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大家讲了很多问题，对问题关键在政府，但是问题怎么做，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一个根本问题财政地址确实是重要问题，怎么改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我看把政治问题划成经济问题解决是可以的，但是想一想我们从改革开放开始到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基本上是一个政府过去控制资源减少，政府收入下降的一个过程。而相反民营经济发展使老百姓增长的过程，你可以看到80年代的时候，由于农产品提价我们经济增长是6.8%，老百姓收入是8点多，所以到94年我们分税制改革当时有一篇著名报告，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牛的政府，结果改革可以看到从那以后，政府收入不断增长，政府过去控制的资源放的部分现在又回去了，现在我们转变经济增长，就从这个地方做起，去突破可以不可以，我刚才讲的几句话，强政府，富中央，穷百姓，中央和富，地方到基层财政赤字，很多县日子过不下去，能不能我们倒过来，减少中央收入，把中央收入给地方，地层，然后减少一个很重要内容，中央不要投那么多资，现在一下吧政府投资降下来不太可能，但是现在政府投资太多，减少以后少投一点资，然后让民间投资补上，只减少中央收入给基层，地方，减少经济的投资然后转换成给社会的资金。
如果能从这样做起，这样调整可以，现在中央把钱拿走了，地方没有钱，地方要做事，要弄钱，谁抓灭谁，农村抓就把农村地弄过来，然后高价卖，这样做我想一些地方行为也会变，有钱可以满足他提供公共产品需要，也就不那样了，再规定一些限制他那样做，不然不开这一路，现在没有钱，不准他弄，我钱从哪来，不可能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是不可能的，我们能不能改正我们的财政体制，财政体制最重要是老百姓和政府关系，我们现在财政主要东西变成中央和地方关系，老百姓说不上话，监督不了，都是政府说了算，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上开始做，调整这个关系，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我们增长方式转变作为一个突破口也好能不能解决谢谢。
陈志武：谢谢张教授，现在有一个问题，除了媒体呼吁以后没有一个其他正式机制保障这种，不管政府开支减少还是政府投资，做一些调整，要减少等等，从什么机制来把这种约束力建设起来，也许可以通过周教授，中央党校可以产生这样的影响，这样的约束力是不是这样的。
周天勇：财政税收改革是牵扯面比较大，涉及到各方利益的改革，关键是有一个方案，从这几年我看到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方面看，可能有一些就是部门方案，部门利益而且别的部门也不好参与，03年的时候有一个部门委托我们做了一个方案，去年体制改革研究会委托我们做了一个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大体上是这样，收入改革一个就是要把很多费要清理掉，涉及到罚款分成体制费掉，和财政拨款跟上这是一个，第二就是其他收入要收进财政，比较关键就是国有企业利润，这个国有金融企业的利润到现在没有提到议程上来，另外争议比较大社保统筹基金管理是由财政部门还是下来人社部门这是争议比较大，收入上看，另外就是土地收入怎么改是收入的改革，要有一个红线规定，第二就是支出改革，主要现在还是存在于党政公务支出行政事业支出占整个实际全部政府支出比例，把比例控制住，比政府花了什么，比如说不准你吃饭，但是我不管你吃饭我给你吃饭钱就这么点就约束住了，现在支出结构有问题，把建设混在一般性运算里面，导致政府对于建设的资金来源混乱，等等一系列问题，能不能把建设运算和一般性运算分开，向现在财政体制，还本付息，列在一般性运算，这是支出侧的改革，另外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改革实际上就是顺着确定减少政府层级，那么划分事权，按照事权合理他们收入和支出，收入上从一般的国家的运算看，中央财政一般要到50到55，省级一级财政收到15%不超过20%，地方财政要30到35，支出的时候要倒过来，中央支出要30到35，省级15，55到50在地方，地方关键是税种划分，税收比例划分可能是非常重要，理清中央和地方关系，哪些是中央管，那些是省一级政府，哪些是地级政府管，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中央向地方一级转移支付制度科学化。
我认为最关键最后一块改革，财政民主化改革，包括人大代表，政协代表，特别人大代表构成，及它的专业化，专职化等等这些问题可能非常重要，我一个县人大代表，70%是政府官员，这个讨论运算一举手就很难说他能支出到老百姓那，另外除了我们现在设立运算委员会以外，要有一个筹款委员会专门，我们现在法律上是人大授权国务院来制定税收方面法律，而且收费方法法律，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很可能我这个部门发一文件就可以收费这个都没有废除掉这个是不对的，你收钱要通过人民或者人大因为地区差异，人大代表按照人口选举，对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可能通过政协协商性民主制度，必须在运算批准权给政协一定的权利，这个是政治体制的概括。再一个就是 会期，我们现在人大开会一般是3月份，但是运算年度，1月1日就开始了，还没有批准已经拨款一个月，形式上都没有民主化，这个要进行调整，要么调整人大开会时间，要么调整年度，另外整个审查运算一个程序，比如说提交运算，人大政协分别考虑运算，最后进行听政，辩论，以及政协和人大的会议，最后怎么进行通过，还有一个问题，财政部执行运算和编制运算是不是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是不是分开等等。
最后就是可能各级财政运算的一个公开性规定我觉得负责重要，就是说因为04年到一个国家去从市，州，联邦运算都是一个本子，你要我背过来一大堆，是随便给，老百姓可以在网站上查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大体表述这个框架，但是内容是复杂得多。
陈志武：谢谢周教授，其实在台上几位同行，我们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共同一点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多制度方面改革必须是要走在前面，不光是财政，税收，财政运算民主监督，还是国有资产民营化方面，说到这儿不管是在学界，社会，政界，最近几年关于民主制度的建立，讨论比较多，其中看法很观点比较多，很多人说中国过去几千年，就没有民主，法制，这些东西是从西方来的，而不是中国传统上就有的，其实今天我们很明显看到要不要民主制度，对于权利进行制约也好，不是一个西方和东方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区别的地方，比如说据我了解，是在乾隆盛世18世纪中期，张维迎讲到2500万年，经济史，我们不要讲那么远，到18世纪中期的时候，朝廷一年财政税收是6千万量到7千万量银子，相当于当时北京的大概200万个工匠一年收入，那个时候的朝廷我们说乾隆皇帝在权利再大，没有受到老百姓制约，实际上那个时候的朝廷能花钱就那么多，相当于200多万北京普通工人收入，09年财政税收相当于4到5亿城镇居民一年税收，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去年10年财政税收在9万亿到10万亿收入，这么多收入财政掌握在政府手里面，这个时候不管民主制度架构从哪里来的，从增长方式转型，政府机构掌握这么多社会资源，这么多钱还没有办法没有理由对这些钱怎么花，进行制约，刚才毛教授讲到，财产保护，很多人简单理解为我口袋里面钱，家里面财产是不是别人可以抢走，现在抢钱的方式，可以很赤裸裸，张教授讲的强暴方式，也不一定，可以很隐讳，可以征税合法名义比如说房产税，房价涨比例属于我500万房产，每年2%其是多少这种房产侵犯是以合法的名义，很多人看起来不是被抢走，但是从本质上看是一回事。
借此机会感谢在座专家，感谢在下面听的朋友，我知道下午坚持这么久非常不容易，特别感谢你们的耐心，谢谢。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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