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鸥逆袭

据《财经天下周刊》报道，你可以把杨作斌安放在中国任何一家工厂的车间里，绝不会显得突兀。他身着淡蓝色工服，戴银丝眼镜，业务熟练且待人谦和；他已经有63岁，工龄42年。

只有当他伸出手时，才会显露出不同常人的一面：左手从拇指到中指戴着3个指套，手指白皙细长，手心里却磨出了厚厚的茧，那是长年拿捏工具留下的痕迹。在他的工作台上，零散而有序地摆放着螺丝刀、吹气球、油滴、校表仪、显微镜和一盏台灯。2010年，在这个工作台上，他花数月时间把435个零件组装成一只三合一表。一位福建商人以168万元将其买下，价格创下国产表之最。

事实上，作为中国第一只手表的诞生地，杨作斌所在的海鸥集团自2004年转战高端市场，先后推出了中国第一只三问表、第一只双陀飞轮表以及第一只集三问、万年历、陀飞轮为一体的“三合一”表。今年6月，作为天津海鸥手表集团的高级技师，杨作斌和中泰表厂的李晨光、北京手表厂的苏文彬一起，被中国钟表协会评为“三大中国机械表表芯制作大师”。

8月18日，在位于天津空港开发区海鸥A楼3层的工作室，正在校表的杨作斌谈到亲手缔造的纪录，却有点无动于衷：“国外独立制表师的三合一表能卖到2000万元，我们才100多万元，在技艺和品牌建设上，我们和人家的差距太大了。”

甚至，杨作斌还有点担心海鸥现在的生存环境。这家国产制表商既有“外患”的纷扰--国际上面临的知识产权诉讼接踵而至，瑞士表业定向设置的技术壁垒屡见不鲜；又有“内忧”的纠结—海鸥的品牌和渠道建设均未完善，这让其与国际品牌竞争时仍远远处于劣势。而杨作斌更为担心的问题是，海鸥很难再出现像他这种级别的制表师。

制表师难寻

人才的缺失是海鸥乃至整个钟表界面临的最大问题

“也许再没有比制表师更枯燥的职业了。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制表师，也得经过10年磨炼。杨作斌说。此刻，他正在专心调试陀飞轮手表。机芯连接在校表仪上，陀飞轮来回快速摆动。杨作斌盯着校表仪看了两分钟，伸手按下停止键，打开机芯外壳，用细小的螺丝刀换下一个蓝色小螺丝。换好螺丝，把机芯再次连接到校表仪上，杨作斌盯着不断变化的数字看了一会儿，再次按下停止键。这一次他没有立即取下机芯，而是拿起细细的镊子，对着显微镜又换下一个直径一毫米左右的零件。

即使是在6倍的显微镜下，小零件的直径也不超过6毫米。而这个直径不过12毫米左右的陀飞轮，共由12多个这样大大小小的零件组成。换零件时，杨作斌的手没有一丝抖动。在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里，看-拆开-再看-再拆开，这样的动作他重复了5次。

“这是客户拿来校时的，差不多得一天时间，等顺差、逆差都在10秒内就差不多了。”杨作斌说，“陀飞轮表，组装一只一般要一天，校时得两天时间。”

杨作斌所在的工作室大概50平方米，摆了6张桌子，包括他在内共有4人，他们是海鸥手表厂技术最好的制表师，主要负责新品的组装和复杂架构表的后期调试。每个人都在专注做表，除了指针的滴答声，整个房间都静悄悄的。

“这个行业很枯燥，全凭个人喜好。”30岁的技术员张霄岚自2003年开始进入海鸥的高档机芯实验室做零件，2006年进入现在的办公室装表。“杨师傅常常会指导我，但有时候，我3天也未必能装好一只。”

现在，海鸥有3000多名员工，除了设计人员，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零部件制作工，分布在大大小小的7个车间里，守着一台机器制作夹板、轴承或螺丝，只有少数出色的学徒有可能成长为顶级制表师。海鸥车间工的工资在2000元左右，在天津，这个工资并没有太大吸引力。“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做的事太多，制表对他们来说太枯燥了。”杨作斌的话语中，充满了对未来中国制表业的担忧。

在杨作斌看来，高端手表的竞争实则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缺失是海鸥乃至整个钟表界面临的最大问题。现在的手表结构已经变得更加复杂，普通的机械手表也有200个零件，复杂的则有400多个，全部需要手工安装，这中间还需不断检验、调试。即使是国际上最好的独立制表人，一年的制作量也不会超过30只，而且，这还是在大量工作人员的辅助下完成的。

在杨作斌看来，国内制表业还无法与瑞士等国家相提并论，最明显的体现是国内制表师与国际独立制表人之间的差距依然明显。他指着桌子上的工具说：“除了这些工具，他们还会有起子、锉刀、撬刀之类的工具。他们的机芯、表盘、表壳甚至每一个螺丝和凹槽都是手工打磨的，我们达不到那个水平。”

近10年来，海鸥虽为培养合格技工付出了高昂成本，却仍面临着专业人才短缺的困扰。从1980年开始，制表业一度被认为是夕阳产业，中国表业在既没有产业政策扶持，又没有形成高端产业链的情况下，海鸥所需的特种材料和部分工装、刀具只能依赖进口，而瑞士表业定向设置的技术壁垒，又往往让海鸥求之而不得。而且，为巩固瑞士表业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瑞士政府出资修建了。

来源：财经天下周刊   作者：朱晓培 陈晓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