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中国并未经过路易斯拐点

专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

网易财经4月18日讯 “在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关头出现了一定的民工荒，如果任何一个这方面的改变的话，可能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如果这一部分人又再回来的话，那就对工资有一个非常大的下滑的压力，那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了。”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日前表示。

他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间隙接受了网易财经专访。黄亚生指出，除了担心当前工资增长可能会带来需求方面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他还担心工资增长是不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判断，即中国已经过了路易斯的拐点。

“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的短缺，我是看不出任何这方面的证据的。”黄亚生直截了当地说。

黄亚生解释称，首先是工资很低的水平上找不到农民工，第二要注意到中国很多大学生是找不到工作的，如果是路易斯的拐点的话，是绝对不能跟这个事实符合的。他说，在低技能方面好像是有一个找工难，但是高技能方面，大学生毕业生失业率有时候20%，有时候30%，这显然是不符合路易斯拐点的。

他指出，现在工人挣的是1500块钱，2000块钱，再给往下压那就很难很难了，从政治上和心理上是很难让人接受的，那就是刚性的，而且这个问题也可能在两、三年之内就会看出一定的苗头。

黄亚生称工资的增长不应该超过生产力增长的速度。“问题这个工资的增长不能说是在一年内增长20%，GDP增长8%、9%，工资增长20%、30%”。

黄亚生还表示，中国宏观经济措施某种意义上是在一个比较不良的经济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恶化这个经济架构，而且事情的后果还没有完全的表现出来。他说，“现在很多的这些目标也是得通过投资实现的，新经济、新能源什么的，很多都是靠着新一轮的投资，在经济结构不是非常合理的情况下，在短期内至少可能要加强这种趋势”。

他并称，金融危机后的刺激措施必然引发银行坏账，“并不是说会有危机什么的等等，但是银行有坏账的话，国家就要注资，注资的话就要有成本，这个成本从什么地方支出，这都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后遗症的”。

黄亚生指出，中国的财富是非常集中的，在银行存款中，富人的存款占了很高比例，如果真正出现非常大的问题的话，就会出现有少一部分的富人可能会带着资金离开，这样的话会引发银行很多的问题。

以下是文字实录：

网易财经：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央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当时很多人都表示赞同，这个预警系统非常少，到了现在通货膨胀一系列的后遗症都发生了，这个决策里面当初为什么不设计一些考虑后续效果的一些，您觉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应对？

黄亚生：首先这个政策出台的时候我是非常反对的，而且你可以查一下FT网站上对我有一个电视的采访，很长的一段，我专门讲到出台这个政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好的后果，基本上很多现在出现的问题我当时都提到了。所以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另外一种声音的，而且我也知道像陈志武啊什么的，当时都是，不能说是的声音吧，至少是有一种非常关切的。

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决策体制，这种政治体制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而且不允许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反思，有一个讨论的空间，没有社会的舆论。我当时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第一方面从理论上等等你可以想到一些，或者是事先的想到一些问题。第二方面我是跑企业的，我到了广东跟民营企业家座谈，他们跟我表示的对经济形势的担忧，他们所有的担忧跟当时的经济刺激计划所要支持的那些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比如说“铁公机”什么的，对他们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重要的，但是这个经济刺激计划很多的重点都放在那些方面。

而且中国当时已经是一个头重脚轻的经济结构了，一般来讲如果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从短期的角度来讲，当然希望经济不要垮台，要维持一定的GDP的增长，但是从中长期的考虑，要考虑到经济结构的改变，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至少不能恶化当时已经不是非常理想的经济架构。我们的宏观经济措施某种意义上是在一个比较不良的经济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恶化这个经济架构，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后果还没有完全的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