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社会保障不完善导致居民强迫储蓄

网易财经1月12日讯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居民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得不到社会保障，迫使他不得不提高自己储蓄率来应付未来发生的危险，这种情况造成是一种强迫的储蓄。

王小鲁是在2011网易经济学家年会(NAEC)上做出上述表示的。

王小鲁指出，我国在50年代的时候，消费占GDP的比重大约占到80%，这个比例一直在下降，其中的民间消费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从50年代60%多，一路下降到现在的仅仅有35%。政府过多公共资源用于自身消费，用于政府消费，我们至少每年能腾出一万亿人民币来用于公共服务，用于社会保障，用于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

以下为圆桌讨论文字实录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下面进入2011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下午论坛部分。主要讨论中国接下来经济转型以及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大的问题，我们还在B和C会场还有另外两场讨论，一场是房地产的讨论，一场是关于资本市场的讨论，上午跟两位2010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和知名经济学家讨论困扰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说到中国面临货币超发，中国质量增长不是很高的议题下午我们继续讨论，上午很多人指出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迫于眉睫的问题就是必须进行制度性改革，有关制度性改革话题我们在下午圆桌论坛会有众多经济学家进行讨论。下面进入接下来的一个讨论，先要进行地是一个主题演讲，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内容会谈到中国制度改革，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请陈教授。

陈志武：各位来宾，特别是网易的朋友，领导和各位员工，首先下午好，非常感谢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首先也提以下我前天晚上才到国内来，所以时差正好是比较艰难的时候，我想进行今天我们讲的话题非有意思，所以我相信我们有一个多小时，差不多两个小时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启发性的思维性的内容，关于我们这个单元主要的话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话题。

我先开始讲20多分钟到30分钟，我希望起一个抛砖引玉效果，为下面几位学者专家提供一个基本背景，为什么要对增长方式进行转型，我这个话题是过去十几年特别是最近两三年谈得非常多，其中一个要进行转型一个非常重要，跟这个图有关系，根据投资带动增长可持续性越来越值得怀疑，按照这个路走下去，到最后为什么要建设，我们应该有一些时间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一些基本速度看，我给大家看到是投资80到09，固定资产投资在全国之内相当于GDP20%，09上升到65%，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数字不断靠建设，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一直提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把经济发展和建设划等号传统理解要做一个调整，因为经济发展不仅是为了建设。

在物资生产能力温饱没有解决好的时候，在传统农业社会确确实实经济发展是跟建设，提高生产关系非常大，但是现在我这里为了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增长方式，目前增长方式可持续性越来越成问题，我这里有一个计算方法看一下这种增长方式，靠投资增长为什么越来越难以持续，把每年固定资产投资除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分母，然后测量一下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大概是相当于多少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80年的时候，根据我这里的数字，80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两亿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09年这个数字非常大，相当于13亿城镇居民一年收入，我们会说中国整个城镇人口没有13亿，为什么说09年一年固定投资相当于一年的收入，现在靠固定资产投资带动增长方式已经是，没有到顶非常接近顶峰，已经没有办法增长太多。

我总结目前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挑战，这些话题大家听得比较多，我说一下一个是目前增长方式过渡依赖投资，出口，这些数字也看到第二就是对于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也依赖度太高。为什么关于增长方式转型，说了那么多年，特别是说我们要减少对投资，出口依赖度，说了十几年，没有向我们希望看到的增长方式转型，靠近。实际上情况是正好相反，越来越偏离跟理想增长方式更远，具体讲可以从下面图看出来，我要给大家说分享的我自己的关于增长方式在中国之所以是这样的，在我看来也不太奇怪。

因为跟基础性制度安排非常有关系，我这里把从52年一直到最近两个指标变化的情况给大家以图式方式看一下，上面是民间消费占GDP比重52年非常高，78年改革开放民间消费相当于GDP45%，最近继续下降30%，这个是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不管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里面，总体上一直在下降，跟民间消费趋势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在过去60年越来越高，解放初期政府开支相当于GDP16%，78年上升到25%，现在继续上升到30%这样一个情况。

刚才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要说明，我们为什么找原因了解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型这么艰难，不管是学者还是决策者都在呼吁，但是在实际效果上很差，跟这个图关系很大，为什么这个图反映趋势跟我们愿望越来越剥离，政府达到收入从做出开支占GDP比重越来越高，从下面三个角度进行一个很快一个解释，一个工业经济比重太高，最近三年上午张维迎教授说国进民退趋势越来越强化以后，必然使得国有经济的权重越来越高，第二个原因政治改革，温总理说到政治改革不到位，效果使得政权权失控，政府预算不受制约。第三很重要原因就是跟第一人权，尤其是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护，没有办法享受跟城镇居民同等待遇，产生结果人权比较低但是农民工人群更低，为我们今天共同依赖投资，出口提供了一些基础性的保障。当然这个保障更多是负面性，我想从三个不同角度细说一下。

第一就是为什么国有经济比重越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越不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最近几年拿了世界70多个国家一些具体的数字，具体讲从70个国家从80年到03年，这些国家的它的民间消费增长速度对各个国家自己的GDP增长速度的敏感度的一个估算，我这里先把70个国家分三个分组，过程国有经济战略GDP比重做一个分类，离我们最近一组是私有经济为主的国家，国有经济比重，国有企业产出占这些国家经济比例3%，离我们最远分组国家他们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占GDP比重在30%，大致从70个国家实际经历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国有经济比重越高这些国家，民间消费对GDP增长敏感度越低。

具体数据反映是什么，比如说以私有制为主体，离我们最近国家，这些国家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大概增长0.96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为主体经济GDP增加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只增加0.82个百分点，所以从这组数据看，我们确实看到国有经济高的这些国家老百姓要花的钱得到收入对GDP增长速度敏感越低，换句话说我们国内用的术语就是国有经济比重高的社会，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带来好处的份额分量越低，我们可能会说为什么会是这样。

其实从学理上很容易解释，最近几年比较多的就是如何增长，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实际上我们可以很快想象一下，如果比较一下一个国有经济跟一个私有经济，在私有制经济社会里面，所有财产，包括房地产，企业的股权，自然资源土地是属于私人，这些私有制国家里面，经济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不仅仅给老百姓工资收入带来增长动力，另一方面使得国家土地，楼房，房地产，股权这些资产，产权会跟着GDP增长升值，私有制国家这些财产使属于私人，经济增长带来一个重要一个好处就是财富效应在私有制经济归老百姓，归私人不是归政府，相比之下公有制安排之下，最后的土地可以升值，股权也可以升值，企业也可以花很多钱，但是在国有制安排之下企业利润即使他们要分红也是交给财政部，土地升值归地方政府，比如说像去年地方的全年的土地出让金是2万7千亿元，在其他国家是属于私人，在中国土地增值，企业利润有关的钱尽管是非常大，都是多少万亿但是这些跟老百姓可以花的钱，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是资产升值财产性收入进入不同层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手里面，所以很容易理解反映到问题，国有经济为主体社会里面，资产升值，财富相应主要是给了政府，而不是给了老百姓，这样经济制度安排之下，居民的老百姓民间的消费随着GDP增长而增长能力，就会比私有制安排下社会里面相应要低很多。

可以看到目前不对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股权产权进行民营化改革我觉得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一个最大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