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贝:美国劳动力市场风光不再

25年前，美国的劳动力队伍曾是一个奇迹。当时，如果美国人在某一经济领域失业，他们很快就能在其他领域找到工作。但在过去十年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美国领导人明白这件事的重要之处，他们围绕税收和支出展开的争论恐怕会呈现出与现在不同的特征。

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表明，2000年，美国的失业率是七国集团(G7)中最低的。由于工作不难找到，因此美国人在找工作这件事上信心很足：它的劳动力参与率是G7中最高的。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美国15岁至64岁人口当中，就业人口占比达到74%，远高于多数竞争对手。在G7内，只有英国的就业率（72%）与美国较为接近。

时间快进到2012年。美国的失业率已从G7内的最后一位升至第三。由于劳动力信心不足，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从G7内的第一位滑落至中游位置。其结果是，美国的就业人口占比下降了整整7个百分点，降幅几乎是英国的3倍。与此同时，在另外五个G7成员国中，就业人口占比竟然还有所上升。

实际上，今天的美国已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时期的美国或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时期的美国有很大不同。它那曾经令人羡慕的劳动力市场，已让数百万美国人陷入物质和精神都很贫困的境地。呈现爆炸性增长的也不仅仅是失业人数：2000年时，美国还吹嘘称，在其失业人口中，只有6%失业时间大于等于12个月；到了2011年，这一比例已飙升至31%。

美国为何丧失了这方面的优势？罪魁祸首并不是本次金融危机。美国的就业率在金融危机前就开始下降，从2000年的74%降至2006年的72%；此外，英国发生了类似的金融危机，就业率却没有出现同等幅度的下降。正确的答案是，在一代人时间内卓然有效的美国劳动力市场安排，已不再能满足形势需要。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安排传统上由“大棒和胡萝卜”组成。原先美国人最多只能领取26周的失业保险金，这逼迫他们尽快接受工作机会，即便要为此搬家或同意减薪。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以诱人的负所得税来激励低收入劳动者，负所得税让再就业者可以领到更高的税后工资。

有限福利加上低税收，最大限度降低了美国的“参与税率”。以一位有两个孩子的美国劳动者为例：2009年，他在经历短暂失业后找到了一份工资水平是平均工资一半的工作；按照经合组织的说法，其实他的收入只要达到他新工资水平的62%，就有望改善自己的生活。如果这位劳动者是在长期失业后找到工作的，再就业得到的回报就更高。这些明智的激励手段与其他国家荒谬的激励手段形成鲜明对比。在日本和爱尔兰，部分失业者面对的是逾100%的参与税率。再就业反而会让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

美国的低就业税楔子目前仍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但仅凭这一点已经不够了。科技进步减少了低技能工人的机会，而差劲的学校系统却未能教给他们相应的知识来应对这种挑战。到2005年，在美国没有高中文凭的劳动年龄人口当中，有25%处于失业状态。金融危机造成低技能的建筑业工作岗位大量流失，致使这一比例跃升至35%。

面对这一很难安置工作的人群，美国政府被迫认识到，过去对失业保险施加的限制不仅苛刻而且无益。2009年以来，失业保险金领取期的限制被放宽；部分劳动者可领取长达99周的失业保险金。另一方面，自2000年以来，美国领取残疾补贴的人数从500万飙升至接近900万。此类补贴没有领取时间限制。

如果说劳动力市场的“大棒”已经断裂，那么“胡萝卜”也正在腐烂。关键挑战在于低技能工人，其中许多人没有结婚。但美国的负所得税主要是面向已婚家庭的。美国花了一代人的时间通过削减最高边际税率来加强针对高技能劳动者的激励，却对工资税在低收入劳动者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的情况听之任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财政事务部在最近的一篇重要论文中提出了一些美国政客或许应该听取的观点。美国应当削减工资税，尤其是针对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税。应该监督残疾人的登记工作，以免针对他们的补贴政策遭到滥用，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应当鼓励残疾人重新加入劳动力队伍。此外，失业保险可由个人账户支付，从而增强劳动者迅速再就业的动力。在废除领取有效期限制后，失业保险金应与劳动者参与促就业培训项目的情况挂钩。

迄今为止，上述种种观点均未得到美国领导人的认真关注。政客们在就税收展开辩论时，只是针对最高边际税率进行对骂，而不是睿智地反思工资税楔子。他们在就支出展开讨论时，也只是争论可自由支配支出是应大幅削减还是应完全取消。这些思路狭窄的辩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的就业培训项目为何近期居然出现萎缩，以及为何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标准模式相比显得苍白无力。至于美国教育改革这一关键挑战，两党的总统候选人似乎都不感兴趣。美国的劳动力奇迹可能会因此悄然消亡。它理应有更好的命运。

如果说劳动力市场的“大棒”已经断裂，那么“胡萝卜”也正在腐烂。关键挑战在于低技能工人，其中许多人没有结婚。但美国的负所得税主要是面向已婚家庭的。美国花了一代人的时间通过削减最高边际税率来加强针对高技能劳动者的激励，却对工资税在低收入劳动者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的情况听之任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财政事务部在最近的一篇重要论文中提出了一些美国政客或许应该听取的观点。美国应当削减工资税，尤其是针对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税。应该监督残疾人的登记工作，以免针对他们的补贴政策遭到滥用，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应当鼓励残疾人重新加入劳动力队伍。此外，失业保险可由个人账户支付，从而增强劳动者迅速再就业的动力。在废除领取有效期限制后，失业保险金应与劳动者参与促就业培训项目的情况挂钩。

迄今为止，上述种种观点均未得到美国领导人的认真关注。政客们在就税收展开辩论时，只是针对最高边际税率进行对骂，而不是睿智地反思工资税楔子。他们在就支出展开讨论时，也只是争论可自由支配支出是应大幅削减还是应完全取消。这些思路狭窄的辩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的就业培训项目为何近期居然出现萎缩，以及为何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标准模式相比显得苍白无力。至于美国教育改革这一关键挑战，两党的总统候选人似乎都不感兴趣。美国的劳动力奇迹可能会因此悄然消亡。它理应有更好的命运。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塞巴斯蒂安•马拉贝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