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地方竞争推动改革

网易财经12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他热情探究中国独特的改革理论。他是地方竞争的积极支持者。他把中国改革归结为政治家和企业家的良性互动。他认为未来30年仍应以改革为主题。

杨瑞龙教授以“董事长与市长关系好的城市，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一名言，表达了他对中国独特的改革之路的认识。这一名言虽然可能遭到大众的误解、曲解，但是杨教授无疑是一位有勇气的经济学家。

在接受网易财经采访时，杨瑞龙再次表述了他的这一论断。他认为，在中国独特的体制下，形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局面。他说：“我们通过那个采取一种财政分权的办法，让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和他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从而引入了一个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通过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治升迁的话，不得不要通过发展实现。而为了发展的话，他不得不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他不得不要推进本地的市场化。”

正是这种独特的框架，使得中国形成了地方官员和企业家共同推进改革的局面。杨瑞龙说：“我们通常来讲，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政府官员，通常都有企业家的素养，而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通常都有政治素养。因此在中国这个格局当中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联手推动市场化。”

但是，杨瑞龙也认为这种模式有其隐患。因为，它容易形成权力的回潮。杨瑞龙认为，改革最大的两个成就，是由权力配置资源转换成以权利配置资源，和价格改革。杨瑞龙说：“由原来你要我干，到现在我要干。从原来创造财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到现在每个企业个人都觉得创造财富和我有很大关系，我创造财富越多，对我好处越大，这都是有产权制度改革、价格改革带来的。”

面对通胀，杨瑞龙反对价格干预。他说：“因为一旦把价格干预了，市场就失效了，而市场失效的话，那么被干预的价格来配置资源的话，导致更大的扭曲，那么这时候又会引发更多的政府干预。”

杨瑞龙认为，下一个30年，仍然应该以改革作为主题。

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地方竞争推动改革

网易财经：您曾经在一个报告中说，董事长与市长关系好的城市，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里面的经济道理是怎样的？

杨瑞龙：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一个政府主导下的一个改革。所谓政府主导下的改革，就是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来推进市场化的过程。在既定政治框架里面，我们可以具有一个实现市场化的一个空间。因此在中国就出现一个什么倾向呢？由于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化。但是呢，改革的主体是政府，那么我们通过那个采取一种财政分权的办法，让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和他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从而引入了一个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通过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治升迁的话，不得不要通过发展实现。而为了发展的话，他不得不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他不得不要推进本地的市场化。从而中国出现了一个在既定政治框架里面，出现了一个市场化过程。

在这个市场化过程当中，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了，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叫做政府官员企业家化。企业家呢，是政治家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通常来讲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政府官员，通常都有企业家的素养，而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通常都有政治素养。因此在中国这个格局当中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联手推动市场化。

所以说，现在的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当中出现一个什么呢？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背后一定有一帮企业家朋友；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有一帮政治家的朋友。因为他们在某一个时段上他们比较相一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政治家要实现政治目标，他要依靠企业家来发展经济；而企业家希望获得他的一个最大化利益，他要通过政治家那里获得一种特殊的关照。从而出现了中国的那个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一种，一种合作的这么一种现象。

那么这种合作里面，他们共同合作的话，来推进本地的市场化，所以出现了这么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网易财经：这会不会产生官商勾结的寻租现象呢？

杨瑞龙：西方国家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你要搞市场化，政治上就要民主化，你要政治上民主化，就要对原有政治框架进行全面的瓦解。这是他们给出的一种改革路径，这种自由化的改革路径，我们把它叫做“华盛顿共识”。我们中国没这样做，我们中国做的，现在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总体意义上是什么意思呢？就在既定政治框架里面实行市场化。

那么看了30年，从30年来看我们成功了。我们继续在党的领导下面，我们通过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过程，推动市场化。这种市场化经过30年过来，我们去和东欧国家比，前苏联比，我们的市场化程度不比它们低多少。但是我们这样的市场化，在既定政治框架里做我们我们导致社会比较，这个转型比较稳定，比较可控，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但是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在于由于我们过多的政府官员参与到政治过程当中。由于我们的公权力更多参与到经济过程当中，这个参与过程本身好处在于什么地方呢，它本身有动机推进市场化的。缺点是公权力或者行政权力进入市场化的过程中，是有途径可以变现的，或者有途径可以货币化的，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腐败现象。

因为每个行政官员，在他主导下的市场化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制造出租金出来，而这个租金存在的话，就会导致寻租。而这个寻租出现的话，就是一种腐败现象。所以所以当代中国在在保留这样的一种改革体制条件下面，适时的推动社会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通过外部力量对行政权力的限制、监督来，来抑制，来降低、减少腐败现象，是非常重要的。

网易财经：您刚才也提到考核方式，就是地方的发展，比如GDP之类的，这会不会导致地方政府一味的追求GDP好看，而不顾经济结构的调整？

杨瑞龙：官员更多的参与到经济过程当中，他的行为边际不清楚，导致腐败。然后地方政府官员我们让他在政治升迁当中引入一个中间变量，就是GDP。然后引入地方竞争，然后你为了在地方竞争当中占得先机， GDP你要上得快一点，这样政绩就表现的好一点。那么他为了政绩，就要追求GDP，为了追求GDP，他常常会行为短期化，甚至会导致破坏环境、滥用耕地，到处圈地，这么一种竭泽而渔的手段。

网易财经：解决方式您刚才也说了几个比较原则性的。

杨瑞龙：嗯。

网易财经：有没有具体的，比如说GDP不考核了，这种方法可行吗？

杨瑞龙：在中国当前，没有GDP考核肯定是不行的。GDP对地方官员来讲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核指标

如果说用绿色GDP来考核，它测量是很困难的，计算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GDP考核还是要要的。但是除了GDP考核之外，我们还应该引入其他的指标来制衡官员的，比如说环境指标，比如讲民生指标。就是过去我们单一依靠GDP是有问题的，但是有问题不等于说要取消GDP考核，而是说在保留GDP考核的优势的条件下要减少它的缺点，那么就是加入其他的考核指标。

网易财经：这个操作性也比较强。

杨瑞龙：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