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官办企业必然效率低下

网易财经9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他以渊博的历史积累和自由经济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他强调产权和企业家群体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如何看中国近代经济的成就与教训？

对经济学理论，雷颐比较倾向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奥地利学派是最坚定地主张市场经济的学派。在访谈开始前，雷颐说，在史学界，懂经济理论的人实在太少了。

访谈中，雷颐回顾了晚清的经济变局，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和观念的变化。雷颐对洋务运动评价很高，认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引入大机器生产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他们当时要变革，需要突破重重的观念阻力和体制障碍。“如果没有那么大的阻力，他们能够做得更大，更多。”

雷颐认为洋务运动的缺陷是，官办企业效率低下，而允许民间办企业只有，又没有搞清楚产权问题。从官办的军工企业，到官督商办的民用品企业，后者类似于改革初期的“红帽子”企业，这就为产权问题埋下了隐患。

但是洋务运动已经使中国人有了西方式的产权观念。在此之前，政府侵犯产权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而这之后，人们已经明确反对政府侵犯产权了。保路运动就是人们反抗政府侵犯产权的运动。

雷颐认为，晚清，政府无意识地向地方下放权力，使得地方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果说朝廷能主导一切，按照朝廷的观点，是很保守的，所以我觉得幸亏它没有那么大权力了，而这些由像李鸿章、像张之洞、像什么刘坤一、像什么刘铭传主导的各个地方，这些地方发展经济比较快。”

雷颐说，传统士绅向现代企业家转型，这群人是渐进改革、立宪的支持者，但是清政府的不当应对把这些人推向了革命的阵营。

辛亥之后，北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少，这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回顾这段历史，雷颐说：“，中国来说，要发展经济，你说是个经济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法制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可以，就是要透明，要讲规则，尤其最重要的是尊重产权，尊重产权。政府本身应该尽可能的少干预经济，政府最多是个监督者，是个裁判员，不要到里面去充当一个运动员，国企呀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尽量的少。”

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官办企业必然效率低下

网易财经：李鸿章、袁世凯、盛宣怀这些当时的改革派的官僚，他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或者说一些共同的缺陷？

雷颐：我觉得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说他们对这个世界大势还是有了解，必须办新式企业。但是在这个环境之下，究竟是更重商还是由国家来主导，这方面还是有差别的。比如说袁世凯我刚才讲了，就更加强调国家，政府；李鸿章相对而言，因为他那个环境还不允许更多的私营企业，但是你从他的政策可以看，他在轮船招商局是开使用一个官员，他发现官员不行，马上去找了那个叫唐廷枢，马上找一些这种买办。他觉得他们是有管理现代化企业的这种能力的，马上把他们招过来，很重用他们。

但李鸿章重用商人，袁世凯就不太重用商人，觉得我能干，派我的官员、我的亲信来管理。他的官员去管理这个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马上那就不行了。所以同样是官办企业，李鸿章重用商人，办的就比较好。

网易财经：我们看到今天有中石油、中国电信这样的一些超大的国有企业，而且他们还盈利，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超大的、并且能够盈利的国有企业？

雷颐：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开始都盈利呀，因为它有一定的垄断性，但是因为它的规模达不到那么大的程度，但当时轮船招商局什么已经很大了，对长江的航运有很大的作用，占的份额就很大了。

网易财经：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在这一群的官僚中间，虽然他们事实上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形成市场经济的意识，能这么看吗？

雷颐：我觉得明确的概念，当时他们还提不出来这个，但是起码他们已经开始觉得要商办，要商人。鸿章是官，但是能反映出商人的一些要求和利益，毕竟本人还是官员，而盛宣怀他的角色既是商人又是官员。就是说那些企业不都是官督商办，名义上注册的都是国家的。但盛宣怀后来通过多少次改制，把那个上海机器织布局，改制改制，慢慢地就变成他的了。所以我想说，MBO最早中国是从盛宣怀开始的。这个我一看中国的历史，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

网易财经：假设一下，当时如果清政府没有搞国进民退，改革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中国会不会走上一条比较好的道路？

雷颐：如果，就有各种各样的，怎么说都有道理吧，那也可能吧。但是还要配合一个政治体制。它政治体制也没有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