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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金再生记

2011-01-17 14:52:05 来源: 《新世纪》-财新网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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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与政府互动,民办公募慈善在深圳意外突破,“去李连杰化”只是未来最小的挑战。

壹基金再生记

一块红绸飘然落地,“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牌匾亮出。掌声雷动。

这是2011年1月11日下午1时多,深圳市市民中心。一些公众熟悉的面孔团聚在“壹基金”大字的周围——李连杰、周其仁王石、许勤、陈改户、刘润华——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来做一个“义工”。

这样的场面,作为壹基金的创始人,四年前的李连杰不敢想;即便在民间基金会活力萌动的一年前,也不敢想。

2007年4月,李连杰以影星的身份,独自带着“壹基金,壹家人”的慈善理念,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挂靠其门下,启动了“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下称“壹基金计划”)。每人每月1块钱的倡议,至今已募得善款近1.9亿元。

那时的“壹基金计划”,由于政策限制,不能获得独立公募基金的资格,也难按独立意志来运作。为此,李连杰等人于2008年10月,在上海成立了非公募“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下称“上海壹基金”),并与中国红十字会签署协议,将“上海壹基金”作为“壹基金计划”的项目执行机构。

然而,以私募身份运作公募基金,并非绕开政策瓶颈的完美设计。治理模式、资金运用规则互不兼容,游走于法律模糊地带饱受质疑,并不是长久之计。

2009年底,李连杰及其团队走上了谋求独立公募基金身份的道路,但道阻且长,且行且停,前景一度迷茫。

与此同时,在第一个“壹基金计划”成立以来的四年中,民间慈善力量和公民参与意识迅速成长,慈善捐款在汶川地震后呈现前所未有的井喷态势。民办基金会和公益组织从多个方向尝试打破官办慈善的垄断格局,至今全国的基金会超过2000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以每年200多个的数量增长,从2005年的不足300家增长到2009年的846家。

但在2010年,青海玉树震灾一个多月后,国务院即下文规定:“中央有关部门及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捐赠的资金,要直接拨付到青海省,连同青海省接受的捐赠资金,统一纳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由青海省统筹安排用于恢复重建”。

2010年7月初,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出的《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要求13个全国性基金会要将玉树抗震受捐资金拨付到青海省民政厅、红十字会、慈善总会任一账户。直接以行政权力调配民间慈善资源,引起舆论大哗。

民间慈善进与退的变局,需要的往往只是一个恰当的时机,一些有心之人的推动。壹基金提供了一个样本,由民间个人发起的基金,转变为公募基金,正是民意与政府互动的一个案例。

独立日

2010年12月3日,深圳民政局正式批准深圳壹基金注册申请。这一天是李连杰亲自选定的日子,他相信“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壹基金深圳挂牌,宣告了壹基金的真正独立——它告别了原来挂靠于红十字会以及上海私募基金会的尴尬局面,获得了独立法人资格,有了独立的账户,可以自主开展活动。更重要的是,它不同于以往的官办公募基金,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民慈善。

在这之前的2010年12月3日,深圳民政局正式批准深圳壹基金注册申请。知情人士透露,12月3日,是创始人李连杰亲自选定的日子,他相信“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揭幕仪式这天,壹基金官方网站的页面及时作出了调整,增加了“壹基金新的起点——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专题页面。主办方介绍也更新为对深圳壹基金的相关内容。

“我要捐赠”栏目变化最为明显,银行转账开户单位已更新为“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鹏告诉本刊记者,下一步将全面和中国红十字会商谈,讨论把原来的项目、资金和深圳壹基金结转、衔接事项。

深圳壹基金宣布转型公募成功的当日,中国红十字会新闻发言人王汝鹏在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的李连杰壹基金专项计划将中断。王汝鹏指出,中国红十字会和李连杰先生于2007年共同倡导发起“壹基金计划”,三年多来,募集捐款1.9亿多元,资助支出1.4亿多元,为促进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随着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正式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同意“壹基金计划”管委会提出的有关申请,支持该基金会继续传承和发展“壹基金”的公益理念,实施和管理该基金资助的公益项目。

他指出,红十字会将根据壹基金管委会的申请,成立清算小组。清算完成后,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将终止实施。除了通过红十字会系统实施的项目,该基金终止前资助的公益项目,将交由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继续实施和管理。

揭幕式上,新管理团队的亮相,让舆论一度感到意外。深圳壹基金发起机构为上海壹基金、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及万科公益基金会,注册原始基金5000万元,每家出资1000万元。理事会由李连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腾讯CEO马化腾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马云等11人组成;周其仁担任理事长和法人代表,王石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架构的形成,完全出自参与者自身的设计。

曾担任民政部慈善司司长、辞官后转为学者身份的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称新团队为一个“有广泛基础”的架构。他认为,平等汇聚“富豪与平民”的慈善平台,更容易得到全社会的支持。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说,深圳壹基金理事会汇聚了周其仁、王石等各行业的意见领袖,有助于提高壹基金的社会影响力。王振耀则盼望,精英分子融入平民慈善,还会带来管理模式的创新。

李连杰则在公开的感谢信中说:深圳壹基金的成立,创造了一个新的起点。

屡撞“玻璃门”

政府部门对公募基金会的设立态度谨慎,采取“总量控制”的方式,设置看不见的“玻璃门槛”。王振耀说,来自民间的力量要注册公募基金会,被批准的“少之又少”

在揭幕式上,李连杰难掩激动,一口气说了一连串的感激:“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民政部,感谢红十字会,感谢上海民政部门,感谢深圳市民政局……”同时,他也不讳言,“走到今天不容易”。

的确,从最初的壹基金计划启动至今,李连杰及其团队曾长时间为找不到“主管单位”而苦恼。

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所谓公募基金会,是指可以面向大众募捐的基金会。根据募捐范围,公募基金会可分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和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在欧美国家,由于涉及公众资源的集聚和再分配,政府对公募基金会设置的准入门槛通常会高于非公基金会。

中国政府对公募基金会的谨慎态度还有另一重含意。改革开放前,政府往往把社会团体当做“异己力量”,社会组织没有生存空间。直到1981年,中国第一家公募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正式成立,高度戒备的态度才略有缓和。

此后,中国一度掀起基金会热潮,但这些基金会,多具有官方背景,经费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基金列入国家年度财政预算;领导由政府任命,工作人员也是国家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编制的干部。

官办基金会从建立之初,就有政府资源和公开劝募两大优势,也以“希望工程、母亲水窖”等项目获得了好评,但绝大部分屡因“体制僵化、效率低、难以监管”等问题受到舆论诟病。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近80%民间善款流向政府部门,以及2010年玉树善款汇缴风波,民间资金被当做政府资源随意支配的做法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

相形之下,民间慈善公益基金会则步履艰难。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注册基金会需要“双重管理”,即除了在民政部门登记,还需有慈善领域相关的“业务主管单位”。这个被业内人士称做“婆婆”的业务主管单位,对挂靠的社会组织进行监督管理。在各个组织出现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时,则要承担相当的责任。正因为此,有资格成为业务主管单位的政府机关和党政部门,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对要求“被监管”的社会组织避之不及。

即使能找到“婆婆”,成立公募基金会的门槛也比非公募基金会要高。尽管中国的法律并未对民间举办公募基金会有明文限制,但实际操作中,有关部门采取了“总量控制”的方式,设置看不见的“玻璃门槛”。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教授金锦萍指出,政府对于公募资格授予的谨慎态度,事实上也是出于防止募捐活动中的不良竞争和不规范行为的考量。2010年9月,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官员再次明确表态,已有的991家公募基金会“数量已经够多”,国家从政策上对公募基金会“不抱鼓励态度”。

“大家都去要钱,那么钱袋子就不够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介绍,这样的政策定位,是担心资源分散,不能有效利用,“或者说,不能保证现有基金会已有的垄断地位。”王振耀告诉本刊记者,来自民间的力量要注册公募基金会,被批准的“少之又少”。

即以壹基金为例,因为直接创办公募基金会难度颇大,壹基金不得不选择先挂靠在红十字会下。为解决项目执行问题,2008年底,由上海民政局批准成立的上海壹基金,被赋予了充当壹基金计划执行机构的使命。不过,它的性质却是一个私募基金会,在吸纳私募资金的同时,还与红十字会签有执行协议。

公众通过红十字会账号捐赠给壹基金计划的资金,在获得壹基金管委会批准后,也会输送到上海壹基金使用。这可以理解为现有制约下的变通之举,但这种混合式运作,在资金的使用上也违背了公募基金的运作规则,为此受到公众质疑。

叶伟高 本文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张艳玲 刘卫 兰方 郭惟地 周凯莉 戴廉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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