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诺奖得主莫里斯：提升生活水平比GDP更重要

网易财经对话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

网易财经8月23日专稿 发须皆白的莫里斯（James Mirrlees）给人的第一眼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宽厚饱学的长者，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作为一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1936年出生的詹姆斯.莫里斯今年已过古稀，但其清晰的思维和严谨的态度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莫里斯27岁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36岁即受聘成为牛津大学教授。1996年，莫里斯因其对不对称信息理论的贡献，和威廉·维克瑞一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起，莫里斯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因此对中国经济也有了更加贴近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

在上海举行的2010年世界经济学大会期间，莫里斯接受了网易财经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专访，一边纵论古今、挥斥方遒，一边又以一种学者式的一丝不苟吃完了一份简单的自助餐。大家风范，流露于举手投足间。访谈间，莫里斯时常沉入长考，面对高速增长而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经济，即使是曾经的诺奖得主，也不得不调动全部的智慧，才能拨云见日，开出一剂药方。

莫里斯出生于苏格兰，与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同乡。但他却是一个忠实的凯恩斯主义者，毕生致力于研究市场机制以外的经济因素。他坚信，虽然假以时日经济终将从危机中好转，但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仍是有必要的。同时，他也表示，医疗、教育等公关服务不应交由“看不见的手”打理，政府应当负起主导责任，个人也应愉快地承担纳税的义务。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型，科技创新是绕不过的一关，而科技创新同样需要脚踏实地。他指出，对产品质量的提升以及对产品细节的精益求精比追求全新的产品产业更加重要。同时，他也对华为、海尔等正在崛起的中国品牌予以很高的评价。

对于中国楼市，莫里斯指出，中国楼市已经成为反映经济过热的重要指标，政府完全有理由通过房产税等各种手段抑制房价。

谈及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他这样告诉网易财经：

“我怀疑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会不会仅仅因为他属于一个更大的经济体而觉得自己也变得更有力量。我不这么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经济背景下，中国人民可以期待更高的生活水平。与GDP相比，更有意义的是人们能够享受怎样的生活质量，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要做。”

这位睿智的英国老人的善意提醒不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么？

以下是网易财经对话莫里斯全文，对话围绕五大问题展开:

问题一  中国经济如何转型

网易财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发展迅速，但其增长方式却仍停留在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阶段。中国如何才能走出“世界工厂”的位置？中国企业如何才能提高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

莫里斯：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确实处于较为低端的位置，打个比方，中国的产业主要是把CPU装进电脑，而不是生产电脑。

这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这种产业的利润率是不是高。中国的问题是缺乏自主品牌，因而对整个生产过程缺乏独断的权利，利润率也无法提高。

但是近年来，我们确实看到一些中国公司正在创造自己的品牌。我知道一家中国公司在价值链中处于顶端，那就是华为。华为现在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品牌，他的质量很好，同时他拥有自己的技术，而不是从外国进口。我敢肯定他们盈利能力也很强。海尔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不过它天才的地方在于使用了一个看上去像德文的名字，这使欧美消费者自然地认为他会有更好的质量。

中国也可以从韩国和日本的发展之路中汲取经验，他们在战后的发展路径是先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国际品牌，然后再带动国内其他企业。中国的道路似乎也与之相似。也许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点耐心。

网易财经：如何评价科技创新对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

莫里斯：有人也许觉得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来说，科技创新并不那么重要。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以日本的发展历程为例。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期的早期，也就是1950年代，在从欧美引进科技方面投入了很多资本。但他们很快放弃了这种做法，开始扶持自己的发明创新，这对日本经济战后的迅速发展非常重要。本田、丰田都有很多汽车领域的重要发明。我认为中国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

有趣的是，现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新研究论文，很大一部分出自中国人，他们有的是在美国深造，有的则是在中国完成他们的工作。这是创新的开端。当然，我们所关心的创新更多是指创造新的东西，设计新产品，提出新标准，等等。

创新确实是很重要的，中国企业应该对此投入更多。但我认为有时创新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发明一种全新的平板电视是创新，改进生产环节也是创新。

中国企业并不一定要发明一种新产品、新事物，而是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需要对产品和技术进行调整。比如，中国可以制造更多更便宜的手机，销售给相对较贫困的地区。我认为对产品设计的精益求精有巨大的效果，比你的竞争对手做得更好一些才是最重要的。做到这一点未必要有新发明，而是通过设计使你的产品更加令人满意。

我们可以看到，联想在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之后并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功，分析其原因，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更新产品设计。在日本汽车工业发展之初，他们决定要发展高度可靠的技术，因为他们汽车销售的目的地都很遥远，远至美国、欧洲，要召回维修的成本很高。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制造质量可靠的产品比追求高新技术和复杂产品更加重要。

网易财经：激励创新需要怎样的社会机制？

莫里斯：我认为直接通过外力推动创新并不容易。在市场的作用下商人会逐渐意识到他们必须做好产品设计。我认为企业无疑应该是创新的主体，因为他们才是出售产品的人。目前，在中国VC（风险投资）、PE（私人股权投资）等发展迅猛，他们不停地在寻找实体经济中好的投资机会。新的产业机会需要资本投入，这需要向VC、PE这样的机构来检查新机会的质量，并对有前途的机会提供支持，实体经济需要这样的服务，这和实打实地生产产品一样重要。

在机制设计方面，我认为为企业创新提供后台支持服务十分重要。例如，政府可以设置对新产品的检验部门。你至少要确保奶粉不会对婴儿有害处。此外，政府也可以向企业提供培训课程，传授应当如何从事创新研发。

问题二  中国经济与房地产价格的关系

网易财经：你是否认为中国经济存在过热？

莫里斯：房价是反映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重要指标，很明显中国房价上涨速度非常快。我认为中国可以提高利率来抑制经济过热。更高的利率也会提高房贷的价格，同时压低房价。这正是中国所需要的。

但是，在加息的同时中国应该继续刺激经济，有些时候加息与经济刺激两个问题是分开考虑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紧密。

网易财经：但是有人认为房价如果下跌，会对整体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

莫里斯：我个人认为，房价如果出现30%的下跌，对整体经济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与我们所知的其他危机不同，楼市崩盘会使一些人受损，同时也使一些人收益。如果要具体衡量个人受损的情况有多严重，就应该观察其个人收入，而不是资产负债表。个人收入决定了个人消费能力，也决定了对整体经济有多大的影响。而房价下跌并不会造成普遍的个人收入减少。

在银行方面，除非出现大面积的房贷违约，银行并不会遭到损失。诚然，当房价下跌时，业主选择违约是理性的选择。在美国，房贷违约就造成了严重的危机。美国的次级房贷前两年利息极低，而之后则极高。危机前，美国人买房的时候就没有准备付清贷款，他们的打算是在度过前两年的低息期之后房价上涨，然后卖掉房子，付清贷款，从而避免之后的高息贷款，如果一切如他们所料，他们才买得起他们的房子。

而据我所知，在大多数国家，法律规定你一旦申请了一笔房贷，就必须付清，事实上大多数人也会这样做，他们很清楚自己有责任还贷，银行也有办法让他们还钱。我的香港朋友告诉我，在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很多人在失业的同时还面临还贷压力。当时他们的家人就会提供帮助。

当然如果银行要同时起诉很多人的话，对银行来说也是很难承受的，但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并不会发生。以香港为例，在1998年，香港的房价曾有剧烈的下跌，下跌幅度远远超过美国市场，但违约率就很低。银行完全没有受影响。

总之，房价下跌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必须学会不去担心它。同时，如果所有人都在担心房价下跌，那就意味着没有人担心房价继续上涨，这会带来更严重的楼市泡沫，这才会导致严重的问题。

问题三  中国应该如何调控房价

网易财经：您认为政府应当采取何种措施调控房价？

莫里斯：我认为征收房产税会有助于控制房价。我的朋友告诉我在北京奥运村附近放眼望去，所有售罄的楼盘一片漆黑，可见这些楼盘都是投资性购房。我当时表示这并不是问题，不管购房者的初衷是什么，房子还在那里，可以租给需要房子的人住。但我的朋友说：“不是这样，投资者往往认为，如果有人住过这套房子，今后出售的价格就会受影响。”也许汽车确实是这样，但我从未想过这也可以适用于房子。

房屋空置率确实是一个问题，新的住宅供应不会凭空产生，所以房价下跌本身并不能帮助没有房子的人们“居者有其屋”。我认为对空置的房屋征收房产税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可以迫使投资者出租房屋，当然，空置率是很难统计的，你只要铺好床就可以假装这里有人住。

我注意到在中国政府打算征收房产税以后，房价就出现了下跌。当然，如果这样宣示（政策信号）重复出现，市场就会产生“审美疲劳”，但政府如果宣布，如果房价上涨达到某个幅度，就将征收房产税。这样市场就会预期政策确实会实行，从而起到平抑楼市的效果。

开发商肯定不愿意看到房价下跌，事实上，我认为如果房价下跌，唯一受损的就是开发商。因为他们很可能在地价的高点买地造楼，一旦房价下跌，可能他们就无法收回成本，威胁开发商的现金流，如果开发商之前大量向银行贷款，这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但是开发商是最了解房价有起有落的人，如果他们意识到现金流的问题，我想他们会控制自己的资本负债率。

问题四  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谁重要

网易财经：您是一个苏格兰人，这么说来亚当斯密是您的同乡？

莫里斯：准确地说，我们出生于同一个郡。事实上，亚当斯密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看不见的手”，而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我一直关注的恰好是这只手以外的部分。市场提供了看不见的手，来指导人们做效益最高的决策，但除了市场我们还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体系。我认为医疗服务、教育，很多类似的服务不能交给看不见的手，而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或类似机构来提供。我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亚当斯密当时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公共服务会变得多么重要。

举例来说，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认为大学教授应该向听讲的学生收费，听讲的学生越多他的收入越高，这样大学的教育质量就会提高。因此苏格兰的大学就采用了这种机制，而英格兰的大学如牛津剑桥则没有这么做。显然，亚当斯密的理论（在这一点上）错了，长期以来苏格兰的大学质量并不理想。我认为看不见的手当然作用很大，但是我们在交税的时候应该感到愉快。

这么看来，我想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网易财经：但是欧债危机以后，很多人批评正是凯恩斯主义鼓励了政府过多介入经济，才导致了严重的债务问题。

莫里斯：确实，即使没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计划，经济也会逐渐恢复。但我认为政府刺激经济是还是有必要的，但目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欧债危机之后，欧洲各国政府正在通过加税等手段改善财务状况，英国政府明年一月就将调高增值税，这也许是合理的。但欧洲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振，这可能导致欧洲失业问题的进一步严重。这就需要政府的进一步刺激

我们在过去几周也有好消息，德国经济显得开始更具活力。我认为这是可以持续的。德国的表现世界来说对欧洲来说很重要，因为德国的进口量很高。如果德国经济持续好转，可以在其他国家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但是）很多人对德国的出口增长感到兴奋，这其实对其他国家就业率是有害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兴奋。

问题五   如何看待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网易财经：您对中国GPD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对此有何评价？

莫里斯：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无疑占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无论是在G20、还是IMF中都是如此。现在，各国政府处理任何重大议题中都会考虑中国的态度，中国政府在地球村中的音量也越来越大。事实上，在中国超过日本以前，世界各国在经济问题上就已经不得不考虑中国的声音。

然而，我怀疑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会不会仅仅因为他属于一个更大的经济体而觉得自己也变得更有力量。我不这么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经济背景下，中国人民可以期待更高的生活水平。与GDP相比，更有意义的是人们能够享受怎样的生活质量，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