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教授谈与科斯合著《变革中国》：

中国转型：思想市场至关重要

刘颂杰

百岁老人罗纳德·科斯出新作，主题是“中国转型”，引起世人关注。最近，这本书的中文版面世，标题为《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作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以其“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等思想，影响了道格拉斯·诺思、张五常等一大批经济学家，被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虽然他没有到过中国，却一直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常与中国经济学者交流。

本书合著者王宁教授目前执教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认为，解答中国经济转型之谜的障碍首先在于对这一转型过程本身的理解上还存在很多误区和偏差。“澄清事实是认识改革庐山真面目的必要条件。”

虽然本书注重历史叙事，并非理论专著，但作者在制度变迁方面甚为用心。王宁说:“通过对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考察，我们发现制度变迁的运行机制和操作手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多元的。譬如，中国改革的第一个十年和90年代后有截然不同的内在机理。”他指出，制度变迁的驱动因素不是单一的，至少包括利益和理念两个方面。这二者间的互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和最终成败；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思想市场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

并非用科斯理论解释中国转型

时代周报：对中国三十多年来转型（有人称之为“奇迹”）的描述和解释一直是一个难题。科斯和你合作的这部书，是更重于描述还是更重于解释？是否有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框架？

王宁：我们这本书主要是回答“how”的问题，即中国是怎么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一步步转向市场经济的。到2008年我们动手写书的时候，中国经济大转型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已不再需要任何统计数据证明中国发生了什么（“what”）。

我们认为如果要从因果关系上解释中国经济“奇迹”，回答“why”的问题，必须先回答“how”。而要回答“how”，又必须先回答“what”。我们认为解答中国经济转型“why”的障碍首先在于我们对“what”和“how”的理解上还存在很多误区和偏差。同时，我们并不认为有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可以同时回答“what”、“how”和“why”三个问题。

时代周报：道格拉斯·诺思以对西方包括美国经济成长的分析而著称，他开创性地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史。科斯和你对中国经济成长的分析方法，与诺思有何异同？

王宁：诺思著作甚丰，其行文风格大多理论框架在先，然后一以贯之，解释人类经济演变历史，让读者在茫然无序的混乱中看到模式和秩序。

相较而言，科斯的兴趣和思路很不相同。当然，这一点也不妨碍诺思对科斯经济思想的推崇。诺思一直力推哈耶克（Hayek)和科斯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科斯最为世人知晓、传颂学林的两篇扛鼎之作，“企业的性质”（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1961），无疑都是理论文章的经典。为世人忽视或误解的是，科斯并非经济理论家。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的逐渐分离，科斯义无反顾地站在经验研究一边，是经验研究最坚实、最彻底的捍卫者。在多种场合，科斯结合他犀利的语言和英国绅士的幽默，告诫业内同仁扎实的经验研究是经济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源泉。科斯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智大勇，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直面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他漫长的学者生涯里，科斯躬身力行、兢兢业业、不厌其烦地从事经验研究。给大家举个例子。二战前，在教学过程中，科斯历时多年收集了伦敦十八九世纪水供应的种种资料。现在，这些材料满满地装在十多个大箱子里。科斯以前的研究助手做的整理笔记就装满了两个大纸箱。现在老先生正准备完成毕生最后的一篇经验研究，展示在计量经济学之外仍可做扎实、严谨、有理有据的经济学经验研究。

我们这本书当然属于经济史方面的经验研究。当前，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经济学著作的写法一般是理论先行，经验研究只是理论的应用，跟随其后。理论部分旨在立论，应用部分则向读者演示理论的解释力。由于这本书是我和科斯的合著，不少读者期待这将是产权理论或交易成本理论的一个应用，即用科斯的经济理论解释中国的市场转型。我们并不认可这种方式的经验研究。如果经验研究只是理论的一个应用，也就失去了理论价值。芝加哥学派的祖师爷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因此曾经批评很多经验研究只不过证明了水向低处流，毫无新奇。

澄清事实才能认识改革真面目

时代周报：作为经济史的研究，还原史实无疑是最重要的诉求之一。在你看来，这本书在还原史实、挑战人们的传统认知方面有哪些突破？

王宁：大致而言，在整理、还原史实方面，我们的突破点包括九个方面。一、改革的起点问题：目前，官方和中外学界均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底）为改革的出发点。我们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后毛时代的改革在1977年已经拉开序幕，当时华国锋主政。二、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的起源：安徽小岗村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一般认为是农村改革的源头。我们发现四川九龙坡早小岗村两年开始承包制。三、改革的二元性：中国有两个不同性质的经济改革，政府主导的改革和民间改革。四、农村和城市改革的顺序：官方和学界一般都认为中国农村改革先行，而城市改革是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之后才开始。我们发现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政府主导的改革是城市在先；民间改革基本是农村和城市同时并进。五、改革成功的制度关键：激励机制或经济自由。一般认为承包责任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它大力提高了农民和工人的积极性。我们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得到了经济自由，包括择业、迁徙的选择权。六、区域竞争的得失：一般强调区域竞争牺牲规模效益；我们发现区域竞争促进了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它所赢得的劳动力规模效益远超过所牺牲的资本规模效益。七、我们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价格改革、税制改革和国企改制，全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commonmarket)。这个约束条件对后来区域竞争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八、中国改革开放中有无政治改革？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而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和俄国改革的一个重要区别。我们发现与俄国改革一样，中国的改革也是政治改革先行。只是中国的政改从人事安排入手，并在意识形态和政府工作方向上作了根本的转变，放弃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回归实事求是。九、中国改革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的主要区别：一般认为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而其他国家选择了休克疗法。我们发现这种对比误读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改革上的实质区别。苏联和东欧国家相信市场经济可以全盘移植，从而犯了哈耶克所批判的“理性构造主义”(rationalconstructionism)；中国因为历史原因和巧合，选择了对原有的经济制度进行修补（tinkering)，从而打开了局部试验、区域竞争的大门。中国也因此在拯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迎来了市场经济。

我们认为澄清这些事实是认识改革庐山真面目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在这些事实方面都有偏差，不难想象我们将无法解释中国市场经济转型。

时代周报：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人们总是把它和一些核心人物如邓小平、一些重大事件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联起来。但是在本书中，科斯和你陈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洋跃进”（TheGreatLeapOutward）。你如何评价华国锋时期的经济政策？

王宁：“洋跃进”的说法不是我们的发明；最早提出的是陈云。如果说这个概念在中国“鲜为人知”，表明国内历史教育大有问题。从今天来看，华国锋无疑是一个过渡人物。但把华国锋排除在经济改革历程之外,不仅对华本人不公，更严重误导我们对改革初始阶段的认识。毛后的第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发生在华主政时期；政府工作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时称“四个现代化”）发生在华主政时期；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也已经在华主政时期开始。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和陈云回到权力中心，其后二人联手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无疑是中共历史上的分水岭，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事。但它不是改革的起始点。

华国锋推出的主要经济政策，《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被陈云批为“洋跃进”。华的政策强调引进外资和西方先进科技，所以称其为“洋”；在陈云看来，华的政策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与毛时代的“大跃进”无异。我们发现陈的批评没有切中要害。华的经济政策之致命伤在于它完全由政府主导，局限于国营企业，不折不扣地延续了计划经济的做法，我们称为“边缘”力量的介入很有限。

时代周报：和本书差不多同时出版、也同样引起广泛关注的，还有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你又如何评价邓小平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呢？

王宁：邓小平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没有邓小平，中国经济改革会大不一样。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对对外开放，尤其是特区的大力支持至关重要。邓小平十多岁时到法国勤工俭学，后辗转苏联，这段海外经历开阔了他的视野，让他看到了中西方的巨大差距，意识到中国向西方开放和学习的重要性。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改革严重受阻时，邓一直强调坚持开放政策，为改革保存了火种。1992年南巡，邓公疾呼重启改革；他同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尤其在军队中的威望，重新点燃改革的火炬，挽救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功不可没。

与毛时代相比，邓小平时代中国成功松绑了意识形态对经济建设的绑架，回归实事求是的文化传统。但思想市场依旧受压制，思想解放远没有实现，从而造成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国人的创造力远没有发挥；另一方面，公权的触角没有被砍断，不仅威胁市场秩序和政治稳定，也败坏私德。当然，改革是没有终点的接力赛，只有进行时。我们期待长江后浪推前浪。

所谓的“特色”大多是中国经济的软肋

时代周报：我注意到，可能是出于方便出版的考虑，本书的中文版完全回避了“资本主义”的这个提法，而以“市场经济”取而代之。在欧美经济学界，这两个词语能基本等同吗？

王宁：“资本主义”是个历史包袱很重的概念，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敬而远之，而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家所喜好。一般而言，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包含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我们这本书感兴趣的主要是市场经济。

时代周报：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词语放在一起就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你认为真的存在一种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吗？中国的发展路径和传统的西方市场经济有何本质不同？要转型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中国还需要做什么？

王宁：市场经济可以有很多种形式，北欧的市场经济就颇有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的最大优点就是灵活、多样；只有计划经济才可能模板化、固化。美国的市场经济和英国的不一样，法国和德国的不一样，南美市场经济又与众不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市场经济何尝没有亚洲特色？假以时日，中国的市场经济肯定会有自己的风格。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一定不只一种选择。

不可否认，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包括国企在多个行业保持垄断地位，制造企业大量倚靠接单生产，缺乏自主创新；在国民经济中，劳动力收入偏低，消费偏低。从字面上讲，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已经存在。只是大多这些所谓的“特色”是中国经济的软肋。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尤其是思想市场的全方位开放，中式市场经济一定会更精彩。

吊诡的是，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似乎把中国特色和普世价值看成是对立的，陷入“白马非马”的诡论。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幸福、公正、和平的渴望，没有国界、种族和阶级之分。宽容永远是美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永远不会过时。

“顶层”应首先致力于制度重建、凝聚民心

时代周报：科斯和你特别强调，来自民间的“边缘革命”才是推动中国市场化转型的关键因素，政治权力不过是对民间的制度创新进行了“事后追认”；而且，国家介入制度变迁有利有弊。去年到今年，在权力交接前后，很多人在呼吁重启改革，呼吁“顶层设计”。你认同顶层设计这种说法吗？就当下而言，“边缘”和“顶层”有没有可能协作？

王宁：“顶层设计”是个不完整、很模糊的说法，宾语缺位，顶层设计什么没有交代。我们从来不否认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但政府必须清楚自己的角色，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事事皆为的政府一定疲于应付，吃力不讨好，也一定令人失望，让自己挫败。无为而无不为的政府，则创造一个公正开明的社会环境，尊重民权，开启民智，借力民间，通过“看不见的手”，四两拨千斤。

“顶层设计”代表了中央政府的主观努力。如果这显示了中央最高层推动进一步改革的决心，这当然是好事。犹如“中央计划”一样，“顶层设计”的致命缺陷是哈耶克所强调的知识问题。而且，正因为是“顶层设计”，往往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就目前而言，中国面临的迫切挑战是公法不张，潜规则遮天漫地。“顶层”应该首先致力于制度重建，设规制矩，规范公权，让政治在阳光下运作。一方面，官员不再因黑箱操作、缺乏监督而被利欲熏心，一步步堕入自我毁灭；也可避免官员台上和台下人格分裂，官话巧言满天飞，私德败坏失底线。另一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庶敢不正？”制度重建可以凝聚民心，同时给民间力量更大的空间、更透明的舞台，打造政府和民间双赢的局面。

“边缘”力量的长处在于灵活，试误的经济成本低、政治风险可控，而纠错的速度快。中国人多地广，发展不均。这些条件对“顶层设计”而言都是障碍，却是“边缘”力量崛起的天然舞台。中国的每一个省在地域、人口和GDP方面都远大于很多国家，这给中央政府很多改革的选项。就一个省而言，管辖之下的县市也足够大，可以让它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书中，我们强调了在区域竞争中，空间换时间的逻辑是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钥匙。空间换时间的逻辑也可以让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走得快而稳。

时代周报：就整本书的比重而言，对2000年前后至今的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描述似乎相对分量少了一点。作为作者，科斯和你主要的考虑是什么？因为在我看来，最近15年的成就和失误几乎是同样的显著。

王宁：这本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根据我们的解读，中国经济在上个世纪末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个转型。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90年代末，市场取代了计划，民营企业取代了国有企业，成长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因此，我们在书中对中国在2000年之后的发展着墨甚少。

在千禧年之后，中国经济加快了全球化的步伐，也保持了高位增长。但从制度建设方面来看，中国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突破甚微。这期间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本来是一个完善和健全市场经济的法律和政治基础的绝好机会，从而为进一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遗憾的是，中国政府贻误时机。而且，正由于制度建设不到位，政治远离阳光，从而导致政经不分，公权私授。社会上，特权当作货币使，公德私行大倒退。同时；既得利益者有充分的时间，把服务于部门、行业私利的种种潜规则强加给社会，引发老百姓疑官仇富的冲动情绪。这些都是下届政府所面临的艰巨挑战。

中国创新乏力的根源是思想市场缺位

时代周报：同样是东亚国家，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转型，十多年之后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最终成为了一个高收入国家。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十多年之后，进入90年代、21世纪，虽然经济总量实现了腾飞，但产业升级却依然遥不可及。你认为，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各有什么弊端，从而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王宁：思想市场的缺位是中国经济创新乏力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教育改革，尤其是高教改革的失败，给中国的思想市场雪上加霜。创新能力薄弱是中国企业产业升级不如人意的缘由，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产业升级不能指望一劳永逸的游击战和机会主义心理。但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扪心自问，中国有多少企业家在真正专心地做企业和产品？他们花多少时间和精力与政府官员周旋，和税务和其他监管部门卡拉OK，或是计划移民海外？

除了开放思想市场，民企的生存环境需要大力改善。当前，资本市场由国家垄断，民企融资艰难。国企倚靠垄断地位和政治影响，自己没有创新压力，同时又排挤民企。

时代周报：你认为，中国应当如何去建立一个健康的思想市场，如何通过这个思想市场去推动政治、经济转型？

王宁：中国现在遭遇的这个现实问题很复杂，牵涉很广，也很深。理论层面上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对“思想市场”本身的了解很有限。譬如，思想市场如何运作，它与其他市场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关联？这些和其他相关的问题远还没有引起经济学家足够的重视。

首先，思想市场是个生产要素市场。“思想市场”本身不是新概念，在以往的学术讨论中，思想市场一般看成是法学和政治学上的术语，理解为言论自由。酒瓶装新酒，我们给“思想市场”赋予新的涵义，把它视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如同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思想市场是个要素市场。随着知识越来越左右现代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方向，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如果说18世纪的市场经济主要建立在土地市场之上，19世纪的市场经济主要建立在劳动力市场之上，20世纪的市场经济主要建立在资本市场之上，那么21世纪的市场经济一定建立在思想市场之上。

其次，一个健康或者说有效的、思想市场必定促进现有知识的合理使用。犹如劳动力自由迁徙，资本自由移动是保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运行不可或缺的一个必要条件，言论的自由而畅通，从而保障知识和思想的自由传播和流通，是思想市场赖以生存的一个首要前提条件。传播思想的大众公共媒体必须公正、独立、惟实、求真，既不能媚权，也不能媚金、媚俗。所有个人和组织的平等表达权是开启民智，活跃民间社会，丰富地方文化的重要平台。值得强调的是，公共媒体和非公共媒体并没有截然的分界线，正如昔日乡镇企业的产品可以和国企产品同台竞争一样。一个非公共媒体如果广为大众接受和认可，就已经跻身公共媒体；相反，一个自我标榜为公共服务的媒体如果有私心，只是为某个小集团说话，它也就自然而然地在人们心中失去了公共媒体的地位，而沦为集团利益的喇叭筒。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公开、透明、竞争的思想市场本身提供了强大的约束力，制约、规范参与者的行为，就像产品市场制约、规范企业的行为一样。而且，思想市场越公开，越透明，越竞争，其约束力越强。同时，像现代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一样，思想市场也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但国家法律和行业规则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市场的正常运行，而不是打压市场，更不是代替市场。

再者，一个健康的思想市场一定鼓励新知识、新思想的产生，同时通过竞争，优胜劣汰，存精去粗，淘汰陈旧过时、甚至错误的知识和思想。没有任何权威可以事先预测什么新知识、新思想是正确的；新知识、新思想的产生必然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在错误和失败中学习、改正的过程。任何知识和思想都必须放在阳光下拷问，因此，一个没有思想市场的社会在创新上必定是只跛脚鸭，寸步难行。

前三十多年的改革是中国政府逐渐退出产品市场的过程，还给企业一个自由平等竞争的机会，迫使企业通过赢得顾客的惠顾和满意而不断完善、加强自己。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民间分工合作，共同营造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从而以此约束所有的企业，包括国企。只有当所有的企业都在共同的游戏规则下竞争，市场才能优胜劣汰。在下一轮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中，国人期待中央政府有改革的智慧和壮士断腕的勇气，开放思想市场，为思想竞争和知识创新营造一个公正、宽容的氛围和自由、稳定的平台。诚如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必然再次光顾神州大地；千帆竞技，万马飞腾的盛况也不再是梦呓。以科技创新为源动力的中国经济才会是绿色持久的，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复兴中国文化，才会把中国梦融入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中国的奋斗将再一次成为世界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