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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大洪 寒冬夜行人

2013-01-07 10:21:38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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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5日,郑州最低气温零下7度到0度,戴大洪依然在跑步。他的马拉松成绩可以“进4”,即在4小时内跑完马拉松全程,这个标准的对象是年龄稍大的男选手和岁数还算年轻的业余女选手 图/善良

2000年6月17日,戴大洪(右)和河南建业足球队的外援交谈 图/王世儒

2000年2月22日,戴大洪(中)和河南建业俱乐部人员合影 图/王世儒

每周二晚自习前,郑州小哈佛双语小学的学生们总能看到一个平头、高颧骨的中年男子,在学校的操场上跑步。如果有人足够无聊坐下来数的话,会发现他每次都要在这条200米跑道上兜上65圈。“疯子!”学生们起哄道,有胆大的冷不丁冲上去撒他一脸沙子。

学生们不知道“疯子”是个马拉松能跑进4小时的业余选手,自然更不知道他曾经是这所小学的所有者——河南省最著名的房地产企业建业集团的副总裁戴大洪。十多年前“戴大炮”炮轰足协,全国球迷为此津津乐道时,这些孩子恐怕还没来到人间呢。

每周两次的万米跑是他惟一的运动,或者说休闲。偶尔他还会看看球,比如他喜爱的巴塞罗那队的比赛。遥控器扫过中超赛场,他也会停留片刻。“还是不行,”他说,“这几年没进步。”

然而,现在他已然跟建业、跟中国足球都断了瓜葛,甚至世界跟他都失掉了联系。在他那十几平米的书房兼卧室里,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堆英文书稿,还有几十本或发黄发黑或已经散架的专业词典。这些加起来,就是戴大洪的全部生活了。

“他跟世界是有点隔阂了。”戴的朋友、学者止庵说,“也可以说他跟这世界的关系更不圆融了。就翻译这事他觉得挺好,因为可以在家一呆就是几年,不用跟外面打交道。”

选择成为自己

戴大洪今年56岁,他的翻译生涯始于2007年。5年下来,他的劳动所得是总字数200万字的3部大部头译著,以及10万元的稿酬。

他还有一间闻起来像书店味道的房间——说是书房倒不如说是仓库。那里存放有老戴几十年下来的藏书和影碟,书籍种类琳琅满目。他到各地书店,只要是看上的书,一概买下并仔细打好包装带回家。

买书这事大约可以推到1978年,外国文学名著解禁。周日早上同在北京王府井书店门口排队买新书的队伍里,就有止庵的哥哥和戴大洪。很快,止庵兄弟便与他熟络起来,他们都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止庵记得自己与戴同去王府井书店买的第一本书,是拉伯雷的《巨人传》。止庵见他脸色不好,问起来才知道他把生活费几乎都花在买书上了。

两人都非文科出身——止庵学医,戴大洪的专业是光学(他戏称为“光学不用”专业)。但他们读书的偏好却都是小说和传记,以及“严谨又不那么一本正经的历史书”,比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后来他译《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是那本的姊妹篇,就是因为特别喜欢《兴亡》,所以译了这个。这些兴趣都是八九十年代买书和读书留下来的。”止庵说。

“大多数海鸥只求学会最简单的飞行本领——如何从岸上飞出去觅食,再飞回来。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飞行,而是觅食。但对这只海鸥来说,重要的不是吃而是飞。”《海鸥乔纳森》里的这句话激励了他俩,被他们记到笔记本里。他们还都喜欢萨特的存在主义,这是当时在大学生中流行的思潮。“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选择,你选择成为你自己。”止庵说,“他就是不断地在实现自己。足球队是一种实现,因为他热爱体育,他是很认真地去投入,谁知道后来弄得那么黑暗。现在做翻译,也是另外一种实现。”

书生闯入中国足球圈

1982年大学毕业,戴大洪被分配到河南镇平的一家兵工厂,止庵留京当医生。两人通信多是“最新书讯”的交流,“当时买书跟现在不太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那都是谁。”止庵说,“我们俩老在一块商量买什么书,比如说看见报纸上说美国有个作家诺曼·梅勒,就去查他写了什么书,这书名还都是英文书名,那些英文书名我们自己给翻译过来,然后说将来出了咱们得买。”

两人最早的“做书”合作即从此时开始。为方便买书人,他们想合编一本《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家辞典》,很快就发现这个工程太庞大,便按生卒时间把作家系到每一天上,做了本《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家台历》。这本“台历”的手稿至今还保存于戴大洪家中。上面是两位作者——工程师戴大洪和医生止庵的清秀笔迹。

这项由“单纯的喜欢”和“一些虚荣心”促成的工程最终未能付梓,两人却各自下了海。1986年戴大洪调回郑州老家,在轻工学院图书馆工作。他发现图书馆并不是爱书人的好去处,多数时间只能“阅读封面”,而文山会海的陈词滥调则让他感到难受。一年后,他调到中原公司,被安排协助开办一家饭店,不久后当上了总经理。

直到此时,他还是个羞赧的小伙,站在大堂里被客人们盯着都觉得浑身不自在。他性格耿直,又得罪了当地的派出所。好在他头脑清楚思维敏捷,加上能言善辩,里里外外竟也照顾得还算周全,饭店经营得也有声有色。1993年,他接受刚刚成立的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总裁胡葆森的邀请,加入建业。第二年,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成立,戴大洪任总经理。

在止庵看来,入足球圈,以及之后的一系列讨伐足协的檄文,是戴大洪重大的人生转折。

与风车搏斗

足球职业化的热潮将与此有关的一切都带入了舆论中心。1998年8月,戴大洪在总经理的位置上“下课”。在2000年年底建业集团的机构调整大会上,戴大洪被宣布免去集团副总裁职务。胡葆森在面向全公司员工的讲话里肯定了他的成绩:

  为什么4个副总裁一下全退了?并不是工作不需要他们了,相反,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们做……大家知道,我和老戴是朋友。我是在集团最困难的时候请他过来的,……比如搞足球,老戴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不然我可能下不了这样的决心。如果当时不搞足球,建业的无形资产和品牌是不会达到现有程度的。这几年他奋笔耕耘,写出了一篇篇令全国热爱和关心足球的人为之振奋的檄文,对中国的足球改革进行了很深入的探讨,使足协由此改变了对河南足球的认识。应该说,老戴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无私的贡献。而且他还是集团第一个拒绝奖金的人……

这个评价自然算得上是褒奖。在他实际负责的5年时间里,这支低成本运作的球队两度降入乙级又重返甲B,也曾距离甲A仅一步之遥。“闹得满城风雨,”戴大洪评价。显然这样的折腾与资金投入的捉襟见肘(6年3500万)关系更大,却在客观上增强了球队的品牌关注度。1997年戴大洪亲赴罗马尼亚, 以18万美元的低价引进的罗马尼亚三剑客引得其他球队艳羡不已。

但胡葆森再没让戴管过足球。实际上,戴大洪任俱乐部总经理的几年,恰是他与胡葆森之间从亲密变为疏远的过程。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主持人张斌在此期间认识了戴大洪。他对戴的评价是“犀利、真诚、热情”。“他的表达其实是比较有特点的,针对中国足球的一些假恶丑,他是看得比较清晰,表达得也比较准确。”

卸任总经理后,戴大洪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揭露足坛潜规则的文章。也就是胡葆森讲话中提到的“檄文”。

“我也干过坏事啊,”戴大洪说。“给裁判送钱,希望他能公平点吹。一开始你觉得这就是规则,到后来你才发现自己其实也是受害者。我把那些都说出来,我真觉得是在为大家说话。但没有人喜欢你这么做,这个圈子都是这样,大家都光着屁股,就你一个人说皇帝新衣是假的。我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就是个障碍。”

到2000年时,戴大洪已不听胡的招呼,“也许越往后,他就越觉得老戴失控了。”

那些檄文最后被整理成一本叫《与风车的搏斗——中国足球改革纵横谈》的集子。序言里说:

  《与风车的搏斗》一书的出版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一份备忘录,是关心中国足球的命运的人在几年后还应该翻一翻的一份历史资料,也是人们在评价中国足球改革的成败得失时不应该忘记的篇章。

  当这一切都真的成为历史的时候,中国足球的春天也许才会来临——我们期待着……

这本书现在只能在一些图书馆里找到,也许已经“成为了历史”,只是中国足球的春天依然没有到来。那些文章估计以后也不大会有人去翻了。不过,戴大洪为这些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煞费苦心制作的数千字注释,如“范志毅”、“郝海东”,或者“薄熙来”、“谷开来”等等,倒是显得颇为奇特。

显然,这些注释是为几十年后或者百年后的读者准备的。换句话说,等到读者们不再知道郝海东何许人也时,再版者将由衷感激作者的良苦用心。这是个爱书人善意的(或者说是富有远见的)习惯。等到他几年后成为译者时,他还将把这一爱好放进那些大部头里。

对于这些“檄文”的效果,戴大洪很看得开。“一开始是有点理想主义,但是都石沉大海,我也无所谓了。也许惟一起作用就是让人觉得这人是疯子,这人有毛病。”之后他很少就足坛的事再发表言论,“该说的都说完了,他们明不明白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我只做我自己的事。”

黑暗总是超出你的想象

足球让戴大洪成了名人。那几年他去外地出差,时常被球迷在街头认出来。出租车司机也不收他的钱,感佩他“说了真话”。但那几年经历带给他的反思,却是“不合作”3个字。

“你只要有诉求,最终就会有妥协。原来我对意识形态不怎么关心,觉得这事跟生活关系不大。后来做了足球俱乐部,生活跟这连到一块了。你发现你必须买假球,必须贿赂裁判。你不这么做,生活理念就崩溃了。我开始写文章还老引用当权人物的话,可是后来发现,根是在那啊。所以我就明白了,只要还在这个体系里,你就必须这么干。所以我就想慢慢把自己弄出来。”

1997年11月,河南建业对阵上海豫园,此时建业距离甲A仅一步之遥,成败在此一战。比赛前夜,戴大洪到旅馆看望(在上海出差的)止庵。谈起比赛,止庵劝他“千万不要乐观”。那场球建业没能赢。当晚赛后,两人在上海南京路散步,戴大洪对止庵说:“还是你说得对,无论我们怎样想象黑暗,黑暗总是超出你的想象。”

“我知道他接受这样的结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止庵在《我的河南朋友》一文中写道,“他说过他是个 悲观的理想主义者 ,对他来说,无论多么 悲观 ,其实并未丧失 理想主义 的初衷;因为 悲观 是对一己之外有所认识,而 理想主义 本不关乎这个。”

过气的人与过去的人

到各地比赛,戴大洪总要找各种书店买书。后来队员们都不乐意了:“您能不能别买书了,咱们这成绩上不去啊。”

戴大洪彻底离开建业是在2006年。“头一天谈完,第二天早起醒来感觉就不一样。以前醒来是焦虑的,那天之后就了无牵挂,突然间自由了。这是什么感觉?你翻这些书,”他指指案头上那些密密麻麻的书稿,“这要是心里不干净还真不行。“

经过谈判,老胡一次性给了他一些退休金。“不多也不少,那会儿觉得够花,但没想到后来通货膨胀这么厉害。”他说,“快花完了,但到60岁之后就有养老金,够了。”

2001年被免去建业集团副总裁后,戴大洪无所事事地晃荡了几年。止庵、张斌都劝他在北京寻个工作,也有机会找到他。“我老觉得自己不行。”他说。

止庵批评他:你别再说你不行了,现在不行的人都说自己行,你说不行人家认为你准是不行。50岁,那是人最容易产生危机感的年纪,“但我也没什么特别想干的,所以到最后什么也没干。”

那时,张斌请他为足球之夜编了《十年疑似——1994-2003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全纪录》。到现在他还挺为这本书得意,因为曾有北京体育大学的足球专业博士找他请教,说这本书已是他们专业人手一册的参考书。“我从来没想过能做成多大事,这个事我觉得我行。我就喜欢干这种垃圾球员的活儿,这就是我的追求。”他说,“我不愿意看着一本书编者是戴大洪,最后变得很垃圾,我要让这东西无愧于这名字。”

2007年1月张斌生日聚会上,每个人都得说说自己的新年展望。“当时我正好在。我不习惯这个,但是也说了。我说希望今后我能够继续做这些垃圾球员的活(编《十年疑似》及与止庵合作校注周作人著《近代欧洲文学史》),我爱做这些事。”

春节过后,时任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止庵让戴大洪翻译《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

这次原本也只是帮忙。止庵想让戴大洪给老版译本挑挑错,“我拿字典和红铅笔改了一页,发现这不行,这拿过去打字员都看不懂。干脆电脑上弄,弄完之后一看完全不一样了啊。”戴大洪跟止庵说,这样改可能不行,他认为要重新译,“干脆我就译了前言和前两章发过去,我本来就是想译着看看,主要提个参考意见,我不认为我能译书。后来他们觉得可以,但也没让我接着译下去。”

出版社找的订正老版译本的编辑工作到2/3就再联系不上了。“垃圾球员”戴大洪再次派上了用场,他译完了后面1/3,然后检查前面校订过的部分,还是错误太多,索性重头来过,花了两年多时间译完这本112万字的专著。

谈起戴大洪的英语水平,止庵和张斌都笑称那是“哑巴英语”。戴本人更是自嘲为“口不能说,眼不能读,耳不能听,手不能写”。

“我的英语水平就这样,但我就是能翻译。拿本字典读书是不正常的,但拿本字典译书正常。现在信心有了,我翻译了3本书,我相信能经得起检验。”戴大洪说。

谈起戴大洪的“笨译法”,止庵说:“他的翻译跟其他译者确实不太一样。一个英文词可能有不止一个意思,有的作者英文太熟了,想到的往往是第一个意思,就忽略了还有别的意思。戴大洪不那么熟,他需要去翻字典,一个一个地比对,作者在这里用的意思也许恰恰不是第一个,而是第9个。”

翻字典没让戴大洪觉得麻烦,他也不觉得这样慢。“跑百米的人不能说跑马拉松的慢。我不知道什么叫快什么叫慢,一年译50万字,我说我能连续这么多年,谁要说我慢谁试试。”

他坦言,经济上已经有了基本保障,如今才可以这样安心坐在书斋里。显然,这个工作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低稿酬催生的冷清和劣质让行业陷入恶性循环。“翻译这件事,严格来说就是个人爱好。它带不来多少钱,而且翻译出来也没多少反响。”止庵说,“现在翻译界已经很烂了。我就听一个译者说,有一本书他少翻译了10万字,他说他删了10万字, 谁叫他们给我那么点钱呢 ,这是一种态度。老戴那种 注释不能删,索引不能删 ,也是一种态度。他的出色是水落石出的出色,他只是一个过去的人,带着一些过去的原则在做现在的事。”

戴大洪确实是个“过去的人”。如今他骑辆破旧自行车走在郑州大街上,陌生人不会再喊他一句“戴老板”;甚至当他在票据签名处端正写下“戴大洪”3个字,对方也毫无反应。“过气了。”他说。那3个字曾经一样端端正正地被签到球票、T恤和球迷各种颜色的笔记本上,数万次。

我问起他的理想,他引用了《光荣与梦想》中美国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的话,此人六次竞选总统,可是半张选举人票也没有得过。晚年有人问,他觉得自己一辈子有哪些成就,他回答道:“我以为,活到我这么大年纪,还觉得自己在坚持或者尽力坚持自己的信仰,这就算有一点成就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想到自己在争取公民权利,改进民族关系这些方面都出过一份力量,也就心安理得了。……要说有什么成就,只有上面所说的这一些。至于一般人的所谓成就,我可没有多少。”

“这个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觉得自己也是这样,最大的成就——如果可以称之为成就的话——是我始终坚持的一些东西,小时候接受的那些教育,做人做事要讲道理,钱财是身外之物等等,都是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可能显得书生气,现在似乎过时了,但在这个价值观念千变万化,道德底线屡被突破的时代,能够努力坚持这些东西,确实觉得挺自豪。”

当我问起翻译和足球于他的意义时,他说:“想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意义?太微薄了。我的存在能让你来,我觉得这就是意义。身外的东西,不能决定的东西,你不能有要求。但我能决定的,这书往这里一搁,50万字,我不需要求人,用我认真做事的一贯态度去做。也许我这样能让这个世界好一点,但我真的也不指望它好到哪儿去。”

在《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之后,接着就是《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和《古拉格:一部历史》,然后是《西班牙内战史》——都是些结结实实的大部头,每本都够他干个一两年的。他说,这些都是人类“重要的著作”。

“这些书写的都是二十世纪的重要时段,前后全接上了。我这辈子应该就这样,我算是找着了一条路。”戴大洪称自己是个宿命论者。他拿出一本已经发黄的商务版《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书里夹着的收据显示此书购于1985年3月31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老觉得我会干这事(翻译)。”他感慨命运的诡谲,“你说那时候在想什么呢?”

netease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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