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中国需要邓小平精神

网易 财经7月讯 网易 财经《 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 》栏目近日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像道教始祖老子那样，他信奉无为而治的小政府精神。面对干预增多，改革倒退的局面，他痛心疾首，呼吁政府不该管的就别插手。政府应该做的是放权让利，还富于民，释放制度红利。

田国强教授把为市场经济辩护当成他的责任。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并没有走完，还有很多市场经济的红利没有释放。

采访中，田国强说：“我觉得中国的还正在处于一种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现代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中。离终极目标，离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还有相当远的路可走。”

田国强对走改革的回头路非常担心，他说：“现在我们的改革有一点可能走回头路，就是由于这次金融危机，很多做法跟改革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真正的建立市场制度，就是让政府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真正的在需要你这么做的时候才去做。所以我觉得改革的红利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对于宏观调控，田国强持质疑的态度。他说：“我觉得无为而治是最好。”“政府太相信他们自身的智慧。”他不认为存在中国模式。“转轨的基本的成功的因素就是让老百姓先富裕，让非国有经济这块发育起来，共性都一样，不存在这么一个中国模式。”

田国强反对盲目的产业升级。他认为，中国的教育水平还比较低，抑制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利于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就业，不利于稳定，因此也就不利于经济发展。田国强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稳定利于发展，发展促进稳定。“你通过发展经济让大多数人得到了好处，他就支持你这个改革，就增加了改革的力度。”

田国强担忧，中国都是在危机逼迫下才进行改革，这样缺乏持续性。他希望出现主动推行市场化改革的领导人。“需要有一个像邓小平这么一个有智慧的，有魄力的，在道、势、术三个方面都能够有作为，敢做事的这些领导人来做。”

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中国需要邓小平精神

网易财经 ：在讨论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上，很多人都会把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等同起来讨论，您觉得在这个经济结构转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处于一个什么样位置，它的发展前景如何？

田国强 ：第三产业基本上就是劳动密集型，就是服务型的产业，所以说这是从这一点来说，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能简简单单的就把它取消掉，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如果说所有的人都转到那种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去，这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吗？在咱们国家现在只用了九年义务教育，很多人根本无法有多少技术含量。我们需要的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创新性的人才的培养，各方面的创新。因为只有创新它才有定价能力，它的利用空间才能更大，企业才能够生存。

每一个人，没有不可用的人才，即使没有读过书，看你怎么用。你不能说这些人才的能力，教育很少，我们就不管这一块了，那将会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和社会的不稳定。但是经济是稳定作为首要条件的，因为如果说这个社会不稳定，那你无法去搞这个经济。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产业升级是完全不矛盾的，我们需要多重下手。

网易财经 ：在这样一个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包括产业经济部门之间权重的这样一个变化，您觉得这个过程应该主要由市场来驱动，还是政府对一些关键的产业有一个引导和扶植？

田国强 ：有一个引导，但是主要靠市场。我们为什么说靠市场呢？如果说某种资源稀缺了，不需要你政府去限量，或者是采取其他行政手段，资源一旦稀缺，那么需求在这个地方，它价格一定上升。企业是独立的，在常规性的情况下，它追求自身企业的利润和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和幸福度。但是它的资源，它的收入是有限的，它又要最大化利益，必须是精打细算，找出来尽可能的减少生产成本的这种关系，所以市场是会调节的，个人是在追求个人利益，他不管你这个社会的资源的多少和社会的福利，但是其结果正好就达到了这么一个目的。所以说市场的三个基本功能就是传递信息、提供激励，就是包括我刚才分析的，和决定收入分配。但是政府这么一干预，那么就是我们计划经济时代出现的这些问题，一定是短缺，一定是低质量的服务，一定是生产不能得到发展，所以说我觉得主要是靠市场。

有些又有外部性的，比如说对科学技术、教育，因为它有外部性，它有传递性。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不能很好，你必须要政府鼓励创新，要保护专利，保护知识产权。政府适当的通过一些激励机制的设计，诱导企业向这个方面发展。比如说通过税收的减免来调节，而不是直接的干预。

网易财经 ：我们回头去看一些政府的文件会发现，要从粗放式的增长转型这样一个提法并不是一个新提法，之前很多年前就已经提到过，但是现在来看这个成效也是并不是很明显。

田国强 ：非常小。

网易财经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原因？

田国强 ：这个原因多方面。本来来说，经济学、经济现象和就是跟国家和社会，跟企业看病，和医生的道理非常的类似，高明医生和庸医的差别，和高明经济学家和庸俗的经济学家，庸医经济学家非常类似。那么从医学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他本来说比如要动个手术来治一个大病，或者要吃一个什么重药，要把这个身体恢复，有一定的抵抗能力，承受能力的时候，我才去动这个手术治这个病；本来从理性的应该这么做，但是咱们国家的事情它就不是这样，它不知道把它推到了一个死地而后生的角度，一般不太愿意动，也就是说咱们的改革往往是危机，往往是它没有办法了才去做。实际上带来的这个后果或者负面作用是相当之大的，风险也是相当之大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在这么一种体制下，有思想，有作为的人你是多做就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需要有一个像邓小平这么一个有智慧的，有魄力的，在道、势、术三个方面都能够有作为，敢做事的这些领导人来做。

网易财经 ：在这个游戏规则上，有哪些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改进，可以来扭转这种扭曲的这样一个机制？

田国强 ：这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政府少管，把所有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平等的对待。只有民营的企业才有更多的创新。因为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益，它才能够激发熊彼得所说的在自由的市场之下，企业是一种颠覆性的，是一种革命性的，是一种毁灭性的这么创新。

网易财经 ：之前也有一个论述，是把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分为三个阶段，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现在我们应该是处于市场化的哪个阶段，或者说在往后发展的话，市场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志性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算是进入民营化的阶段？

田国强 ：这三个阶段也不是完全隔绝的。比如说，首先，咱们就是松绑方向的改革，就是放开，给老百姓更多的自由，这就是我说的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当时是从计划经济到有商品的计划经济，还没有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把价格放开。首先从理念上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才决定搞市场经济，但是你不是说一决定这个市场经济就搞了，因为市场经济要靠一系列的制度来决定的，包括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宏观调控体系，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一系列的制度，这个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中国的改革还是走渐进式的，做加法，就是让非国有企业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是民营化的很厉害了，这个过程实际上基本上是转型。但是现在有一种国进民退，重视国有企业的发展，而忽视了非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应该来说，还是有相当的一段的时间。我们在这些垄断的行业，基本上还是由国家、国资委这些企业控制的，但是我们看一看一些发达国家，这些即使是军工行业也可以私有化的，为什么我一定要政府去管呢？美国就是说，我作为政府去采购，如果让民营企业去竞争，你同时规范，谁愿意把价格出得低，产品好我就买它。你现在国有企业把它一垄断，那么就相当于计划经济的时代，我们这些国防的这些武器是否有这么高的质量？实际上这一块也是可以民营化的。

说市场化和民营化，基本上都是同时在进行之中。我们做得更多的工作，强调的是提供一个好的长效机制和制度环境，那就是市场化。所以说市场、制度是一种环境。民营化只是一种制度的安排的结果。现在要把现代市场体系，就是合理的界定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把这个搞好，到那个时候，很可能民营化就是水到渠成的。

网易财经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比较简短的总结一下，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一个风险在哪里，最有效的回避的手段是什么？

田国强 ：中国的经济的最大的风险，我觉得就是政府的。又回到这个老话题，就是过位、错位和缺位，就是社会不公平，贫富差距大，内需不足。因为他们是没有正确的理解邓小平的改革和发展的这么一个辩证的关系。邓小平讲的这两句话是“发展是硬道理”“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实际上是讲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是说首先为了要搞好经济，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那么靠什么样的稳定呢，把经济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你通过发展经济让大多数人得到了好处，他就支持你这个改革，就增加了改革的力度。制度改革所导致的红利，那么就又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增加了改革的空间和力度。这样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宏观的演化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不是把它分开，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分开的。

还有一个就是用到太多的宏观调控，就是政府太相信他们自身的智慧。包括我们一些具体的政府官员或者说学者性的官员，对经济学这个术没有优势，没有真正的理解到现代经济学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些基本原理应该去用，什么情况下不能用。你必须要考虑到这种约束条件和环境。但是我感觉到这个风险。作为短期来说，政府的宏观调控会不会导致经济的下滑的风险？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就是经济的可持续性能不能够下去。我们从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以来咱们中国人民有一个伟大的愿景，就是中华民族全方位的复兴，这时有一个绝佳的机遇，看我们抓不抓得到这个机遇，如果抓不到，这就是最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