，我曾在最高检挂职，接触过一些个案，认识到很多腐败是历史形成的，是制度性腐败，中国送礼成风的传统，改革开放后权力监督的缺失等，使一些人被裹胁进来，这些人是能争取的力量，要给出路。

“特赦”不是唯一路径，但是最优选择。

从2009年到现在，我也认识到“特赦”出台难度很大，会引起社会不稳定，社会风险比较大。很多人跟我说，你心是好心，但不懂政治。所以最近我又提出一些替补方案，有三招：

一是自愿公示。党中央可以鼓励各级领导干部公示个人家庭财产，不是必须的，但鼓励。中纪委可以建一个专门网站，到上面公示，这可以正一正官场风气。

二是晋级公示。升官的人必须公示，不公示就不升官，一定要一直到上面，部级也得公示。慢慢置换存量。

三是抽签公示。每年每个级别的官员随机抽取1％来公开，抽上谁算谁。

这些都能使官员财产公示逐渐发生作用，也行。

但这些都是渐进式的，不能立刻奏效。从我内心，如果政治上没有问题的话，我还是更赞成以“特赦”换取立即建立这个制度。

吴思（历史学者）：没人能准确知道贪腐数字，只能根据常识推算。

根据总部在柏林的NGO透明国际公布的2012年腐败指数，中国处于中等腐败，按照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的计算，中等腐败国家贪污腐败的金额为GDP的3％，2009年约为1万亿，这是一年的增量。

2009年，中纪委实际查到的贪腐金额是100亿，只占1万亿的1％，按这个比例，用查处的干部的数量乘以100倍，就是潜在的贪腐的干部数，再除以干部总数，就能得出一个比例。用这种算法，省级干部的腐败比例，33％。局级干部的腐败比例，40％，县级干部是48％。

这就是对存量的估计，当然只是估计。

我们要把这部分力量争取过来，使中国很和平地，不流血地完成一次转型。就得通过一场交易，交易的内容，就是用特赦来换取改革的启动。这是一个无奈的办法。如果不给一个出路，他们就会成为公开的反对者。有的愤青说，反对怕什么，杀他。那是愤青不懂现实，他们反对的手段高明得多，最后会让这个事情无疾而终。

也可以有另外的道路，就是来硬的，不妥协，不仅不给你好处，还要让你掏钱。但强推很快就会碰钉子，处处碰壁，需要极强的人物才能推下去。当然靠民众的力量也可以，那就是革命，但代价更大。

许小年（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不靠赦免，也可以有其他的路径：通过司法体系推进改革，并公正有效执行，但很难，因为司法不独立。靠媒体舆论以公众力量推进也行，但在中国现实下很难。那就只有一个推动力量了，政府。让政府推动一个针对自己的改革，进行得下去么？我想象不出如何推进下去，要引起官场大地震。

选择特赦，不能说是最好的路径，甚至不能说是最不坏的路径，只是一条最可行的路径。

“特赦”贪官如果用传统的道德观来看，要遭受谴责，说包庇贪官。这是缺乏民族理性的表现，理性是现实主义的，要对利益做分析。如果对你的利益促进了，不管你多么抵触，都要支持。我们杀贪官两千多年，贪官越来越多，为什么。那种单纯依靠道德而缺乏制度，单纯希望出现海瑞一样的清官，是不现实的。

是不是让贪官“洗白”？

反对方

黄苇町：允许转出去，就是黑钱不被追究，就是非法收入变成了合法收入，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就是走不通的。他们行贿受贿造成那么多伤害，豆腐渣工程，能不追究了么？

林喆：我对这种非常方案，坚决反对。你说最后是谁高兴？肯定是贪官高兴。

姜明安：特赦还意味着另外一个问题，等于是明确把官员都打入“犯罪”群体了，那么，共产党人怎么可以容忍自己的人犯罪而不追究呢？这样的措施，在我们搞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老百姓是不会接受的。哪怕是很隐晦的、间接的特赦，如果官员的财产来自贪污受贿，也是不可以的

赞成方

何家弘：肯定有一部分灰色和黑色收入是洗白的。即便公示即合法，他也会考虑，公示多少和收入水平相符，那些不适合公开的，就必然要通过某些渠道转移或隐匿。捐给廉政账户、把房产抛售变成现金、买古玩藏起来……从侦查角度来讲，查处难度增加。但这也没什么不好，而且他都藏起来，不敢花，和冥币一样，能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也可能转移到国外，这是特别要防范的，我们金融系统有这个技术能力。

许小年：就是要给出宽限期，允许转移。比如，5月份宣布，10月份执行，给5个月的缓冲期，你可以处理资产。也可以捐赠，鼓励捐赠，比如慈善、社保基金，或者自己愿意做慈善事业。漏洞是免不了的，不要设想十全十美，这样的方案从来都不存在。

是不是违法？

反对方

马怀德：这里有一些法律概念的混淆。特赦从刑法意义上是对特定犯罪人免除刑罚的措施，已经认定他犯罪了，或者羁押了，这是法律意义上的特赦。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特赦，说的却是潜在的犯罪人，这就不能叫特赦。从法律意义上，特赦针对的不是贪腐对象，解放初期我们有过特赦，是针对国民党，反革命罪入狱的人，对象是非常特定的，是时代更替后的政治问题。

贪污腐败是一种犯罪行为，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凡是犯罪分子都应该受到惩罚，违法行为都应该受到追究。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特赦在目前更加注重法治的大背景下是难接受的，不能因为特定时期的犯罪就享受豁免的特权。

此外，只对职务有变动的人有财产的要求，这个也显得不公平，违背法律适用的平等性。

林喆：我国宪法规定，任何人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组织和政党都没有权力把它看成特赦，宣布无罪释放。如果他们退赃，只能是从轻处理，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是无罪的。我们要有法律思维。

黄苇町：有必要用赦免换取少数贪官的支持么？如果这么做，就是破坏社会主义法治，党也要在法治下运转。

赞成方

李永忠：宪法67条第17款明确可以有特赦，只要人大常委会通过，特赦就既符合宪法也符合法律。

何家弘：某些贪官没有受到惩罚，社会的正义受到损害，这是一定的。但这是不得已的选择。让所有贪官都受到惩罚，这是根本不现实的，除非革命，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个现实，是要付的一个代价。

许小年：这个赦免要在法治的轨道下进行，怎么特赦都要按法律要求办，而不是以文件的形式。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不认为是依法治国的退步，我认为是进步，因为是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的。此外，法治的平等是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最终实现的，假如不用这个办法来换取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出台，停留在现状，你觉得哪个更公平？

老百姓会不会同意？

反对方

宋庆森：提特赦这个口号，弊大于利，老百姓不同意。

黄苇町：腐败案件多数是党员干部，党自己赦免自己，老百姓那里能不能过得去？现在正是反腐败声浪很高的时候。

赞成方

李永忠：一个有巨大红利的改革政策，通常重大问题不需要通过全民公决，通常是通过一批有真知灼见的，有坚定意志的领导人推行就行了。在推行过程中，民众会慢慢加入到行列中去。

许小年：民众的损失是心理损失，不解气，但得到的远远多于这个。如果仔细分析，官员的贪腐所得，必然使民众本应享受的公共服务打折扣。所以官员贪腐，公众利益必然受损了，这是一定的。

但这个损害在贪腐行为发生时就已经存在了，你不给它赦免，大部分实际也是拿不回来，与其这样，还不如换一个制度的出台和一种未来的可能。

何家弘：如果真正换来一个好的制度，最大的受益者是后代和社会。这是更好的正义和公平。

吴思：如果不给出路，最后就很可能是既得利益者死扛到底，那真是万劫不复了。历史告诉我们，暴力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一个更高效率的专政集团，老百姓能得到什么呢？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得认，大账算赢了就行。

会不会造成反复特赦？

反对方

黄苇町：特赦就使过去的腐败合法化了。你既然可以现在特赦，以后也可以啊。本来腐败分子就有侥幸心理，觉得你抓不到我。现在这么一弄，他就更不怕了。不会造成廉洁的结果，既然今天可以特赦，就可以有明天的特赦。

马怀德：一旦发布特赦令，会对正准备贪腐的人加紧贪腐，等待特赦令来豁免，加紧转移财产，后果不会是想象的那么好。

赞成方

李永忠：我说的特赦，是有条件的特赦，必须要有九大压力配合，包括加大查案力度、组织民众有序参与、借助新型媒体开展网络反腐、奖励保护举报者、兑现政策、严防贪官、资金外逃、加大国际的追逃、引渡、遣返、退赃合作等。压力条件达到，才能赦免。不是什么都没搞就赦免。

只要这些压力都实现，退赃就是能实现的，日后就可以对腐败零容忍了，就不会出现这个反腐循环的问题。

至于这九条怎么实现，只有划定政治改革特区去搞。如果不搞，压力形成不了。

许小年：这个方案可能的弊端，是可能有的官员把特赦制度化，成了合法洗钱的通道。避免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讨论。

我建议，这个特赦的操作是放在全国人大来进行，不要放在纪委和国务院。要做出公开明确的承诺：不会反复用。另外，这个特赦是以公开为前提的，只要公开，就比暗箱强。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是我们不能预测的，比如公众监督的参与，会给反复特赦带来压力。未来社会的发展都是难以预料的，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不管有多少漏洞，阳光下就比黑箱强。

吴思：如果赦免的核心是让反贪日后可以做到零容忍，把以前的清了，今后就见一个抓一个，如果这个能实现，就是改革跑赢了腐败，中国的道路可能最后就会走向新加坡模式——一个专制的政府，但是非常清廉。这样是进步，如果这个设想能实现，这个交易也值得，肯定比保持现状好。

但我觉得不容易，赦完了之后，期望靠保持高压态势来反腐，很困难。新加坡那么小，中国不现实。支付高薪不现实，想靠高压维持一个清廉的政府没有持久性，短期看可行性强，长期看更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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