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沃伦·巴菲特走在激进道路上

美国《时代》周刊日前刊发署名文章，专栏作家拉娜·福鲁哈尔称，沃伦·巴菲特正走在激进的道路上。

沃伦·巴菲特信奉赚钱。他相信公平。他相信政府有能力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但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运气。

巴菲特说：“我的运气一向很好。不过一切从生在这个国家开始。从1930年生为男孩开始。”

遗传、运气和出生地或许有助于巴菲特成为世界第三大富豪。但在过去一年中，他的好运还使他成为美国最出乎意料的激进分子之一。他是一个热心的资本家，他要求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并将更多的政府支出用于其他人，以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尽管他捐出了450亿美元财富中的99%，但他这么做更多的是出于贵族的义愤而非贵族的高尚品德。这个让他富裕的国家有着大量依靠金融援助发家的富豪、自私自利的文化，并且错失了诸多良机。他说：“我们可以迎接任何挑战，但不能让人们感觉生活在富豪统治之中。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共同牺牲的问题。”

共同牺牲，对于巴菲特而言，不仅仅意味着对富人——他们常常只为其所得缴纳极低的税率——征收更高的税，还包括克制短视主义。

深受父亲品格影响

12月初的奥马哈，雪花飞过巴菲特米色凯迪拉克DTS的挡风玻璃。他穿着朴素的蓝色格子运动夹克，助听器指向副驾驶的位置，他开车载我去当地一家俱乐部吃午餐。这辆车没有四轮驱动，一直轻微打滑。热情的演说者巴菲特不断把手从方向盘上举起来打手势。他说：“哦，我想如果我不是自己开车到这儿来，那么不管怎么样人们都会觉得很可笑。”

城里的每个人都认识巴菲特。在乡村俱乐部，一位灰发的妇人在牌桌前接待了我们，她祝我们圣诞快乐并给了我们早午餐的餐券。那是周日的上午，这里到处是看上去刚去完教堂的家庭。巴菲特面色温和但行动敏捷，盘子里高高摞满了华夫饼、培根和烤牛肉。尽管他保持着艾森豪威尔时代的饮食习惯，其中包括每天60盎司的可乐，但巴菲特保持了惊人的匀称体型。他夸口道：“我已经好多年没尝过花椰菜和芦笋了。我在5岁的时候就形成了对食物的观点，从未改变过。”

巴菲特的文化品位也同样老式。他心目中的标准美女是索菲亚·罗兰；他最喜欢的电影是《桂河大桥》。他对于财富再分配的看法可以追溯到更早，与另一位内布拉斯加人、民主党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观点相呼应，后者认为“如果立法让大众富足，那么他们的繁荣将会通过某种途径向上渗透到每一个依赖于他们的阶层”。

艾丽斯·施罗德在她为巴菲特写的优秀传记《滚雪球》中说道，巴菲特的外祖父是布赖恩的强烈支持者。而另一方面，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则是一个保守分子；身为一名杂货商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股票经纪人并担任4届共和党议员的他讨厌任何形式的等级体系以及债务。(他曾游说美国重新使用金本位。)他还是一名孤立主义者，认同柯立芝总统的观点“美国人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做生意”并且曾经散发传单称罗斯福及其福利国家是美国所知“对民主最大的威胁”。

尽管存在政治上的分歧，但霍华德·巴菲特始终是他儿子心中的英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论作为普通人还是政界人士，他都依照沃伦·巴菲特所说的“内心记分卡”来做事。正如艾丽斯·施罗德所写，霍华德·巴菲特是来自他所在州的“有史以来最不友善的国会议员”。他曾拒绝加薪，因为他的选民是在他低薪的时候选他的。

霍华德这种依据良心行事的习惯深深影响了他的儿子。他的照片挂在巴菲特办公室的墙上，和其他一些珍贵的物品一起——完成戴尔·卡耐基“如何交友及影响他人”课程的证书，1973年凭借为《奥马哈太阳报》所做的博伊斯镇财政管理不善的报道而获得的普利策奖以及由奥巴马总统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

妻子引领涉足政治

巴菲特心中的另一个英雄是他的第一任妻子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她因口腔癌于2004年离世。她也有自己的“内心记分卡”。巴菲特说：“在所有有关我的内容中，我从未感到我的妻子得到了公平对待。她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聪明的好人。她没有遵循什么特别的标准。她只是关心每一个人。对于我自己，我不敢这么说。”

他们两人1950年通过沃伦·巴菲特的妹妹伯蒂相识，后者与苏珊是西北大学的校友。两人在两年后结婚，之前巴菲特在纽约哥伦比亚商学院工作过，又到华尔街当过投资人，随后在奥马哈自己当老板。他坦率地说：“她成就了我。”所有人都这么认为。苏珊是天生的培育家，她照料着一切，从沃伦的衣着到照顾家庭以及3个孩子，还有安排社交活动以及和他的家人打交道。沃伦的母亲莉拉是个不易相处的人。苏珊降住了她并满足了她的需求，让沃伦能够腾出手来做他所擅长的事情——挣钱。

但她还带来了更深层的变化，比如沃伦从共和党人到民主党人的转化。苏珊是民权支持者，她在上世纪60年代参与了奥马哈的平权一体化运动，甚至为那些希望在白人区买房的黑人代言。她带沃伦去听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在艾奥瓦格林内尔学院的那场演讲成了巴菲特的转折点。演讲主题是“在革命中保持清醒”，其中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这位年轻的投资人。马丁·路德·金说：“也许法律的确无法改变人的感情，但它能够克制无情。”巴菲特开始深深地思考这一点。在苏珊的带领下，他越来越多地涉足自由主义政治，帮助推翻了奥马哈俱乐部中的反犹主义会员规章，并在全国范围内为民主党募款。

这是沃伦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了挣钱之外的内容，而这是苏珊的功劳。他说：“她是一个伟大的付出者，而我是一个伟大的索取者。”但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分居。在他们的孩子成年之后，渴望艺术和文化生活——这在奥马哈永远无法得到——并希望从事演唱生涯的苏珊决定搬出去，住到旧金山的一处公寓。沃伦不情愿地接受了。她在去世前两个月接受查利·罗斯的采访时说：“我们就像两条平行线。他很理性，总是在阅读和思考大问题。我学着拥有自己的生活。”

但苏珊为沃伦感到担心，他在社交和实践方面相当无能。她说：“如果能让他自己梳头的话，那我真是太幸运了。他需要帮助。”因此她把他介绍给了阿斯特丽德·孟克斯，当地一家法国餐馆的服务员，也是苏珊的朋友，孟克斯成了他的情人，并最终在苏珊离世之后成了他的妻子。

苏珊去世7年之后，巴菲特仍然在努力接受这一切。当我问到他是否后悔在她最后的岁月里与她分开时，他坚称：“我们并没有那么分离。我们在她最后几年里和从前一样，甚至更多地联系着。我们有着完全相同的世界观。我们只是不想以相同的方式去做。”他告诉我有关她接受罗斯采访的事情，那是她唯一答应的正式采访，是在他的鼓励之下进行的，因为他希望世界能更加了解这个对他而言最为重要的女性。

秉承朴素投资理念

人们听从巴菲特的原因在于，在金融问题上，他经常是对的。但同时还因为他不像其他富豪。巴菲特不是住在与世隔绝的富裕小岛上，而是住在奥马哈，住在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上一栋木顶五居室的房子里，看上去像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牙医住的地方。他在1958年花31500美元买下了这里。他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拥有76家企业，他还在美国许多最大的热门上市公司持有主要股份，包括可口可乐、美国运通、IBM和宝洁公司。

然而除了迷恋私人飞行之外，他估计个人年支出不超过15万美元。在他的办公小套间里，有一张破旧的木桌，一张人造皮组合沙发和几张工作台，餐厅位于他的办公小套间内，他喜欢在套间里走来走去，随手关掉无人房间的灯。

他的投资习惯与装饰风格一样朴素。在举债经营的时代，他喜欢避开债务，喜欢随时保持手头拥有100亿至200亿美元的流动资产——他说：“这样我能睡得踏实点。”在一个快速交易的世界中，巴菲特的投资视野在10年以上。

他在奥马哈和华盛顿长大，父亲是国会议员，他曾担任过宾夕法尼亚大学青年共和党人俱乐部的主席。现在他是奥巴马总统最高调的支持者，一名支持对富豪俱乐部征收更多税的十字军战士。去年夏天他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专栏，其中写道，他的个人税率比他公司的职员还低，华盛顿方面必须“停止娇惯超级富豪”。巴菲特说，富豪应当缴纳更多税，多很多。而企业当然也不应该少缴。

他担心的是，在这个资本主义后期的时代，以后的几代人不会像他这么幸运。他说，不公的问题很可能更加严重。当人们无法在社会上成功的时候，对经济就很不利——对他的企业也是如此。他认为美国没有办法迅速回到上世纪50年代那种共同繁荣的水平，教育也不会完全弥合其中的缺口。他说：“事实是，就能力而言，永远会有10%的人位于最底层。在美国，智商90的人今天所能胜任的工作比100年前要少。”

在他看来，解决办法是显而易见的。“支取社会资源的人应当为其缴纳大量税金。”这不仅意味着对富人征收更高税率以及非常先进的欧洲式消费税，而且还意味着企业没有那么多空子可钻了。巴菲特说，说美国的税率太高完全是“胡说八道”，并称企业不应被允许免税将利润汇回国内，这只会鼓励更多投资流向海外。他说，总体而言，“我觉得认为我们需要降低税收以创造更多就业的说法令人困惑，因为这十年中我们的税率是最低的，而就业率却是有史以来最糟的。”

相信缺陷可以修补

巴菲特的投资或许并不吸引眼球，但却总是精明的。尽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市值仍然比金融危机前低，净收入却更高了，公司最大的业务正创下最佳年度业绩。

我问巴菲特，他最初的目标是否是成为世界首富。巴菲特说：“我知道我想挣很多钱。但那是因为我知道我想独立。这对我来说很重要。钱本身都用于慈善。”他在2006年承诺99%的个人财富将投入慈善，绝大部分捐给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我真的只是这笔钱的暂时保管员。”

当巴菲特不再捐赠的时候，他就在讲授。许多富人和名人请他在商业和慈善方面提建议。

对于巴菲特而言，他为美国设定的日程与他的慈善业同样重要。巨大而不受影响的财富所带来的独立让他能够在最近几个月在政治上畅所欲言，而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讨厌冲突的金融家都在避免这一点。

与许多自由主义者不同，他并不十分相信管理能够控制企业的过度行为。他不想强行消灭华尔街的生机或是控制市场活力或者为管理层的收入设置上限；在他看来，更好的税收政策可以解决这一切。

至于奥巴马总统——如果他赢得连任的话——巴菲特希望看到他说出美国人面前的真实道路。巴菲特说：“我认为美国人会对共同牺牲作出积极的回应，只要这种牺牲真的是共同承担并且他们知道可以期待什么。我一直认为我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告诉人们他们应当从我们这里期待什么，不应当期待什么。我不想被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困住。另一方面，我不应该贬低能够做成的事情的重要性。”

巴菲特觉得总统就任之后错过了一个做好这件事的机会。但他乐观地认为这件事仍然可以做成。“我们要告诉人们这条路将很漫长。我们有太多该死的房子了。它们不会自己消失。复苏将需要很长时间。而金融危机暴露了我们体制中的许多缺陷。”但这些缺陷是可以修补的。巴菲特说，在适当的规则下，我们的体制可以再次运作。“就像马丁·路德·金说的那样。我们不是要试图改变感情。我们是要设法遏制无情。”他问道：“这难道不是我们需要政府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