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燃尽 光无垠
追忆中国生物工程奠基人之一、军事医学科学院一级研究员黄翠芬院士
新华网北京9月14日电(记者余晓洁、徐畅)
人间痛伤离,今是长别时。
8月9日,黄翠芬院士生命的红烛燃尽了最后一滴,永远离开了她奋斗终生的科研事业。
烛已燃尽,光芒永存。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怀着一名军人对祖国深沉的爱和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穿越90年的风风雨雨,攀上医学微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研究的高峰,留给科学界、战友、同事、学生和亲人无尽的思念。
“不要嫁妆要读书”
那是一个民不聊生、战乱频仍的年代,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都为积贫积弱的祖国寻找救亡图存之路。黄翠芬出生于广东台山一个归侨家庭,从小就树立了读书报国的远大志向。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社会,女孩的出路就是嫁个好人家。读书能读到硕士,对于许多女孩简直是天方夜谭。有一次,黄翠芬的母亲让她选择:“要读书还是要嫁妆。”年龄尚小的黄翠芬想都没想,抓起书本就往学校跑。
日军大举侵华后,黄翠芬开始颠沛流离辗转各地的求学生涯。她曾回忆说:“1940年高中毕业后,我考上岭南大学,并随校迁到香港。我永远忘不了那凶狠残暴的一幕:香港沦陷后日军在街头抢劫打杀,家家户户不得关门,让日军随时进出;一个日本兵拔出血迹斑斑的佩刀,挥向木桌砍下桌子一角向人们示威 ”
战火纷飞的岁月,在青年黄翠芬心中播种下报效祖国的强烈使命。
“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收获才属于自己”
黄翠芬27岁时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细菌学,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
同年10月,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黄翠芬和丈夫周廷冲无比兴奋,他们又唱又跳,还组织许多留学生召开座谈会,交流准备回国的种种设想。
然而现实很快给两个年轻人泼了冷水,美方多次派人和他们谈话,提出各种优厚待遇设法挽留。移民局更是百般刁难,使之签证无望。种种阻挠动摇不了两颗赤子之心。既然不能通过正规途径回国,那就偷渡!
黄翠芬曾经向她的学生们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一艘货船船长收了高出市场价格3倍的价钱,还有言在先:如被查获,概不负责,一旦被官方抓住,夫妇两人将终生被流放到荒岛。
尽管如此,夫妻俩毅然决然踏上回国旅途。当时已有7个月身孕的黄翠芬在丈夫的搀扶下,携带着国内急需的实验器材,毫不犹豫地钻进了阴冷潮湿的舱底。在海上颠簸漂泊了56天,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长子周哈阳在母亲弥留之际曾三次问她是否后悔当初回国。此时,老人已经说不出话来,但神志非常清醒。她的眼神在诉说心中那不变的誓言:“让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收获才属于自己。”
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知识分子对养育她的祖国母亲的深情表白,是一代追求真理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危房陋室中攻克国际技术难题
黄翠芬院士把对祖国深沉的爱融化到科研事业中。她是我国生物工程的奠基人之一,组建了全军第一个基因工程研究室和全军分子遗传研究中心,多年来为军事医学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2年,比利时著名的生物化学科学家香川教授到黄翠芬的基因工程实验室参观,惊讶地发现实验室是一幢三层楼的危房。恒温室设在楼梯底下的狭小空间里,隔温门帘竟是由几层破旧棉缝制成的。
他无限感慨地说:“想不到国际上最先进的科研,能在如此简陋的实验室开展。”这位科学家还不知道,为国家“省钱”是黄翠芬的一大特点。从国外引进幼畜腹泻疫苗大约需要100万美元,而黄翠芬带领的科研团队只花了8万元人民币的科研经费,就成功研制出预防幼畜腹泻的活疫苗。
黄翠芬院士在艰苦环境中征服了科研道路上的一座座高峰。抗美援朝时期,很多战士因气性坏疽而截肢或死亡,亟待研究免疫措施。黄翠芬与庄汉澜、王明道等经过4年努力,研制出产气荚膜菌疫苗。黄翠芬研究团队因此荣立集体二等功,她本人荣立三等功。
半个多世纪以来,黄翠芬在科研岗位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她承担了国家“863”计划人类细菌腹泻基因工程疫苗研制;主持研制成功我国农业部正式批准试生产的第一个基因工程疫苗,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多项,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科学工作者”荣誉称号。
近年来,她发现海洋生物工程、抗体工程、生物向导药物、多价活疫苗、转基因动物等高新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建议生物工程研究所开展相应研究,并亲自找资料进行课题可行性论证。
黄翠芬和丈夫周廷冲是我军唯一的一对夫妻院士,被誉为耀眼的“双子星座”,在我国科技界留下佳话。
周廷冲辞世后,黄翠芬化悲痛为力量,直到耄耋之年仍坚持工作在第一线。
儿女眼中的“蜜蜂妈妈”
学生心中的慈祥“老太太”
在儿女眼中,黄翠芬是既伟大又平凡的“蜜蜂妈妈”。
孩子小的时候,即使工作再忙,黄翠芬也会早起为丈夫和孩子做好热腾腾的早饭。
对科研的执著以及对祖国的热爱也深深地影响着孩子们。周哈阳凭借教学和科研上的成绩,在美国成为终身教授。虽远在海外,他始终心系祖国,多次回国参加学术活动,尽其所能地为祖国服务。长孙跟奶奶特别亲,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设为自己的手机铃声。
在同事和学生眼里,她“看事业重如山,视名利淡如水”。
她的学生、军事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黄培堂研究员回忆道:“在分子遗传室成立之初,她不分昼夜在实验室里工作;不顾年老体弱几次赴美亲自引进新技术并带回大量新的文献资料。”
相反,在荣誉、奖励面前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拿下了重大项目,她主动让年轻人当牵头人,给他们接受锻炼和崭露头角的机会,自己在学生们身后默默支持他们。
获得2006年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的杨晓,是黄翠芬院士的得意门生之一。
“在关键的时候,总有老师在后面推我一把。”杨晓说,是黄老师看准了当时在国外刚刚兴起的小鼠基因剔除技术,并亲自联系好实验室送她出去学习。
她常告诫年轻人,要将工作做好,首先要学会做人,要拒绝浮躁。在做学问上,黄翠芬对学生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对他们尽心帮助。她始终坚持身教重于言教,把优秀的年轻人介绍出国进修学习,开阔视野。同时,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吸引学成后的年轻人回国建功立业。
黄翠芬的遗愿,是将自己和丈夫获得的数十万奖金拿出来,设立一个支持青年人的科研基金,激励年轻人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努力拼搏。
黄老招收的第一批博士后王国力回忆说:“每年黄教授都会在家里举办新年派对,将所里的同事和研究生叫到家里。几十人的吃喝,她都亲力亲为。”
聚会既是感情的交流,也是学术思想的大讨论。学生们称呼她“老太太”,这是尊称,更是爱称。对学生的无私奉献和谆谆教导,让她获得了总后勤部优秀科技人才建设“伯乐奖”和“一代名师”称号。
“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但如能有一批人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渐渐地将生物学这个技术推向前。这个力量是无穷的。”
“老太太”走了,她栽培下的“一树桃李”正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国内外的土壤里生长、绽放。一枝一叶都传承她严谨的治学态度,延续她报效祖国的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