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在获得这一关键认定的途径上，出现了“瑕疵”。韶关市中院在一审判决书中承认，“公安机关在讯问未成年被告人或者询问未成年证人时，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不能以此瑕疵为由认定被告人供述与证人证言的合法性”。
据媒体报道，多名学生家长透露，他们的孩子在被公安机关带走时，警方并未要求家长陪同前往。乐昌警方解释称，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孩子没有要求，二是有学校老师在场。
这种做法为后来媒体猜测“刑讯逼供”的可能性提供了支撑。
由于没有家长在场，部分学生的前后两种说辞令公安机关处于被质疑的尴尬境地。一周前，学生们的说法是，命案当日，众人在林小森家聚集是为了帮他“搬家”；一周后的第二次讯问，则改成了在林家开会商议报复“林仔”的人。
这一“翻供”最终导致了林小森被认定为“殴斗组织者”。
张雪梅介绍，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而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
她说，这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落实不严格，“这个月，全国人大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将 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 作为 应当 性的强制规定，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一致。”
《草案》同时还规定了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的情况下，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近亲属，所在学校、单位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
“但实践中，这些单位一般都不会派代表到场，也没有到场的意愿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能力，不能起到保护未成年人的作用，反而会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隐私可能被公开。”张雪梅建议，司法机关应当尊重法定代理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职责，通知其到场。
据悉，9月15日，林小森一案已上诉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院领导对此案高度关注并表示，此案二审过程一定会关注媒体提出的相关问题，并按照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严格依法审理。（记者 王烨捷）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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