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宏观调控不要变成微观干预

网易 财经6月讯 网易 财经《 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 》栏目近日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他是典型的经济学者。他的经济判断，总是基于大量的数据和严谨的分析。他用踏实的实证研究证明，大量的政府干预造成了相反的效果。他认为政府应注意宏观调控的界限，在调控工具上应谨慎选择。他反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采用对抗思维，而主张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增加汇率弹性。以下为访谈实录：

宏观调控不要变成微观干预

网易财经：卢老师，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出台了很多宏观调控政策，您是研究宏观经济的专家，请问中国的宏观调控有哪些特点？近些年来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卢锋：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最近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同学做了一个专题的研究，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一个比较专门的研讨，其中一个基本的结论或者概括性的发现，就是我们现阶段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工具的选择上具有一种比较明显的，多样化的特点。所谓多样化的特点就是说除了也采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要采用的这样一些参数型的、价格型的、间接性的调控以外，同时可能也根据不同阶段的情况，比较多的，或者比较频繁的采取一些产业政策，类似产业政策或者部门性的、数量性的一些调控手段，甚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采取一些直接的行政干预的方法，构成了中国现阶段宏观调控政策手段选择的多样化特点。我想这个特点当然也是跟中国现在的转型经济这样一个背景相联系的，客观上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但是同时我们要认识到，这样一种表现和现象也在反应了我们的宏观政策的架构还不够完善，可能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理顺经济关系，进一步完善开放宏观经济政策的架构，来使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加有效，跟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基本体制规定更加协调。

网易财经：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似乎有很多目标，比如又想防通货膨胀，，又想治理产能过剩，又想保持GDP的增速，这种这种多目标的宏观调控是可以实现的吗？

卢锋：这个问题很重要。狭义的宏观政策应该说是侧重于调整总需求的。

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阶段中，我想它既需要重视一般的市场经济一般原理规定下的宏观调控的范围的界定，但是同时大概也很难局限于这样一个比较狭义的定义，所以它把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超越了总需求管理的一些政策目标也纳入到宏观调控的概念当中，这个确实也是导致目前宏观政策多样化、宏观政策可能会进入到微观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体制背景。

你说中国现在的宏观调控完全是非常严格的守着总需求，可能也不现实，也未必是最好，但是反过来我们也要注意，如果把宏观调控的范围界定得过宽，可能又使得我们干预的范围跟市场经济调节的界面又有一些交叉或者有一些矛盾，在这里面就需要找一个比较适当的平衡。

网易财经：在治理产能过剩的时候，政府经常会出台一些限制民营企业投资的政策，这是不是对民营企业产权和经营权的不尊重？

卢锋：这个例子可能就恰好说明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如何理解宏观调控的问题。你看在过去一段时期里面，因为担心经济生活领域有一些产能过剩以及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有关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对产能过剩加以治理。我在专题研究报告中把所有的措施归纳为五大类。我非常乐意肯定有一些措施是必要的，也是积极的，比如说给企业、市场提供一些信息，发挥政府的信息优势。

像环保的治理，像排放、污染方面的治理有时候也在产能过剩的概念下进行。我想环保本身这个措施是合理的，但今后可以慢慢跟产能过剩的概念摘钩。你环保要控制污染，产能过剩产生环保问题也应该控制，产能不过剩，但是如果企业犯规了、触犯了环保的红线也应该控制。

其中比较引起关注的就是在产能过剩的概念下，利用各种方法限制有一些部门的投资。这个问题实际上跟前面讲的宏观调控的范围界定恰好非常有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具体案例，为什么这么说？宏观的总需求管理，往往会涉及到投资，或者说，投资的限制这样一种管理措施，具有总需求管理的含义。

但是第二方面它又有中国特色，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投资的限制，第一，主要不是采用一种总量的参数调节的办法，不是用利率、也不是说政府财政政策的改变来减少投资。它不是一个总量的控制，而更多的是一种部门性的控制。具体的机制我想大家都比较了解。有关部门可能认定了某一些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或者说有可能出现产能过剩、疑似产能过剩，那它可能就要采取一些部门性的准入、核准，包括一些数量控制的办法、产业政策的办法，通过这些办法限制投资。用这些办法限制投资，确实是需要值得反思的。独立于这样一些监管的要求，额外地说产能过剩，我不让你投某些项目，或者有选择性的说，有哪些地方哪些企业不能投，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宏观政策跟微观决策机制的一个关系界定的问题，搞不好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国家的领导人也担心的宏观调控干预微观这样的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