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11月17日讯 北京时间11月17日，2012财新峰会：中国与世界在北京国贸大酒店召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发表了主题演讲。
许小年表示，在控制总收入的情况下，在缩小整体政府规模的情况下，我赞成适当向地方放权。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中央不能管这么多，不可能一个政策管全国，管13亿人口，要允许地方能够有自己的政策，财政税收的灵活性，但是前提一定是要控制政府的自主规模，地方自主发债应该给他权利，地方的税收权，税项应该给他权利，但是民众的监督与制衡是关键，财权你一旦放到地方，如果制衡跟不上，历史的经验证明，马上失控。
以下为许小年演讲实录：
许小年：刚才各位讲了关于财税改革具体的方案和方法，大家讲的我就不重复了，我来讲指导原则。刚开过十八大，认真研读了十八大的文件。所以我在这里根据我的学习体会，讲一下我的指导原则。
我们财税改革的紧迫性，刚才几位发言嘉宾都已经讲了，新政府马上就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财政的紧迫性。由于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推出了极其扩大的财政和极其扩大的货币政策，使得我们各级政府财政状况迅速地恶化，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从2008年以来上升了10%，国际上有各种不同的估计，中国各级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从50%到100%不等，我取一个中间值70%80%，已经超过了国际的警戒线。
财政增收收入的放缓，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会更大，不排除很快出现地方政府债务违约，而地方政府债务一旦违约，由于我们财政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货币化了，地方财政的违约将引发银行的坏账。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是为了经济下行的时候，保证财政收入，现在各地都在强化征管，强化征收，翻箱倒柜，翻出历史的陈帐，而且现在是借税，把未来还没有交的税都借来，搞的企业负担突然增加，这对经济下行期企业的经营非常不利，有可能会引发企业的经营困难倒闭，如果倒闭的话，那就是失业的上升，给社会稳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财税改革的紧迫性各位已经讲了，就是对土地日益依赖，土地财政日益发展，推高的房价，阻碍的城镇化的进程，强拆强迁，是一系列社会动荡的根源，财政改革是新政府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数字，就是各级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自2008年以来上升了10%。
财政改革的要点，首先是增加财政的透明度，我们现在财政基本上是一个黑箱，使得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很难找到数据，能够有说服力的数据来分析现状，来作为未来得财税改革切实可行的依据。财政改革首先要增加财政的透明度。
要从整体上缩小财政的规模，缩小政府的规模。我们说土地财政，说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结果，这是打错了板子，1994年分税制虽然地方政府收入大幅度下降，但是地方政府支出在不断地增加，现在地方政府在预算内占所有政府支出的比重已经达到了80%。因此有的领导说，地方政府很有钱，确实是这样。1994年分税制并没有减少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支配财力。财税改革中央和地方如何分钱，不是讨论的重点，讨论的重点是如何缩小政府的总体规模，在过去十年间，国进民退，政府越来越大，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
这张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各级政府总体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包含卖地收入，去年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达到30%，30%是什么概念？已经重回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在1978年我们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这个财政收入占GDP就是30%，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是国退民进，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下降到最低点1995年的12%。从分税制以后，分税制确实是一个转折点，是从小政府到大政府一个转折点。1995年之后，各级政府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上升，尤其是在2008年以来迅速地增加。因此我们财税改革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讨论合适的财政规模，要缩小政府所支配的资源，要推行邓小平确定的改革开放、退民进的政策来扭转过去十年间国进民退的不健康趋势。
第三个财税改革指导思想，是在整顿地方财政的过程中，不是以开源为主，而是以节流为主，你再去收这个税，那个税，根本满足不了政府的胃口，你再开多少源，你也满足不了他的胃口，因为政府支出膨胀速度远远地超过收入的增长。花的不是自己的钱，那一定是支出的速度，超过收入的速度。节流节的两个重点，第一是投资，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应该有这么强的经济功能，投资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和个人，而不应该是政府。所以节流要砍的，首先是砍各级政府的投资。砍人员和日益膨胀的行政经费，这是两个大头。这两个大头不控制住，地方的财源，你给他多少都不够花。
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数字，而且这个数字到1996年以后就没有了。从1978年以来行政费用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率不断地上升，看看这条线大家就知道 节流应该节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到2006年的时候行政费用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已经接近20%，6年过去了，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因为不给数了。 因为数字我们找不到了，就像刚才这位发言嘉宾讲的，基尼系数我们现在没有了，他不公布了，也就无法再做下一步的分析。
在控制总收入的情况下，在缩小整体政府规模的情况下，我赞成适当向地方放权。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中央不能管这么多，不可能一个政策管全国，管13亿人口，要允许地方能够有自己的政策，财政税收的灵活性，但是前提一定是要控制政府的自主规模，地方自主发债应该给他权利，地方的税收权，税项应该给他权利，但是民众的监督与制衡是关键，财权你一旦放到地方，如果制衡跟不上，历史的经验证明，马上失控。失控之后 就是一大堆的烂帐和窟窿仍在那里由纳税人买单。这次4万亿以后，地方政府坏账和银行的坏账又是一大堆，没有人对此负责。我们向地方放权的时候，必须要强调要跟上相应的监督与制衡机制，没有监督与制衡机制，这个放权一定一放就乱，放出麻烦来。具体的制衡和监督机制，财政立法权收集各人大，不允许政府再任意地增加税收。政府的预算必须向各级人大负责，每年你要报告。
我们朋友会说人大不就一个形式。有一个形式总比没有形式强，把收钱的和花钱的分开是一大进步。你如果让花钱的去收钱，他怎么个收法，他会收的翻箱倒柜、鸡犬不宁，所以一定要把花钱的和收钱的一定要分开。各级人大作为纳税人代表，政府只负责提出预算和各项税收的建议，而必须要由各级人大来最后的审议和确认。我们希望财税改革能走出新的路子，以财税改革为契机，建立新型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建立新型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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