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沃尔夫：德国是否应退出欧元区

德国是否应退出欧元区？毕竟，它是一个明显有退出选择的大国。在购买困难国家的国债问题上，持保守立场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决定支持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反对她本人任命的德国央行(Bundesbank)行长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的意见，这让德国是否退出欧元区的问题显得更为恰切。作为德国最受尊敬的机构——德国央行的行长，魏德曼如今已成为保守的德国欧元怀疑论者的代言人。德国人意识到，欧洲央行将不再是德国央行的再版。这再一次提醒我们，欧元区的成立就好比是一桩悲惨的“婚姻”。那么，离开——不管后果多严重——对德国而言是一种更理想的选择吗？

如果我们想要站在德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必须分辨错误与合理的观点。正如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比利时经济学家保罗•德•格劳威(Paul De Grauwe)在最近一篇与人合写的论文中所说的，错误的观点比比皆是。*

这篇论文抛出了一个问题：考虑到德国在欧洲中央银行系统(ESCB)内积累的净债权，如果欧元区解体，德国是否将蒙受巨大的损失？该文的结论是：不会。

首先，德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欧元区其他成员国）积累净债权，不是内部央行会计的缘故，而是因为德国存在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德国人一直以来都在做两件事：一是他们很擅长的商品出口，二是他们不在行的金融债权输入。简言之，经常账盈余将德国置于金融风险之中。但欧元系统内部的余额不是衡量这一风险的良好指标。上述论文表示，德国的净债权大幅攀升，原因在于投机性资金流动，而不是经常账户失衡（见图表）。

此类资金流动不会改变净跨境债权。假设西班牙某银行的储户要把资金转存到德国某银行。这将在欧元系统内部增加西班牙央行的负债和德国央行的资产。与此同时，接受存款的德国银行对该西班牙储户产生负债，并在德国央行形成相应的储备头寸。德国的净头寸将保持不变，但德国央行的净债权将上升，而德国私营部门的净债权将有所减少。

其次，退出欧元区不会让德国纳税人遭受巨大损失。德国央行负债（货币基础）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其持有资产的价值。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其购买力。在一个法定（无担保）的货币体系中，中央银行需要资产的唯一用途是进行货币调控。它们可以凭空创造出货币来。使货币具有价值的不是其支持物，而是人们在交易结算中、以及政府在征税中接受这种货币。

倘若欧元解体，德国将面临本国货币可能过多的危险，因为非德国居民会想方设法把手中资金兑换为德国新货币。然而，德国央行只要规定，只有本国国民才有兑换资格，就可以防止出现这一局面。这样一来，损失将由那些新货币会大幅贬值的国家的国民来承担。

我同意德•格劳威教授的观点。但我们完全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如果说德国人通过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积累了不值钱的债权，那么，没有那些盈余可能会更好。同样，有鉴于德国退出欧元区可能无需遭受人们担心的某些损失，说明退出不失为一种选择。

事实上，伦敦朗伯德街研究公司(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指出，欧元区成员国身份鼓励德国采取了代价高昂的重商主义战略，牺牲了国民利益，损害了经济的生产率。他指出，自1998年以来，德国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微乎其微（见图表）。实际消费水平也是如此。1999至2011年间，德国每小时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赶不上英国或美国，也许原因在于欧元区成员国身份保护了德国企业不受货币升值的冲击。停滞的实际工资、财政紧缩以及较高的实际利率严重地抑制了需求。但现在，治疗欧元区弊病的必要手段将导致德国通胀率上升（这是德国人不愿接受的）；欧元区重要市场长期陷入通缩型衰退；以及持续地把官方资源输送给欧元区其他成员国。

这一切说明，成为欧元区成员国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根本就不是德国政策制定者原本希望获得的。更糟糕的是，在未来数年内，德国将面临围绕“纾困”问题的争执、债务重组、结构改革和不利的竞争力调整。也许，忍痛“离婚”都强过上述前景。

杜马斯就是这样认为的。他指出，重新采用会逐渐升值的德国马克，将挤压企业利润，使生产率提高，消费者实际收入上升。德国不再把多余的储蓄出借给挥霍无度的外国人，本国国民的生活水准就可能显著提高。更重要的是，这将促成欧元区成员国竞争力的快速调整，否则调整的速度就会非常缓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德国及其伙伴国将分别承受高通胀和高失业之苦。

德•格劳威教授和杜马斯两人在分析中不谋而合地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共同观点。如果德国继续保持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就一定会积累巨额的对外债权。如果过去经历可作为借鉴的话，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将是浪费。德•格劳威的观点是正确的，在欧元系统内部积累债权这件事本身并无危险。危险的是，抑制实际工资并扩大对外盈余的策略已走进死胡同，将带来沉重的代价。它很可能会损害德国经济，也肯定会迫使德国以某种代价昂贵的方式把资源转移给自己的“客户”。

退出的确是一种选择。如果如我所料，德国排除了这一选择，最终也会以更痛苦的方式进行大致相同的调整。另一种对策是像德国人所担心的那样，欧元区建成转移联盟。德国已经为重商主义战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论留在欧元区还是退出欧元区，重商主义都不能（也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邢嵬)

作者系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

* 《德国最应担忧的正是自己的担忧心理》(“What Germany should fear most is its own fear”)， www.voxeu.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