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琦：财富的分布

从全球看，财富的分布是不均衡的。美国、日本、欧洲多，非洲、南美、中国少，主要在于战争和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所致。

而在一个国家内部，财富的分布也必然是不均衡的。但是中国的不均衡又不同于欧美国家。

在欧美国家，财富的分布是大家所熟知的橄榄形，但是我要修正的一点是：带长把的橄榄型。欧美国家的极少数人，像比尔盖茨、巴菲特等，拥有巨大的财富，这些人就是那根“长把儿”。

要将一只橄榄放稳，只有横躺下来，以中间的那个大肚子来支撑平衡。这个“大肚子”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产阶级”，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是主体，整个社会依赖他们来平衡。

国家在分配财富的时候，一定保证大多数财富分配到这些占社会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手里。这些人也是选票，谁能够当上总统，也是由这群人说了算。对于橄榄最下端的那群人，通过福利、救济和慈善来保证一定生活水准和底线。这群人数量并不多，但基于整个社会“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需要，总是有这么一些人存在的。对于那根“长把儿”，则通过遗产税和高额的所得税，经常性地予以“修剪”，使得这根“把儿”长不起来，不至于“尾大不掉”。

这样的社会，保证了聪明、勤劳、运气好的人能够比其他人富足，使得整个社会向上的动力能够保持。同时，兼顾了最底层的那些“倒霉蛋”、“无能者”和“懒虫”，因为这些人数量少，整个社会还是负担得起，可以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水准。

除税收外，国家和政党并不直接经营企业，也不直接掌握其它的巨额财富，财富的分布主要在民间。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主要通过争取老百姓的支持来达成。通常是两个政党互相争妍斗艳，通过竞选和政绩讨好选民，达到连续执政的目的。社会的矛盾和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在一次次的选举和轮流执政中，被不断中和、消减。

这种两极摇摆的机制，就像钟摆一样，将内部的作用力用于完成周期性的摇摆运动，这样的系统称为“动态平衡”。而不像弹弓，内部力量是单极的，在拉到某一个静态平衡态的时候，看上去很好，但是却是极端不稳定的，稍有扰动，系统就会走向毁灭性的失衡状态。这样的状态称为“静态不稳定平衡”。

再来看看中国的财富分布。中国本来就比欧美穷，加上人口众多，人均财富更是少得可怜。但是，更加糟糕的是财富的分布。

如果按照财富由多到少画一个正立的金字塔，那么与之相对应的财富分布就是一个倒立的金字塔；如果按照人数由多到少画一个正立的金字塔，那么相对应的财富分布又是一个倒立的金字塔。因此，不管从财富分布来看，还是从人数分布来看，中国的财富分布都极端不稳定。

虽然，这几年中央政府试图打造中产阶级，但是金字塔两端巨富和赤贫的人群却越来越多，产生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城市中产阶级的数量随着城市化的深入而不断壮大，但是，中产阶级的收入却随着高房价和高通胀，正逐步“空心化”和“概念化”，生存压力剧增，只剩下一个中产阶级的“空壳”。

仔细观察中国财富的分配，国家除了通过税收收取了企业利润的25%－30%以外，还控制了大量的资产和资源，主要由国有企业的形式来经营管理，其中最主要的资源是被所谓的央企所控制，大多数是垄断、高利润行业，如矿产、能源、电信、银行等。税收和国有资产产生的收益，大多数并没有用于全体公民的福祉，而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先满足了这些组织内的雇员。公务员和央企职工的待遇基本上是全中国同等员工中最高的。这几年公务员队伍逐年膨胀，大型国企的人员效率也未必高。

如果说国家拿这些钱都发了工资，养了人，那是瞎掰。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用于投资。这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跟投资拉动密不可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表现最为明显，就是因为投资拉动，才保证了中国经济在最困难的年份，仍然可以保持8%以上的增长速度。

除垄断国资外，还有一股力量称为“权贵资本”，渐成气候，而且有逐步被社会默认的趋势。这些资本的行事方式主要靠关系、靠人脉，通过权力储蓄，实现财富兑现。那些从事矿产、房地产的企业，如果不与政府和权贵“合谋”，很难保证“可持续发展”。

当然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是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抓住中国这几年少有的发展机遇，赚取了自己的财富。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更是为这样的行为“添砖加瓦”、“缶底加薪”，中国这两年创富的速度也是世界领先的。

因此，中国财富的绝大部分控制在党和政府、大型国企、权贵资本和少数民营企业家手里，他们可能占据和控制了整个国家财富的90%以上。再加上中国这几年推行的“高增长，高通胀”的发展策略，那些底层百姓和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在下降，省吃俭用的农民和农民工，将钱存在银行里，实际上这些存款在逐年减值。

财富分布的不均衡性在进一步加强，就像弹弓的弦，越拉越紧，越接近于失衡的临界点。

还好，中央政府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十二五规划将“调分配”作为主要发展目标。但关键是从哪里下手？是从国家口袋里拿出来？还是从企业口袋里拿出来？是打击权贵资本？还是拿民营资本开刀？

中国本来就不富有，财富的不均衡分布，加剧了底层百姓的贫穷，削弱了中产阶级的形成机制。

要保持中国的“长治久安”，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研发和创新），变革生产关系（政治体制改革），以提高中国的财富水平。同时，更重要的是重新规划和设计整个国家的财富分配机制，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在全社会形成“奖勤罚懒”的财富形成机制，保证大多数人具备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利用城市化，形成相当数量（第一步5-6个亿，第二步8-10个亿）的“中产阶级”，将“金字塔”拓变为“橄榄”，中国的社会才能长期稳定，才能摆脱历史上周期性“重启”的“魔咒”。

中国经济占据世界鳌头只是时间的问题，关键是内部财富的分布是否合乎正态分布原则。否则，在经济到达顶点的那一天，也可能是社会“重启”的转折点。

所以说，合理的财富分配和分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党和国家关心，寻常百姓也要关心，我们从事企业经营管理的人更要关心。

文章来自：季琦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