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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和幸福度应成为评价经济体制的“双标准”

2011-10-13 10:52:41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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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经济学研究中,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生产力作为评价经济体制绩效的最终标准。根据唯物史观,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但生产的最后目的还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有时会表述得非常清晰:“物质生活一般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也就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

  可以这样说,一个社会如果将发展生产力作为最终目的,而把民众的幸福作为次一级的目的,甚至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那么,这样社会的经济体制绝不是好的经济体制,是一个不值得效仿和借鉴的经济体制。必须改变我们以往的认识,经济体制评价与选优的最终标准不是生产力,最终标准是幸福度。必须以人的幸福为标准去调整制度和发展生产力。

  采用“双标准”的依据

  
尽管幸福度提高与生产力增长相比更具有最后的目的性,但不能将其绝对化,作为评价经济体制的唯一标准。我们还是主张采用生产力和幸福度“双标准”来衡量经济体制的绩效。这是因为,作为评价标准的生产力与幸福度在本质上是不可分的,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标准,都可能使一个社会经济体制的设计与改革偏离正确方向,无法实现增强社会幸福度的最终目标。

  生产力和幸福度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表面看来,作为目的的幸福度比作为手段的生产力更加重要,但生产力对于提高幸福度来说,比其他手段(例如心理的、文化的、精神的因素等)更具有本源性和物质性。正如恩格斯所说,“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可以靠理想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力提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所谓幸福度的提高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从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来看,在合理的制度下,生产劳动不仅是增强幸福的手段,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简直就是幸福这个目的本身。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傅立叶曾经提出,每个人生来就有某种喜爱劳动的天性,但它在不合理的制度下遭受扭曲,变成了“强制劳动”。他论证说:在合理制度下,劳动就会恢复其本来面目,成为一种幸福和享受。恩格斯认为,傅立叶的这一思想值得注意,并进一步指出,在未来的新社会,“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可见,生产劳动如果不发生异化,就会成为幸福内涵的一个部分。在强调幸福度作为经济体制评价标准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撇开生产力这个同样重要的标准。

  生产力增长和幸福度提高的程度有其一致性,但并不总是成正相关的关系,仅仅把其中一个指标作为体制的评价标准可能有失偏颇。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很高,但大多数人并不感到很幸福。如根据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历年所公布的《幸福星球报告》中,经济发达的美国排名并不靠前,2009年竟处在第114位。同样,世界上也有另外一种情况:有的国家虽然幸福指数很高,但生产力水平却比较低,甚至很低。例如,一般都认为不丹王国幸福指数比较高,在2007年荷兰鹿特丹大学发布的《世界幸福数据库》排名中,不丹幸福指数为世界第6,但物质生产水平却相当低,人均GDP也只有700多美元。

  现实的经济体制绩效分析表明:有的经济体制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但不能同时增进人民的幸福;有的经济体制能增加人民的幸福感,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那么两种体制何者为优呢?如果坚持传统的唯一的“生产力标准”,就会选择前者,但民众不幸福,生产力增长也不可持续;如果选择第二种,结果就会由于缺乏物质基础,到头来所谓的高幸福指数也不可持续。这两种选择都不是最优。从体制借鉴与选择的角度看,我们不需要生产力和幸福度不均衡的体制,而需要构建的是二者双优的体制。

  可见,幸福度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活目的与源泉的关系,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开,应当构成评价经济体制绩效的“双标准”。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

  仍需改革与创新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增长方面堪称世界奇迹,每年平均以9% 10%的速度向前发展,世界上绝无仅有。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推动生产力增长、增加财富总量方面作用显著,贡献巨大。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就国民幸福指数的增长而言,并不相匹配。中国幸福指数在全球排名中无法进入前列,在40位以后。

  影响我国幸福度增长的因素牵涉到许多层面,有自然的、技术的、政治的、文化观念的、经济体制的,以及广泛的社会方面,但无疑经济体制的因素是最主要的。在经济体制方面,我国现行财富与收入分配体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幸福度增长最重要的障碍。在微观层面的企业初次分配体制方面,我们还远没有实现“按劳分配”原则,即使是在国有企业或其他公有经济体中,也没有实现这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对广大员工基本上实行的还是世界上一般通行的按“劳动力价值”进行收入分配的市场原则。在国家层面的二次分配领域,也远没有实现与我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较高的福利制度。这些阻碍中国幸福度提高的因素应该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

  总之,应用生产力和幸福度“双标准”来检验并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有利于中国生产力和人民幸福的协调发展,尽快度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顺利建成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都在向高生产力、高幸福度的目标前进和发展,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张仁德 王文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netease 本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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