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看到这个题目，我觉得有点发怵，因为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经济学家跟算命不太一样，算命可以说某时某刻会发生什么事，因为社会经济学家是和社会互动的关系，到底怎么走，要看你怎么做。前两天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庆15周年，前两天在上海有一个讨论会，有一个题目就是走向，四位经济学家讲中国经济的走向，有中欧管理学院的院长、维诺教授、有我等等，有一个题目，好像中央台已经播了，问到我的时候，他拿了一个板子，说今后你看中国增长曲线是怎么样的？我画了两条线，一条线是一个W式的走势，一条线是一个长底部的U形走势，好像麦克·斯本斯，也是这样，他说中国有可能是急速上升，但是有很大波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低速的，我想讲一下为什么画出了两条线。
这个事情大概是跟每个经济学家对于我们这次碰到金融危机的原因的判断是不同的，所以他就会有不同的估计。所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院长雷诺教授画了一条曲线，就是V形的，未来中国几年，一年会比一年高。我就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是两条线呢？我对我们这次碰到的金融危机的判断有关系。我的判断大致上是这样的，从现象上看，我们现在碰到的困难就是一个流动性短缺，需求不足，但是它的深层原因呢？我认为正好相反，深层的原因，是因为货币超发，因为流动性过多，使现象和本质之间、短期和长期之间就出现了很矛盾的状况。我们可以看一看去年10月以前，我们碰到的问题正好不是相反的吗？正是因为货币的连年超发，流动性过剩、杠杆化，以至于在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它很快地就转化为流动性的严重短缺，需求不足。这跟全世界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当然，原因有不同，从根本上说呢，它是两个结构失衡，共同运行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居民储蓄的严重不足和中国的投资率不高，这两个相反的结构失衡互补就衍生了这场危机。
在这种形势之下，对应办法其实也是有两个的，第一种对应办法，就是从短期来看，我们有必要用政府的信用去取代民间的信用来支撑这个市场不至于崩盘。另外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扩大需求，也是保持这个市场不至于崩溃。当然这个问题现在有争论，因为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比如说货币主义的经济学家或者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短期政策、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短期政策也是没有好处的，我本人是一个比较折中的，我认为从短期来看，这种由政府政策扩张需求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仅仅如此，就满足于用短期政策来支撑市场，实现增长速度的回升，那么，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次突然的，由高度的杠杆化和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突然转化为流动性短缺、需求不足，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它引发了短期的问题。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长期问题的话，这个短期问题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就是靠政府去撒票子，支撑不了长期的问题，而且也支撑不了长期的需求的破长。
我们看现在的统计数字，很清楚，这一年来经济回升很快，从需求的角度，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通常用的叫三驾马车，三驾马车，这里不具体讲了，我们搞经济学的都很清楚，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经济的分析，分四个因素嘛。那么我们看这一年来，这个需求总量是扩张了，而且需求总量支撑了经济的回升。可是，你仔细去分析这三驾马车是哪一驾起了作用呢？我们需要它起作用的消费，并没有太大增长，稍有增长，出口是下降的，谁补了？投资补上了。4万亿、2万亿的投资，一年2万亿、10万亿的贷款，它支撑的。那么，大家都在问，消费能不能起来呢？消费要能起来，收入要起来，收入不起来，只能靠政府发钱，政府发钱又要加税，加税的结果会对长期的个人家庭需求的增长起负面的作用。所以现在我觉得从理论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凯恩斯主义式的短期经济分析用来分析长期问题。我们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现在报刊上的表现，转到哪儿去了？又转到按照十一五的规划，要转到效率提高上去，现在一说就是转到内需增加上去，我觉得理论上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其他的有些国家在去杠杆化，去泡沫化，消除过分发行的货币。我们现在出现了一种再杠杆化的趋势，这就妨碍了我们经济结构的再平衡的实现。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在短期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果的情况之下，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解决长期增长的问题上去。也就是说要实现十一五规划所规定的转变增长模式，转变增长模式就是说，要在生产函数中增大索罗A的分量，也就是说增大知识的分量，技术进步的分量，效率提高的分量，否则我们就会走到一个危机发生前的那种状况，货币超发、再杠杆化，就蕴藏着新的一轮所谓资产危机的可能性。现在有些迹象已经表现出来了，比如说股市、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飙升，更应该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
所以我认为要解决长期增长问题，还是要继续贯彻我们十一个五年规划所决定的，要转变增长的方式，要提升我们的产业、要提高我们增长的质量、要提高我们企业的效率。如果我们两方面的政策都能到位，我们就能够避免出现了第一个V式增长出现以后又出现了第二个，以至于呈现W形的趋势，我们就可能实现一个，虽然可能慢一点，但是它是一个稳定的回升。当然这些问题，因为现象跟本质总是有差别的，短期的利益和长期的利益是有矛盾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我们的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共同努力，使得我们对于问题认识得更清楚。对于我们的政府，能够提出一些更好的政策的建议。当然，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讨论，需要通过百家争鸣，我记得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些东欧的经济学家来讲课，他们一再讲到，叫做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对于改革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在理论问题上，不可能用行政的方法去解决，只能通过自由而认真的讨论，才能够认识真理，谢谢！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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