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辛格的“亲中国”言论谈起

据英国《金融时报》18日发表题为《从基辛格的“亲中国”言论谈起》的文章：

去年11月29日，在德国汉堡举办的中欧汉堡峰会的现场上，当89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93岁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一起出现在大屏幕上的时候，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日的会场上，嘉宾主要是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工商界、金融界、政界的代表。在两个地区，这群人，无论是从财富还是权力的角度来看，都可谓代表着最具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人士。

在嘉宾看来，这是两位值得尊重的“世纪老人”，尽管他们早已从其各自巅峰的政治职位上退下来了，但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依然会产生很大影响，甚至会对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当权者或各界领袖产生影响。

对于基辛格和施密特而言，无论是在他们各自的国家，还是在整个西方世界，他们都曾与中国有过多次交集，而且，都一度直接和间接推动了中国与德国、美国以及整个欧洲的对话、交流和合作，这使得他们以“中国通”而享誉世界。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们与中国一些高层人士过往甚密，对中国的改革和决策的影响，有时甚至超过很多中国人的了解。

在当日的对话中，他们共同讨论了中国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然，基于我对他们此前的观点的了解，他们的这次对话并没有带给我太多惊喜，因为，自始至终，都是在一个与他们之前的发言比较一致的方向和框架下展开的。比如，他们认为：中国不会背弃自己的和平发展传统，西方也不必为中国崛起而产生恐惧甚至对抗的思维；在对于中美关系未来的表述中，他们也认为两国不应该采取对抗的思维来看待彼此，无论是在新的国际体系诞生的过程中，还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治理中，都应该达成合作的战略共识；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占据了更多主动地位，而西方则走向了衰落，对于西方人而言，首先应该做的不是指责中国的崛起，而是应该首先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使得自己走向衰落。

而且，在当日的对话中，基辛格还旗帜鲜明地表示，“我是个老派的人，我相信400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国际法。和约中一个重要原则是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如今有人发明了所谓 保护的责任 口号，我认为这接近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我想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人与我是站在一边的，与美国看法不同。”

二

客观地讲，这两位老人每一次针对“中国与世界”问题的发言，总是可以为西方社会提供一个机会，来了解一个超越符号和价值观意义的中国，也可以帮助中国向充满担忧的西方社会更准确地讲述中国的故事，这是他们重要的价值体现。

但是，也正是他们频繁、鲜明的对中国表示理解和支持的表态，使得在国内的很多人看来，这是两个“专门讲话给中国人听的人”，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真实判断，则不能确定。而且，在他们被贴上“亲中国”的标签之后，他们对中国的观察，越来越无法获得很多中国人的理解和支持，甚至遭到先验性的拒斥。

而事实上，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这两个人身上。记得前两年著名的旅美作家林达夫妇曾经出版过一本《西班牙旅行笔记》，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当年西班牙国家转型故事的记录，对一个国家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有过精彩的分析，对正站在变革十字路口的中国而言，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这本书也得到包括吴敬琏先生在内的多位名家的推荐。但另一种声音也认为，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是作者写给中国人看的书，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写作目的，它对西班牙的观察和分析，从一开始就“中国问题化”了，只是借用了西班牙的转型这个叙事平台而已。

三

在那天的汉堡峰会上，在两位老人的对话刚刚结束，还没有走下讲台的时候，峰会的中方主办单位的一位代表，突然走上前台，在麦克风前激动地表达了对他们观点的感谢，并提出，两位老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此外，还专门针对峰会期间一些演讲嘉宾对中国发表的意见做了回应。例如，他认为，中国不存在一党专制问题，比如，当日作为峰会中方代表团团长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先生就是来自民主党派；他还认为，一些西方人针对中国高铁技术抄袭的指责，更是无从谈起，并举例说，这就像两对夫妻，夫妻A生不出孩子的时候，要求向夫妻B过继一个孩子，但夫妻B不愿意，后来经过治疗，夫妻A生出了自己的孩子，而这个时候夫妻B非要说这孩子是偷自己的，“这是说不过去的”。

这一幕经过国内外媒体的传播，迅速成为一个广为传播的花絮，并被很多人理解为是一个“笑话”。之所以说是一个“笑话”，不仅因为该代表在回答问题时没有搞清楚一些常识性问题，更因为，在那样一个场合，如此情绪激动地面对麦克风，显然很不符合会议的既定议程安排，让两位对话嘉宾都感到有些尴尬。

不过，还好，在对话结束以后，我们看到台下的听众对两位老人的对话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无论是来自中国的听众，还是来自欧美的听众。而在那一刻，我也开始相信，尽管在中国国内很多人认为，基辛格是一个“专门讲话给中国人听的人”，但他的话，在欧洲、美国确实是有人在听，而且，是在认真地听。

更退一步讲，即便基辛格的话是专门说给中国人听的，如果认真看一下他的发言，不得不承认的是，多年来他针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分析，大部分都有非同一般的智慧和战略认知，对中国人认识自己的祖国也是有价值的。如果先验性地对这些观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在今天中国国内的舆论场中，对一些发言者进行标签化甚至意识形态化，然后，基于这些被自己标签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人的所有观点和思考，进行先验性的拒绝和接受，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而这是很危险的，不但会降低大众自己的智识，对整个社会信任机制的构建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也是今天我们几乎在任何事件上都会陷入一个“大分裂”困境的原因之一。

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可能轻易陷入一个“大分裂”困境的出现，对一个正站在变革的十字路路口的国家而言，伤害可能是巨大的。就像林达夫妇在其《西班牙旅行笔记》一书中提醒的一样：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的震荡，“不走到绝路不会回头”。

遗憾的是，这种基于标签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极端派之间的激荡，无疑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走向良治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

（注：作者叶一剑是中国媒体人、专栏作家，著有《乡愁里的中国》、《困境》（合著）。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