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增值税改革推动减税

网易 财经1月讯 网易 财经《 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 》栏目近日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他在财税政策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朱镕基曾称赞他言简意赅，结合国情实际。他如何理解养老金是一种税的观点，又如何看待物价与税收之间的关系？

高培勇认为，中国实际税率和名义税率之间有差距，因此，看税负应看实际征收。近些年，实际征收率在不断提高，因此，百姓的税负在不断提高。“由此得到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随着实际征收率的提升，实际的税率和名义税率之间的这种差距的拉近，税收制度必须与时俱进的进行变革，这是可以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高培勇赞同养老金是一种税，因为无论缴纳者是否自愿，都必须交。“名义上称之为什么不重要，实质内容是对你既定收入的一种割让。”高培勇主张从欧洲高福利政策中吸取教训，财政上要过苦日子。

高培勇认为，中国税收对物价的影响比其他国家大。选择一些特定税种减税，对降低物价的效果更好。增值税改革是减税，可以降低物价压力。

高培勇主张扩大直接税，减少间接税。他认为营业税改增值税是一大利好。高培勇建议，中央政府应更多的在税收立法方面给地方政府放权，而不是一味的加以控制。“现在只是在上海搞增值税扩围的试点，那么，要不了多久，起码在十二五期间他是要在全国推开的，那么增值税是中国的第一大税种，而且是中国最，中央和地方政府最主要的共享税种，那么当增值税的范围发生变化，特别是营业税被吃掉之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被吃掉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财政收入的分享机制肯定要发生变化。”

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增值税改革推动减税

网易财经：现在人们都很关注这个财税改革，您认为中国目前这个财税制度不合理的地方有哪些？

高培勇：说财税制不合理，我说和其他的制度都是一个问题，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转型的社会，每个制度都有改革的空间，你可以把它锁定为几个范围来讲，比如说什么叫财税制度，它就是财政收入制度，财政的支出制度，还有不同级次之间的政府的财政关系的这种处理的制度等等，方方面面它都有。但你要从这个企业和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税收制度的不完善问题，财政支出制度的不完善问题，这可以举的例子很多，比如刚才我们谈到的税收制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说70%以上都是大众税，90%以上都是企业交的税，那么这种税制结构不适合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要建立一种把政府的税收和人们的收入状况相联系起来的那样一种税收制度。

比如说在中国扩大直接税，减少间接税，扩大来自于居民个人缴纳的税，减少来自于企业缴纳的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网易财经：您如何看待目前正在进行的增值税的改革呢？

高培勇：增值税的改革显然是非常必要的，早就期待中的一种改革。就是增值税要扩围，或者换一种说法叫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大家都知道一条，营业税有重复征税，增值税一般来讲是没有重复征税，它是对增值者征税，而不是对所有的营业额征税。2009年在反危机的操作当中我们推出了一种改革叫增值税的转型，所谓增值税转型是一种专家的说法，把它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给增值税的纳税人增加了一种抵扣项目，那么就是你交税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购买机器设备的那笔支出从增值税当中扣除掉，所以税基就缩小了，基数缩小了，税率没变，不也意味着税收负担减轻了吗？现在说把营业税这块领域都让增值税去征了，意味着什么？是以较低的税收负担去覆盖较高的税收负担了，所以这是一种减税。

所以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了，一个就是说增值税的这种扩围本身是必需的，是我们追求已久的一项目标，现在终于有了实现的这种可能，这是好事情；第二呢，增值税的这种扩围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实施结构性减税的载体，看到增值税扩围行动就可以理解，明年中央所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的重心，就是放在了结构性减税上，它可以说是对广大的企业和居民来讲，应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网易财经：关于地方和中央的这个财政关系，张五常提出说地方竞争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钱颖一也提出说建立财政联邦制度这样的说法，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呢？

高培勇：我想对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直接做评论，不一定十分妥当，因为从你说的这个东西，他本身说的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一个说的是各地方之间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竞争关系，一个是说的是不同级次之间的政府的关系，他不是一回事。

应该说在财政体制的改革当中，就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处理上的一个难题，比如说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不给地方税收立法权。比如说各地之间的这个财政收支之间的不平衡状况，是通过中央给予的转移支付的办法去化解的，就好像老子给儿子钱一样，是这么一种关系，那么我们1994年之后，也大体操用了这样一种思路。各级政府之间的这种财政收支的这种平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要依赖于中央一级政府的援助。那么这显然是有利于中央的这种宏观调控能力，但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一方面就说你财政收支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的父亲，你的爷爷给你援助，来过日子的时候，就好像每个人一样的，总是伸手派，总要往上要，那么你自己就很难形成一种自立的机制，也很难过好自己的日子，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钱来的这个时间是不是符合你需要，数量有多大，或者比例过大了，也是不利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转移支付，是上级给下级转移支付，但是转移支付呢往往不是无条件的给，就是我得说你，我让你做这件事你听话，我给你；你要是不听我的，我让你干的事儿你不干，那么我可能这个钱就不给你，这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我现在说中国发展基础教育要盖学校，你要盖这个学校，我给你钱，这个钱只能用于盖学校，这是从上到下这种调控上所必需的。

但是地方也会有自己的说法，说我要钱，不要你干预我，正常的这种活动，你只要给钱，不标明让我用到什么地方去。所以看起来呢，我们得寻找一种新的思路，适合中国发展的思路，比如说这个税收的立法权，税收政策的管理权，立足于中国的环境当中怎么去配制比较恰当，让地方政府拥有自己的独立的这种税收的来源和管理的权力。

比如说这个地方政府依赖于上一级中央政府给予的转移支付的这种额度和规模有多大，也是要考虑的，太大了不好，太少了也不好。对不对，也要去说这个问题。

现在只是在上海搞增值税扩围的试点，那么，要不了多久，起码在十二五期间他是要在全国推开的，那么增值税是中国的第一大税种，而且是中国最，中央和地方政府最主要的共享税种，那么当增值税的范围发生变化，特别是营业税被吃掉之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被吃掉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财政收入的分享机制肯定要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