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0日，2010CCTV经济年度人物论坛上海站召开，以下是论坛文字实录。陈伟鸿：谢谢大家的掌声，也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论坛，我是主持人陈伟鸿，今天我们的论坛来到了上海。上海是一座面向大海的城市，它的开放、包容、创新和发展见证并呈现了中国经济的精彩表现。各位一定记得在二十年前，浦东开发的号角吹响，也就是在我们的脚下，在一片稻田和泥土之上，打造了此刻所在的陆家嘴(17.93,-0.16,-0.88%)。二十年后的这一刻，对上海来说又一次的转型扑面而来，这一次的目标是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有什么样的机遇和优势要把握，又会有什么样的急流险滩需要我们跨越，上海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的论坛聚焦的话题就是上海如何构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非常高兴请到了在座的各位嘉宾共襄盛典，让我们从陆家嘴出发，为上海的转型和突破，共同奉献各位的智慧，再次用掌声欢迎各位来宾，谢谢！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迎来了一百多家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还有主流财经媒体的主编，包括我们台上这几位特别的来宾。坐在我身旁的是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市长，欢迎您！第二位嘉宾是国务院参事、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先生，欢迎您！第三位是弘毅投资的总裁赵令欢先生，欢迎您！第四位是摩根大通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投行副主席龚方雄，欢迎您！第五位是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先生，欢迎您！
谢谢各位，我们也要谢谢东方网和新浪网直播我们的论坛，说起各位和上海的渊源，或深或渊，但是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一定是深深印在你们每个人的脑海当中的。屠市长，我有一个建议，您是今天的地主，我们先让客人说说他们眼中上海的变化，各位讲一下。
夏斌：
我是上海人，但是世博会期间我在外滩的酒店喝茶，夜晚看到美丽的灯光，我说：“我是上海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灯光，这么美的城市。”
陈伟鸿：
屠市长有没有同感？
屠光绍：
我倒有点审美疲劳了。
赵令欢：
我是半个上海人，小的时候到上海找芝麻汤圆吃，记得上海旧时代的经典。现在上海进入了新的时代，让我觉得最震撼的还是在国际上有那么多的朋友，特别是金融圈里的朋友，都安家到上海了，很多都想搬到上海来，这是我的感觉。
龚方雄：
我跟赵总讲的差不多，现在全球的金融机构，不管大小，都纷纷进入上海或想要扎根上海。
陈伟鸿：
所以我们进入上海，就可以网络到全球的顶尖金融高手，沈总呢？
沈文荣：
我在江苏，离这里50公里，上海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浦江大桥，应该是十年之前，我们要到上海来，十个小时，有时候要五个小时，每个星期还只能两次，交通非常不方便。现在我们到浦西只要一个小时，就凭这一点，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可以建立了。
陈伟鸿：
我们现在四通八达的道路和林立的高架桥，上海金融中心的目标就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问问屠市长，我注意到在国务院的批复当中有一个表述，上海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是要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包括和中国的经济地位要适应的，怎么表现这种相适应？
屠光绍：
今天能够跟我们这么多的朋友在一起讨论上海经济转型的问题和金融中心建设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关心和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尤其是今天坐在上面的几位，我觉得央视很有眼力，我们几个人在这里一坐，就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几个基本要素结合起来了。
陈伟鸿：
一一分解一下。
屠光绍：
比如说夏斌先生，他的职位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就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大的发展战略里的一个重要的建设，所以必须符合中国大的经济发展战略格局。夏斌先生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整个中国的货币政策怎么制定，这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尤其是对上海的金融体系非常重要。
另外，赵令欢先生是做市场管理的，刚才我们还在讨论上海的市场管理怎么和弘毅在上海的发展结合起来。因为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市场管理。
再看我们的龚方雄先生，上海搞国际金融中心，就意味着我们不是在国内搞金融中心，必须要有全球的视野，而且要逐步通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把上海的经济金融建设和国际的金融体系进一步结合起来。所以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必须要有开放，必须要有境外各方面的参与者加入，龚方雄先生就代表了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我们搞国际金融中心不是自娱自乐，最终是要为我们经济发展服务，为我们沈文荣先生这样的企业和产业发展服务，这才是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根本。
最后回到我这里，我不能说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为我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参与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陈伟鸿：
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担子挺重的，国家给的时间是十年。您说过，这十年是一个又短又长的十年，我在想，“短”字比较好理解，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时不我待，这个“长”字怎么理解。我先问一下四位嘉宾，如何理解这十年是一个又短又长的十年，请抢答。
夏斌：
我跟屠市长是相知多年的好朋友，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从北京过来，就是想尽快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成，但是它是一个新的制度演变的漫长的过程，这样一想就比较着急，一着急就觉得漫长，“路漫漫其修远兮”，体系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就显得长了。
陈伟鸿：
这个答案是不是标准答案，请赵先生讲讲。
赵令欢：
我觉得这句话意味深长，我做实业，经常跟企业打交道，对中国的经济结构比较关心。打个比方，相当于硬件和软件的关系，或者说用更宏观的经济来说，硬件很容易造，刚刚有计算机的时候大家很快就买了，但是就只能用计算机玩游戏，软件用来做财务管理是之后的事情了，所以软件起来了计算机才真正起来了。所以建桥、建公寓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要把制度、体系、环境和安定都能够造成，这才真正会有金融中心，这个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任务也比较艰巨。
陈伟鸿：
您觉得他们道出了您的心声吗？
屠光绍：
我觉得英雄所见略同。我有这么一个感觉，从“短”而言，主要是放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来看，这十年当然是很短的，正因为“短”，所以我们要抓住时机、抓住机遇，要加快推进，这是从“短”的角度而言；从“长”来讲，因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规划，需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有了目标和规划，才能使我们每一个工作的推进不断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所谓短就是只争朝夕，所谓长就是不能太急。
陈伟鸿：
其实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清晰的，屠市长是一个常常制定战略的人，他也告诉我们在一个总的目标之下还要有分阶段的目标，这才能更好地接近我们的总目标，我们看到从国务院批复之后，我们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已经走了一年的时间，现在我们再回望这一年的历程，您觉得我们的进程和速度，您满意吗？您会给它一个什么样的评判，或者打打分都可以。
屠光绍：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个目标和战略首先是一个国家战略，所以国务院才在去年4月份通过国务院文件的方式，把战略目标的重要性以及战略目标的原则、路径以及具体的要求，在文件中都进行了具体的体现。在国务院的战略目标确定之后，首先是国务院的各个有关部门在全力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程，为了更好地推进，从国家层面主要是一些重大的问题，涉及到金融改革、开放、创新、防范风险等等重大问题，在国家层面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国务院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联席会议，这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协调和推进。
第二个评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进不能完全就是政府的事，关键要靠市场的主体，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各个市场主体无论是从市场组织(包括交易所等等、银行、证券保险)还是其他一些市场管理机构，发挥了市场主体的作用，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们所做的努力也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第三个评价，地方在配合国家战略、营造更好的金融发展环境，从而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进建立更好的基础方面，上海市政府也作了一系列的努力。比如说在国务院文件发布之后，上海第一个出台了地方的法规，主要是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制定的一些法规。同时上海市政府各个部门加快协调，也在为金融机构，市场主体以及其他方面营造环境和配套政策方面也出台了措施，这方面我们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客观来讲，虽然我们有推进，从去年启动到今年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且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是按照我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按照国务院确定的2020年总目标来说，还有很多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
陈伟鸿：
上海着急的地方，或者不满意的地方，能不能举个例子，您现在觉得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哪个地方、哪些事让您特别着急，还没有达到阶段性目标的。
屠光绍：
目前大家在谈到中国经济今后发展的方向(任务)的话题时，大家都在谈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决定了中国下一个三十年能否继续可持续发展，这是很关键的。所以，中央也一再强调要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我们从事金融界的朋友，大家都在关注一个问题，就是金融的主体能否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说怎么处理好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肩负了很大的任务，通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能更好地发挥金融体系的作用，能更好地配合国家调结构、转方式的任务，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我们金融的转型和经济的转型如何配合，通过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促进国家金融的建设和转型，从而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更好的支撑和支持，这是我看待挑战的。
陈伟鸿：
这个挑战是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的，在国家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转型和升级是一个重中之重，我们打造上海金融中心有一个不可分割的背景，就是转型和升级，那么如何能够让金融发展的路径和经济发展的路径更加协调、更加和谐的发展，我们也是特别想来探讨的。在这方面，我想先把这个话题交给夏斌所长，您对刚才市长提出的挑战有什么看法？
夏斌：
我觉得市长讲得非常好，国务院提出了2020年的目标，就是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些问题。
陈伟鸿：
我知道您马上要出一本书，《中国金融战略2020》，有没有把上海作为一个样本作为研究对象，让我们看到国家经济战略领域对上海的关注？
夏斌：
从创新和发展的角度来看，遇到了人民币能否国际化、包括沪港两地等等一系列的问题，2020年国家经济战略和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命题，到底要什么，怎么走。
为什么要尽快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搞起来，怎么用白话来说，我在想。第一，大家都知道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GDP还不行，但是我们的总量已经很大了。国际上有名的各大机构都在预测，金砖四国的提出过说2037年中国的GDP超过美国，也有很多机构说2020年中国经济赶超美国，更有学者说2013年或者2014年中国经济赶超美国，当然我们要低调一点。经济体在不断壮大，国际金融中心就是资金交流的活动，而我们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不能自由活动，中国的老百姓不能拿着人民币换成外汇去做事，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翻开历史，几百年的经史，数一数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二十一世纪第二十个年代，中国肯定会变成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要崛起，我们的人民币肯定要走向国际化，我们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化，必然伴随着中国本土很大的金融中心城市，那就是上海。
陈伟鸿：
你们最常和国际上的经济领域交流，因为我们马上要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了，你们对这有什么看法呢？
赵令欢：
我觉得低调和高调是相对的，我们还是要对我们在哪儿和往哪儿去要有真实的认识。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硕果累累，经济体量变成了世界的第二大，但中国并不是一个经济强国，大和强之间的区别有很多。我们从金融危机以后，国家带着我们一块儿进行了反思，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太粗放，对能源的消耗太大、对民生重视不够等等诸如此类。
那么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之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经济大国里面有没有一个很强的金融体系，接着夏老师的话说，还没有看到第二大的经济体的本币是不可以兑换的，我也没有看到一个前三前四的经济体本地的金融体系不是十分强的，现在世界是平的、是通的，整个资源配置是全球性的，所以金融的流通性是最强的，本身它就是一个资源优化和配置的媒介，我就像屠市长介绍的，是做投资管理的，正好是介于实体经济(沙钢这样的企业) 和金融市场之间(像上海)，我的体会很深，我们经济实体的量发展非常快，但是总体资本化率跟不上，实体发展出来了，资本化没有足够的媒介在中间运转。我们这几年发展很快，投资量也很大，但是投资效益比起发达市场并不高，我们每一百块钱产生的GDP要投入一百一十多块钱才能产生，发达的市场是八十、九十块钱，这就反映了市场的效率，市场就是讲效率、配置和交换，这时候真的是需要发展金融、发展资本市场了。
陈伟鸿：
龚先生认为呢？
龚方雄：
现在国际上提的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和中国的上海，如何能够利用这一次金融危机后危机时代给我们提供的机会，迎头赶上，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就是别人的“危”能否成为中国的“机”，成为上海的“机”，从这一点来讲，在跟国际投资者交流的时候，跟资本市场交流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上海、我们中国有没有它自己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如果要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话，中央的这个提法，金融中心的地位要跟我们的国力相匹配，刚刚大家都讲到了，我们从规模上已经是全球第二大，但是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的经济体系，为什么它称为全球第一大，它还是有很多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硬通货，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
第二，美国长期以来主张的是自由贸易、市场经济。
第三，科技实力。
第四，跟前面所匹配的是金融市、全球调配资源的市。
金融危机以后有什么变化呢？你们看美国现在在干什么事，美国的保护主义特别浓，如果保护主义抬头，实际上是伤害了自由贸易的精神。另外，它现在不得不狂印货币，这是短期来讲无奈的选择，短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长期会伤害全球对美元储备货币，这是美国的危机，中国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就提到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了，然后也提到我们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美国现在有点走回头路，我们应该闯出一条怎么样的适合中国的核心竞争力道路，这为中国、为上海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机会，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要把别人做的长期伤害自己的事情，我们在这个“危”当中把这个“机”抓住。
陈伟鸿：
一提到上海的机会，每个人都眉开眼笑，当然又提到这是一个课题，我们的笑容又少了很多。刚才屠市长提到了一个问题。
屠光绍：
我觉得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去年四月份国务院文件出台，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这个文件出台之后，各种评论都有，当然有两种最为集中的评论：一类是问题，全球都在金融危机了，国家怎么在这个时候要上海加快金融中心的建设。为什么呢？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过去很多金融的改革、金融的发展是借鉴了美国，美国出事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搞金融中心建设呢？第二类不是问题，也算是一句评论吧，就是国务院出台的文件对上海太有利了，对上海的发展一定会带来很多的机会，刚才几位谈的就很好地回答了很多人提出的问题，也回应了很多人发出的感叹。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去年国务院出台这个文件，刚才几位都是从专家的角度作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在全球金融体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下一步全球的货币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包括金融监管体系怎么样进一步完善，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能起什么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首先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刚才他们也谈到了，人民币要走向国际，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金融市场来支撑这个货币，人民币是无论如何变不成国际货币的。如果中国的人民币能走出去，中国的市场体系足够的健全和发达，当然将来全球的金融体系里面就有中国的话语权，这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起到的第一个作用。
第二，中国在经济转型，或者下一步经济还要继续保持平稳快速的增长，中国经济发展转型，这就对资源的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三十年来，我们金融配置的方式是间接融资为主，这是和我们经济发展三十年的工业化路径相一致的，但是随着我们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我们金融体系能够有更高的效率来分配金融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核心是完善市场体系，通过完善市场体系完善资源分配方式，这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作用。
第三，它还对经济建设本身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大家知道，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和完善，但是金融市场依然还不够成熟，机构还不够合理，市场的有效性依然还不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会带动中国金融体系自身的完善。
这么好的事，对国家有利，对上海一点利也没有吗？有。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当中，也会带动上海服务业自身的建设，带动上海自身结构的调整，当然这是在上海更好地服务全国、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为自己创造的新的空间。
陈伟鸿：
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金融业的蓬勃发展是大家期待的，因为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力，甚至是提速器，所以在服务业比重越来越提升的过程当中，肯定我们原有的产业结构一定要作一些调整。正如屠市长所说的，我们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当中，转型和升级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转型怎么转呢？在上海的制造业转移过程当中，好像对GDP的增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去年上海的增幅大概是创下了十七年来的历史新低，这个数字确实会让很多人觉得有点看不懂，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业转移太快，新的服务业还没有出现，是不是会对未来上海的增长出现真空。所转型，我们从沈总开始，您来自制造业，上海不能少了制造业，但是怎么来取舍，这是一个平衡，能不能给介绍一下？未来的上海，什么样的产业可以留住，什么样的产业需要淘汰？
沈文荣：
一般的制造业应该有一个退出机制，但不是所有的制造业都要退出，上海有这么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应该要保留一些。
陈伟鸿：
钢铁要不要保留？推到张家港去？
沈文荣：
不是推到张家港，上海作为中国钢铁业的龙头，不是说有了钢铁，就一定要退出。所谓的保留高端制造业，我的看法第一就是要精密制造，仪器仪表这些，这些还是要做。第二，大型的制造业，比如说飞机，上海有这么好的基础。
陈伟鸿：
意思就是好的都留下，坏的都扔出去？
沈文荣：
不能这么讲，应该说上海要发挥上海应该发挥的作用。
陈伟鸿：
我觉得您说的确实是一个非常科学的道理，就是不能一蹴而就。我想问问夏斌所长，我的担心是不是有可能出现的担心，就是增长的真空在转移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吗？什么问题解决不好会出现？
夏斌：
我相信不会出现真空，这会给上海政府形成很大的压力。如果从上海市政府来说，还有一个GDP，所谓的平衡就是在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前提下，如果从全国的角度说，更多的如何退、如何进，赶紧把市场制度健全和完善起来，尽可能让市场来说了算，尽可能发展PE，资产管理，通过收购、兼并，通过这些活动来推动哪些进、哪些推。如果三十多个省都让政府来决定哪个进、哪个出，肯定不现实。
陈伟鸿：
也就是上海能做得到。
夏斌：
相对，相对。
陈伟鸿：
我看到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在经济结构当中的比重非常高，有的到70%，即便在印度，也到了50%，在上海制造业占到了经济结构的比重是40%，赵先生，您觉得什么样的比例对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是合适的？
赵令欢：
我觉得服务业的比例应该在80%以上，
屠光绍：
去年最高是50%多，将近60%。
赵令欢：
其中高端服务业，比如说金融、软物流也应该占有相当的比例。你刚才提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投了很多企业，我去参加董事会的时候，对不同企业的董事会发言，会把四个同样的字，秩序放的不同。发展中的企业、较小的企业和新兴行业的企业，我们通常会跟他们说：做大做强。但是对已经是行业领先的企业、成熟的企业，我们就说：做强，继续做大。虽然只是一个次序上的颠倒，实际上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台阶，上海仍然是一个龙头老大，但是上海本身的体量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台阶，在高台阶定战略的时候，是不是继续保持高速是一个第一重要的目标，对成熟的企业来说，可能是先把它做强，把结构调整好，这个可能更重要，只要这么定了战略，那么GDP的增长速度一定会受到影响。但是这个相对的慢未必是个坏事。
陈伟鸿：
其实是为未来做准备。
赵令欢：
大家知道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投资拉动，比如说投资到建铁路、建路桥立马就可以见效。但是投到社会保险体系、保障体系、社会服务体系，今年投进去，三五年之后才可以渐渐见效，当然这个时候，像上海更应该考虑的是结构调整，为长期的优化作准备。所以GDP还是会受到短期的影响。
陈伟鸿：
所以屠市长要做好心理准备，在您的思考当中，它们两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屠光绍：
上海的结构转型和调整，说到GDP的问题，最近这几年上海GDP增速开始放缓，这两年已经到了10%以下，这样一个现象的出现，对于十几年保持高速增长的中国来讲不能说没有一点震动，但是在震动之余，更多的考虑是不光要看GDP的数据，更多的要看GDP里面包含着什么内容。所以，上海没有GDP是不行的，但是只看GDP也是万万不能的，一定要看GDP里面包含的内容。他们两位谈的非常好，从我们上海自身来看，已经经历过结构调整带来的欢欣，和结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带来的痛苦和烦恼。
回顾历史，大家知道上海长期以来都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在八十年代，上海已经有一轮结构调整，是非常痛苦的，没有经历过这个痛苦，也不会换来上海后来新的发展。在八十年代，很多家庭都用过上海生产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照相机，我们那时候虽然不在上海，但是家里都因拥有上海的产品而感到高兴，甚至拿出去炫耀。但是现在，这些产品都看不到了，这个当然很痛苦，为什么？这些产业的消失肯定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数字受到影响。另外，很多的产业面临着转型。有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心里有了一点底，虽然转型是非常痛苦的，也是烦恼的，但是不转型会有更大的痛苦、更多的烦恼。转型成功之后，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转型所给我们带来的喜悦和欢欣。
但是这一次的转型，我觉得对上海来讲更多的是挑战。只要是转型肯定是伴随着痛苦和烦恼，这些都是挑战，这一次转型，上海主要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比如说拿现代服务业来讲，首先它要承受一般的转型带来的共同问题，现代服务业还会带来新的挑战，即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业既伴随着转型自身的痛苦，转型能否成功还取决于体制问题。服务业涉及到管制、体制、法制，这种制度体制的制约，比过去一般产业的转型，这方面的制约要更重。
我们的基本态度就是不要只看GDP，我们有转型成功的决心，但是要看到挑战，服务业的发展更多的是面临体制的因素。所以希望在十二五期间，通过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在体制机制，在各个方面能够有所突破，这是中央对上海的要求，也是上海迎接和经受这个考验的机遇。
刚才讲到了制造业的问题，上海不是不要钢铁业，但是上海更想要的是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沈总，高炉之类的就不上了，但是与之相关的服务业要上去，比如说他的营销、研发、设计、市场的推广如果移到上海来，我们敞开大门欢迎。把这一块放到上海，通过上海有利于总部经济的支撑，反过来也会带动其生产性的内容，使其得到更快的发展，我们是双赢。
陈伟鸿：
现场办公会已经开始了啊。
沈文荣：
我们制定的五年规划、十年规划就是这个思考，作为沙钢来讲，要借助上海的优势，包括其他城市。把我们的总部，把我们的投资三分之二投资于非钢材，就是服务业、金融业，向哪里投？向上海。
屠光绍：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陈伟鸿：
沈总，你确认你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是现场办公的结果。
沈文荣：
对。
陈伟鸿：
上海的产业转移，的确是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包括构建国际金融中心虽然是现在进行时，但是很多人已经充分看重了这个目标。最近有一个机构发布了一个数据：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排在了第三位，也就是排在了纽约和伦敦之后。这个消息本来是令人非常振奋的，但是消息送到屠市长这里，屠市长就给了八个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觉得屠市长是不是太谦虚了，人家机构排名也是做过认真调研的，或者您觉得不应该排第三，应该排第几？
屠光绍：
我在想上海未来应该排第一。但是现在已经排第三了，我觉得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跟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但是表达了对上海的一种期待和愿望，这也是促进我们加快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另外，我觉得国际金融中心的评价，从国际和国内的机构都在做这个工作，做评估的机构应该都有自己的方法，有自己的一些标准，甚至还有一些具体的指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可能某一些单项目标可以排到第三或者接近第三，比如说我们的交易量，但是国际金融中心的评价不能只看一个指标，是一个综合的指标，涉及到国际金融中心的各个方面，甚至包括一些数量指标，包括一些定性的指标，我觉得这种指标才是完整的。所以，可能把上海现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在第三，有的是表达了一种愿望，有的可能是从一个单项的指标，但是从综合来讲，我们还有一个很长的路。
陈伟鸿：
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非常辩证地看待每个人的希望。如果要更好地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要更好地理解我们现有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强项在哪里，我们的短板在哪里，不少人也曾经做过比对，比如说上海和香港之间、上海和美国之间，有人说上海和香港正在抢着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也有人说其实陆家嘴要斗的是华尔街，根本就不是香港中环，龚方雄先生来自香港，您来给我们讲讲现在金融领域的大斗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势？
龚方雄：
我觉得上海的定位非常明确，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刚才屠市长把位定得非常精准，就是服务全国、服务全球。关于上海和香港之争，更多的香港人的担心，香港人担心很多方面会被上海所取代，上海并没有跟香港竞争的意思。确实我们这个定位非常重要，香港也越来越明白，中国的经济体量非常大，有一两个，三四个金融中心都不为过，上海和香港同时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应该说是无不可的。从全球的角度来讲，美国为什么服务业占到了82%，但是经济感觉还很实呢？前面几位嘉宾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在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经济是否会产生空洞化，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逐渐服务于全球，而不只是从上海的角度来讲。屠市长也讲，我们就是要帮助中国经济转型，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服务，头几年如果定位为服务中国，上海能做的事情非常多。上海与香港比起来，上海离实体经济更近一些，香港就是一个所谓的离岸市场，可以更多的担当桥梁的角色，上海离实体经济近，更多的可以担当中介的角色，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陈伟鸿：
赵先生的很多业务也会在香港来展开，包括在美国，现在管理和直接运营的资金已经超过了300亿，如果让您来对比一下，您觉得上海的优势在哪里？
赵令欢：
我觉得目前国家非常重视，相当于倾全国之力作一件大事，上海有明显的优势，虽然有一些具体的政策，改革性的政策还没有出台，要出台也会在上海先行先试，因为这里是前沿。上海作为一个代表着中国在全球的名片，“大上海”、“老上海”，它很早就在全球留下一个印象：中国的发达地区是上海，中国的金融在上海。让我感到比较震撼的是那么多国际的人士，且不说海归了，外国人都到上海来，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几条加起来，再加上上海行政服务体系十分规范，开放、透明、规范，没有感觉到说要找什么关系，这对形成市场的基础也很重要。
讲到上海和香港是不是一个相互竞争、互相斗法的情况，我觉得不是的。屠市长刚才也说了，上海一定会成为全球第一号的金融中心，这是时间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无非是怎么把这个路走得慎重一些，时间短一些。不管2013年的算法还是2037年的算法，都是时间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阶段有几个特色，我们的社会制度，改革是有底线的，到国际上来看，国际上很多国家不会改成我们的社会制度，所以社会制度的区别是一个长期共存的基本现实。市场要高效顺畅流通才能称得上市场，既然要做国际市场，就要把国际囊括起来，输出到国际，制度问题很重要，在融通的过程当中隐含了一些弱项，从这个角度来讲，把香港和上海有机结合起来，我觉得两个都会更强。
陈伟鸿：
如果光谈优势的话，有失偏颇，对于上海现在要打造的这两个中心而言，现在最缺的是什么？我们要请在座的五位嘉宾每位给一个关键词，并用一分钟以内的时间阐述一下为什么你觉得上海最缺的要素就是这个。
龚方雄：
金融资产是一个净资产的行业，高杠杆的行业。刚才讲到上海和香港之争的问题，现在来看，上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吸引全球的人才，因为它的个税，只有15%的收入税，上海的金融人才要付45%的税，很多人虽然服务于中国，但是仍然以香港为革命根据地，这一点怎么解决呢？我刚才讲高风险、高杠杆、轻资产，需要人才来弥补，但是缺乏吸引人才的机制，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在这个方面就要有制度创新和突破。以前我们搞过贸易上的特区，只要是两头在外的，不进入国际市场的就可以不收税，现在也在探讨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什么叫离岸中心呢？就是实体还可以在境内，但是制度上可以设计成为一个离岸，在这方面我们可能要多做一些思考。
陈伟鸿：
一个是人才，一个是创新。
沈文荣：
金融资产，必要的市场化运作的空间，上海要成为金融中心，如果没有必要的市场化运作的空间肯定是不行的。空间压缩得很小，是不可以使经济正常运转的。如果给予一定的空间，三五年就可以做起来。首先就是制定政策，吸引人才的政策，作为企业来讲，给我们创造一个最快的融资空间，可以很快得到融资，如果这个建立不起来，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我想还是很遥远的。
陈伟鸿：
我们听到了两个迫切解决的问题，还有没有其它的答案？
赵令欢：
我觉得就是政策渐变，我曾经给上海市政府领导汇报过我的想法，我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成立是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最后形成的标志，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成立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成果，意思是这不只是上海的事，是国家的事。上海人才不缺，在市场经济的状况下，全世界的人才都会来，只要有钱赚，全世界想赚钱的人都会来。
陈伟鸿：
龚先生说现在的成本比较高。
赵令欢：
那是另一方面，关键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制度。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资本管制放开的问题，这是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最根本的问题。
陈伟鸿：
必须先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赵令欢：
这是一连串的问题。
陈伟鸿：
如果当人民币成为了结算货币，成为投资和储备货币的时候，可能就意味着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未来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将集中出现在上海，您刚才谈到了制度，是不是从现在就要从制度的层面上规避一些我们看到的问题。
赵令欢：
比如说大家都在举指标，我完全同意。大家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世界第三，我想说的第一是感谢你们对上海的期望，第二是不要太在乎这些东西。
陈伟鸿：
现在流行一句话：什么都是浮云。
赵令欢：
我们的资本项下没有开放，评论再高都是自娱自乐。但是国务院定位上海的一句话要好好理解，如果到2020年我们建立了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和中国的经济地位，和人民币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地位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数二的当然是美国了。当资本项下的门一打开，自然就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第二大，不用担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写过《2020：上海的市场规模必定无疑超过香港》。
陈伟鸿：
您怎么回应的？
赵令欢：
我就讲到了香港和厦门的问题，我讲这不是竞争，这是国家战略上的沪港两地的分工，我个人认为，香港一国两制，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从上海的角度而言，我们到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需要现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因为我们不能一下完全放开，我们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把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成为我们经济开放的桥头堡，成为我们在开放当中风险的防范区、隔离区，这有什么不好？包括什么小QFII什么我就不展开讲了。香港也放心，在和上海金融中心形成的过程当中，凭借着国家金融战略和内地经济的繁荣，香港的繁荣，中央政府绝对要保障。但是，香港同样有危机的，当2020中国的资本项下开放了，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掀起了盖头，让全世界都看明白了，这时候香港的地位相对于上海必定是往下了。因此，现在在给你机会的同时，现在就要做好准备，2020以后香港这个特大型城市的转型问题，怎么样跟长三角更加紧密联系的问题，这是沪港两地的问题。
关于优势，上海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因为是举全国之力，高度关注，一切的政策演变、政策调整、改革开放都在帮着上海做。另外，我们有纽约、伦敦、新加坡所没有的优势，刚才说评价我们第三，我们看到纽约、伦敦、新加坡这些所谓的国际金融城市，他们的发展背后基础不一样，上海发展是机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背景下发展的，这是上海崛起的最大优势。
陈伟鸿：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上海还缺什么。
赵令欢：
反过来说，政策演变、政策调整、政策渐变。
陈伟鸿：
您刚才说政策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为什么说政策又是一个最缺的呢？
赵令欢：
不断渐进改革的制度研究、政策策划，就是汇率、资本项下、人民币国际化、上海的市场建设以及各个金融机构走出去的问题，包括各大证券机构没有想过要把他们自己培养成摩根斯坦利这样的大机构，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政策问题还是我们自己最大的问题。
陈伟鸿：
我们听听屠市长的答案。
屠光绍：
讲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我经常在两个角色之间转换，一个角色是上海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另外是我常任的金融职务，所以容易从金融的角度来看。所以今天我想把两个角色综合一下，首先我回答一下关于上海的转型，优势以及劣势。我们谈优势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谈的？优势有时候会转换，一开始可能会优势，但是时过境迁，它可能会变成劣势。也就是说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能够促进发展，但是如果没有让它与时俱进，最后会变成制约你发展的问题。我的第二个观点，上海的结构转型，我觉得要巩固优势，有三个环节，一是把政策优势向制度优势来进行演变。为什么说政策是一个优势呢？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首先是要有国家战略，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部署，才有了19号文件，有了部署之后还要形成国家各个层面的合力，这就是政策，用政策来推进，这就是优势。但是这个政策的优势如果不能向制度优势转换，制度才是在根本上的，政策随着时间的变化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制度化以后才能产生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基础，所以我觉得首先是要通过政策的支撑和优势，在发展过程当中逐渐制度化，并加以巩固，最终形成不断发展的更为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优势，就是政府和市场主体。这也是一个优势转换，我们现在的优势是政府，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战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全力推进，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这种政府的推动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体系，但是如果政府推动不能最终演变转换成市场主体的力量，这样一个政府的推动也是不可长久的，就是要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
第三个优势，更多的从物质优势向人才优势转换。在结构上我们有一定的物质优势，就是我们有一定的物质优势，这在发展过程当中是需要的，包括我们现在有各种基础设施，各个方面虽然还需要加大投入，但是我们搞服务业，包括搞金融中心，最大的优势还是要搞人才优势，所以我们要把已有的物质优势转向人才优势，向人力资源优势转换。
如果我们实现了三个优势的转换，那么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既能发挥已有的优势，同时又能克服将来发展过程当中的劣势，这样就能实现优势的转换。
陈伟鸿：
上海一直是求贤若渴的，我听说金融危机之后，上海的人才机构集体到华尔街去挖人，但是回来之后看到效果不是很好，大鱼没抓到、小虾也没多少，当然这是一个传闻。是不是只有到华尔街去，我们才可以找到这些人才？屠市长，您觉得呢？
屠光绍：
上海的结构要调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推进，我刚才讲的第三个方面优势就是人才。上海正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我们在讨论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始终强调人才，一定要再突出人才，尤其是各种创新、创业方面的人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既然是人才，我觉得不分东西南北，也不分男女老少，一定要让人才在上海充分施展他们的才华。并不是说我们在华尔街招聘了，别的人才就拒绝了，或者说我们不去华尔街了，就说明我们不重视华尔街了，而是要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让各个方面的人才都聚集过来。为什么去年我们去了一下华尔街，因为我们要呼吁，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全球的尤其是美国的业务机构都在调整，他们的人员也会作一些调整，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机会很好。
陈伟鸿：
台上的龚方雄先生就是一位人才，假设你就想在这一刻创业，上海对你够吸引吗？
龚方雄：
弘毅投资的总部在上海注册，注册资本比任何一个全球的PE注册资本都高，我们到这里来是被吸引过来的。所以用这个到外面去招聘人才，作为一个宣传手段很重要。对上海来说，是中国的一张名片，最好的招揽人才方式是把本地的政策环境和服务环境市场做好，吸引来的人才往往是比较高效和持续的人才。你想想看，世界现在这么平，信息这么发达，该来的、能来的都来了。
屠光绍：
他是一个更综合性的表述，我刚才跟令欢进行了一个最具体的表述，我说如果赵令欢作为一个在股权投资行业这么有影响力的人，如果赵令欢一年365天有200天在上海，那么吸引人才、招揽人才的效应比我们说这个道理、讲这个解释要有用得多。
夏斌：
九十年代初，我就说浦东什么时候全是拿着大哥大，全是讲着普通话甚至英语的时候，浦东就有希望了。今天实现了，我们作为一个北京人来看，北京大学的高校研究生人才上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有希望，八十年代上深圳，现在都在上海，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坦率说，海外的机构人士，没叫他来，他都会来。只要你这里有吸引力，他都会来，世界是平的，信息这么畅通，谁不知道。所以，人才很重要，更重要的还是宏观政策的调整，这是根本。
陈伟鸿：
在这样一个领域，有关开放、创新、监管方面，您自己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有做过一些打算吗？
夏斌：
资本项下的问题，这也是国家的政策问题，包括具体涉及QFII的开放问题等等。有些华尔街的创新我们用不着，有些华尔街不创的我们要加快创，我们为了什么？我们玩金融是为了中国人民赶紧生活水平提高起来，不是为了金融工具越多越多、金融机构越多越多，有些东西确实一下子用不上，我们希望能够用着，用着的话就意味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就确定了。
陈伟鸿：
刚才五位嘉宾从不同角度关注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打造，无论是重要性、优势和最缺乏的，其实目标都是集中在一起，希望能够更好、更快地完成我们的目标。在座的各位，大家对于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有着什么样感兴趣的问题跟台上交流吗？大家可以提出你们的问题，时间有限，希望大家尽量简短。
提问：
上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上海市属或者国有的一些资产非常大，包括一些金融企业，有没有考虑如何利用好这个优势，在未来经济转型中加以利用。有没有考虑引入像弘毅或者沙钢这样的企业进入我们市属的企业，进一步激发活力，这是怎么考虑的呢？
屠光绍：
不光是有可能，已经开始了。大家知道上海的市属金融机构相对于别的地区多一些，因为金融发展的程度要高一点。怎么把市属的金融机构做大做强，现在的问题在于可以大，但并不强，所以关键是在体制机制方面的改变，所以从去年我们也出台了加快刺激金融企业改革的总体方案。将来我们市属的金融机构从股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还有经营机制，应该说我们有的企业已经开始启动，有的目前正在制定这方面的方案，所以应该还是在推动。
另外，金融管理层怎么样面向市场化，刚才窦总自身就是一个案例，窦总就是我们市场化招聘过来的，窦总来的这两年，他所在的基金管理公司通过经营机制的转换，迈上了新的台阶。下一步就是要加快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开放化进程，同时我们市场化招聘管理层的力度还会进一步加大。
提问：
刚才龚先生讲到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是一个制度创新的问题，另外夏斌先生提到了资本项下的问题，我想一个是市场活力，一个是政府的推力，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当中，一个是政府外在的推力，一个是市场内在的活力，这两个都是必不可少的。我想问台上的嘉宾，这两者如何形成合力，如何来掌握比例。
夏斌：
我只能描述，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原来是自上而下的推动，都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设计，现在随着发展，已经形成了以市场为主导，推动着上面要改，当然现在忙的都是眼前的，市场有动力要改。怎么找平衡点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它们衔接好，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不停呼吁。现在底下已经形成市场化的操作，有赚钱的动力就有创新的动力，所以要从报纸、舆论、网络和正常渠道都需要进行呼吁。
提问：
我来自上海睿利资本，我姓吴。我想问屠市长关于上海创业行业的问题，上海做科技股权投资是比较早的，我们协会也是十年多的历史了，最近这两年，尤其是创业板开通之后，我们上海的创投好像一直落后，落后于深圳、落后于北京，甚至现在在天津，都比我们的创投强。我们认为上海经济转型，创投会起着关键的作用，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对于创投，在上海的政策制定上会有什么样的方向？对上海创业投资企业制度的提供，比如我们去苏州、无锡、杭州，他们对创业企业都非常支持，所以创投的活动空间非常大，活力很强。
陈伟鸿：
您的潜台词就是屠市长对上海本地的创投不是很关心。
提问：
上海这两年正在筹备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不是耽误了这方面的进程？
屠光绍：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你是做创投，谈到了自己的直接感受。我顺着你的话再深入一点谈，上海的问题在哪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因为上海的创业本身就不足，连创业都没有，搞什么创投呢？所以我觉得在上海要鼓励创业，大家知道上海是长期形成的传统或者上海的海派文化，一般人就是喜欢当白领，但就是不喜欢当首领。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要在上海鼓励创业，只有鼓励创业你才能够带来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带来产业的发展、带来就业。所以创业是上海的弱项，鼓励创业也是上海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发展服务业，如果没有创业作为引领的话，服务业的发展是没有基础的，也是缺乏最基本的动力，所以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解决能够在上海形成鼓励创业、争先创业的氛围和环境，所以只要有了这样一个环境，大家都创业了，创投才有事干。
陈伟鸿：
英雄总有用武之地的那一天。其实，上海的经济体量和辐射力来讲，上海正在进行一个转型，远远不是一个城市的事情，事关全国。当我们结束了前面论坛的讨论之后，各位从你们的角度而言，对于上海正在进行的转型还有着什么样的建议？你们认为全国应该给上海提供什么样的支持？让这样一个转型之路走得更加顺畅，我们把这个建议作为今天的结束部分，请大家畅所欲言。
沈文荣：
我还是那句话，提供一个市场化运作的空间。
屠光绍：
沈总是一个很坚定的人，您刚才强调的一定是包含着必要两个字。
龚方雄：
制度创新，金融中心，尤其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志，应该是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的规范，应该把上海作为这方面的试验田。
陈伟鸿：
上海如何跟欧美的金融市场有一个良性的互动，您有什么建议？
龚方雄：
只要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它就会成为一个磁石，把所有人都吸过来，现在要做的事关键是在制度上要有突破，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方面，让上海成为中国在这方面制度创新的实验基地。
赵令欢：
我分两个方面来说：如果把上海市比作一个创业的大公司来说，希望我们的高管屠市长能够勇于创新，先行先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也希望能够看到中央和全国能够集全国之力，为中国打造出一个世界的东西，乐见其成。
陈伟鸿：
您认为这位高管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赵令欢：
这个还是私下说吧。
夏斌：
说上海，话北京。还是先从北京讲起，希望政府金融主管部门加快放开各种金融管理限制，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的改革，是对上海最大的支持。
陈伟鸿：
上海这座城市的执政者也会有一些期待，也希望来自全国的力量来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我们来听听屠市长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屠光绍：
上海的结构调整、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国家的战略，如果把我们今天在座几位讲的真知灼见变成社会和方方面面的共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
第二，他们在谈的各种意见和建议里面，有的涉及到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机遇，而且只争朝夕，认认真真地把每一个事情具体落实好，我想这是上海地方政府对于落实国家战略最好的回应。
陈伟鸿：
谢谢大家的真知灼见，我想，经历了二十年的高歌猛进，见惯了变革和转型的上海，这次又面临了更大的挑战，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舞台会更大，这一次的位置更高，因为参与的是全球领域金融竞争。二十年来，让我们看到了上海这座城市展现出来的智慧、活力和动力，当我们站在全球金融中心竞争的领域时，我们相信他们也会带来更多的惊喜，希望他们带着建议前行，带来更多的惊喜给大家，谢谢。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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