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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龙:地方竞争推动改革

2010-12-28 16:27:06 来源: 网易财经 网易号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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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财经12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他热情探究中国独特的改革理论。他是地方竞争的积极支持者。他把中国改革归结为政治家和企业家的良性互动。他认为未来30年仍应以改革为主题。

杨瑞龙教授以“董事长与市长关系好的城市,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一名言,表达了他对中国独特的改革之路的认识。这一名言虽然可能遭到大众的误解、曲解,但是教授无疑是一位有勇气的经济学家。

在接受网易财经采访时,杨瑞龙再次表述了他的这一论断。他认为,在中国独特的体制下,形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局面。他说:“我们通过那个采取一种财政分权的办法,让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和他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从而引入了一个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通过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治升迁的话,不得不要通过发展实现。而为了发展的话,他不得不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他不得不要推进本地的市场化。”

正是这种独特的框架,使得中国形成了地方官员和企业家共同推进改革的局面。杨瑞龙说:“我们通常来讲,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政府官员,通常都有企业家的素养,而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通常都有政治素养。因此在中国这个格局当中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联手推动市场化。”

但是,杨瑞龙也认为这种模式有其隐患。因为,它容易形成权力的回潮。杨瑞龙认为,改革最大的两个成就,是由权力配置资源转换成以权利配置资源,和价格改革。杨瑞龙说:“由原来你要我干,到现在我要干。从原来创造财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到现在每个企业个人都觉得创造财富和我有很大关系,我创造财富越多,对我好处越大,这都是有产权制度改革、价格改革带来的。”

面对通胀,杨瑞龙反对价格干预。他说:“因为一旦把价格干预了,市场就失效了,而市场失效的话,那么被干预的价格来配置资源的话,导致更大的扭曲,那么这时候又会引发更多的政府干预。”

杨瑞龙认为,下一个30年,仍然应该以改革作为主题。

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地方竞争推动改革


视频:网易财经对话经济学家杨瑞龙

网易财经:您曾经在一个报告中说,董事长与市长关系好的城市,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里面的经济道理是怎样的?

杨瑞龙: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一个政府主导下的一个改革。所谓政府主导下的改革,就是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来推进市场化的过程。在既定政治框架里面,我们可以具有一个实现市场化的一个空间。因此在中国就出现一个什么倾向呢?由于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化。但是呢,改革的主体是政府,那么我们通过那个采取一种财政分权的办法,让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和他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从而引入了一个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通过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治升迁的话,不得不要通过发展实现。而为了发展的话,他不得不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他不得不要推进本地的市场化。从而中国出现了一个在既定政治框架里面,出现了一个市场化过程。

在这个市场化过程当中,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了,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叫做政府官员企业家化。企业家呢,是政治家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通常来讲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政府官员,通常都有企业家的素养,而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通常都有政治素养。因此在中国这个格局当中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联手推动市场化。

所以说,现在的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当中出现一个什么呢?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背后一定有一帮企业家朋友;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有一帮政治家的朋友。因为他们在某一个时段上他们比较相一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政治家要实现政治目标,他要依靠企业家来发展经济;而企业家希望获得他的一个最大化利益,他要通过政治家那里获得一种特殊的关照。从而出现了中国的那个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一种,一种合作的这么一种现象。

那么这种合作里面,他们共同合作的话,来推进本地的市场化,所以出现了这么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网易财经:这会不会产生官商勾结的寻租现象呢?

杨瑞龙:西方国家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你要搞市场化,政治上就要民主化,你要政治上民主化,就要对原有政治框架进行全面的瓦解。这是他们给出的一种改革路径,这种自由化的改革路径,我们把它叫做“华盛顿共识”。我们中国没这样做,我们中国做的,现在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总体意义上是什么意思呢?就在既定政治框架里面实行市场化。

那么看了30年,从30年来看我们成功了。我们继续在党的领导下面,我们通过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过程,推动市场化。这种市场化经过30年过来,我们去和东欧国家比,前苏联比,我们的市场化程度不比它们低多少。但是我们这样的市场化,在既定政治框架里做我们我们导致社会比较,这个转型比较稳定,比较可控,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但是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在于由于我们过多的政府官员参与到政治过程当中。由于我们的公权力更多参与到经济过程当中,这个参与过程本身好处在于什么地方呢,它本身有动机推进市场化的。缺点是公权力或者行政权力进入市场化的过程中,是有途径可以变现的,或者有途径可以货币化的,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腐败现象。

因为每个行政官员,在他主导下的市场化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制造出租金出来,而这个租金存在的话,就会导致寻租。而这个寻租出现的话,就是一种腐败现象。所以所以当代中国在在保留这样的一种改革体制条件下面,适时的推动社会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通过外部力量对行政权力的限制、监督来,来抑制,来降低、减少腐败现象,是非常重要的。

网易财经:您刚才也提到考核方式,就是地方的发展,比如GDP之类的,这会不会导致地方政府一味的追求GDP好看,而不顾经济结构的调整?

杨瑞龙:官员更多的参与到经济过程当中,他的行为边际不清楚,导致腐败。然后地方政府官员我们让他在政治升迁当中引入一个中间变量,就是GDP。然后引入地方竞争,然后你为了在地方竞争当中占得先机, GDP你要上得快一点,这样政绩就表现的好一点。那么他为了政绩,就要追求GDP,为了追求GDP,他常常会行为短期化,甚至会导致破坏环境、滥用耕地,到处圈地,这么一种竭泽而渔的手段。

网易财经:解决方式您刚才也说了几个比较原则性的。

杨瑞龙:嗯。

网易财经:有没有具体的,比如说GDP不考核了,这种方法可行吗?

杨瑞龙:在中国当前,没有GDP考核肯定是不行的。GDP对地方官员来讲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核指标

如果说用绿色GDP来考核,它测量是很困难的,计算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GDP考核还是要要的。但是除了GDP考核之外,我们还应该引入其他的指标来制衡官员的,比如说环境指标,比如讲民生指标。就是过去我们单一依靠GDP是有问题的,但是有问题不等于说要取消GDP考核,而是说在保留GDP考核的优势的条件下要减少它的缺点,那么就是加入其他的考核指标。

网易财经:这个操作性也比较强。

杨瑞龙:嗯。

邓新华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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