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明：到全国工商联工作就是研究中小企业、研究民营企业，我觉得更应该来参加这样的会议。主要讲四点意见：
第一，危机倒逼中小企业融资，讲由难去易。现在都说，中小企业发展难、融资难，为什么长期难以解决？实际上，还不那么难，要真难的话，一定能解决。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使得我们很难了。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预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发展难的问题会得到缓解，这就是危机的倒逼机制。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我认为我们的投资很大，就是抗击金融危机冲击，我们的四万亿以及其他的都是属于投资成本、投资代价，我们的收益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是把原本还可以拖的问题浮出水面，包括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非公经济36条到最近出台的国6条，都说明了危机的倒逼机制的功能显现，这一点我们应该看的很清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成为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最具挑战的一年。也正是因为这样，国家在有采取相应的调整和相关政策，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包括贷款难、融资难等等。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实际上是国际性的难题，相对来讲，为什么中国比较突出一些？很简单的回答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发达国家早就经历了一个很难的过程。因此，沉淀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包括体系、融资渠道的多元化，都沉淀下来了，相对来讲，没有像我们这么突出，我们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的许多问题是综合性的，不是单一的融资难的问题。融资难的背后是很多难，比如说说，大型金融机构为什么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这都是我们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很事实的问题，因为它既是国有的，同时又有了一定的市场压力。所以，光用行政的手段要求我们大型商业银行把多大的比例贷给中小企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因为它还有一个市场的压力、股东的压力。如果要选择的话，它肯定选择大客户。所以说，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单一的原理上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有一个综合治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危机的到来，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第二，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中小企业？我们现在的数据表明99%的结构成份是中小企业，那么到底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中小企业呢？我想是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是为企业的生态所决定的。企业的规模结构，大企业、中型企业、小企业，在西方还有微型企业，这种企业规模结构的分布，有很多原因促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由人力资本结构决定的。也就是说，在芸芸众生当中，能够去做成大企业的永远是少数，我们不可能是非常密集的比尔盖茨，杰克韦尔奇，不可能是星罗棋布的松下、现代、（普象）像这些大企业，因为人类无论怎么竞争，能够驾驭大企业、创造大企业的永远是少数，那么其他的人还活不活？竞争沉淀下来的很多人，必然的要选择中型企业、小企业，而且企业的这种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只要有一口气都要做成大的，因为做不成大的，你就得做中的，你就得甘愿做中的、小的。所以说，企业的千差万别归根到底是企业家的千差万别，所以中小企业是众多人士向大企业进发途中的必然沉淀。于是，有了结构，有了企业的生态，管理能力的短缺、可配置资源的短缺都决定了我们人类社会，不仅仅是中国，必然是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因为具有那种超人天赋的企业家是稀缺资源，在任何社会当中，即使是在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中也是稀缺资源，永远是少数。正因为这样，你除了要为大企业服务之外，我们的金融机构就要学会更为多数的中小企服务。
第三，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既然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既然有如此多的人要做中小企业，相应的需要匹配各种资源，其中包括金融资源，需求是既定的，为什么会难呢？既然搞市场经济，当需求是既定的，就一定向这个方向配置资源，提供供给，但是为什么在中国难呢？难在哪里呢？根据我们的分析，主要是我们的金融改革仍然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要，需求如此的清晰，它决定的供给，照例我们就应该大量的兴办中小银行，要打通直接融资的渠道如此之类，这些都在做得缓慢，因为我们的日子比以前好做，我们是大海般的小农经济的扩展，我们根本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容易使我们安于现状。所以，改革在一定程度的滞缓是我们的民族属性决定的，是我们长期根深蒂固的落后意识决定的，正是因为这样，又进一步提出了金融改革的紧迫性。有需求，但是供给上不来，有许多客观原因，比如说一个大的商业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效益可能不太高，相对来讲风险比较大，因为我们的中小企业经济成份多元化，又遍布城乡，涉及各行各业，情况复杂，而且相对来说缺乏研究。那么贷款的属性又多于短期的流动资金为主，具有时间紧、次数多、额度小、风险高这一特点，而且贷款的周转期难以准确测算，预期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这些都是客观的，经济学原理都能够让我们看得很清楚。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这个阶段来讲，特别需要的是改革不到位，远远没有达到能够跟需求相适应的供给匹配。所以说，我们现在依然应该大声疾呼的是加大金融改革的力度，不能为自己的落后庆幸。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来临之后，很多误读影响着我们的改革、创新、发展。资本主义的上钟已经敲响，美国将从此走衰，我们幸好没有搞金融改革、幸好没有金融放开，要不然还会吃更多的亏，但是这是真实的，但是掩盖了更大的不真实。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发源，主要是因为监管不利，绝对不是金融创新过度的问题，是监管的人支持跟不上、手段跟不上、管理跟不上，而我们把它误读为所谓的“金融创新过度”，于是，同时对我们自己的金融管制过严，采取了一种默认，对我们的金融创新严重不足、改革远远没有到位有了一种姑息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误读华尔街风险是最大的风险。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看到很多行为都是扭曲的。我们现在把美国的政府救市有解读为美国的国有化，这是一种临时措施，而且是要进行严格的程序，进行听证，你要交代是什么原因？同时规定是要还的，是有期限的，政府是要退出的。我们呢？三大航空公司说亏损，政府一百亿过去了，两百亿过去了，你让他们给纳税人交的是什么原因？做过这种事情没有？所以，（陈峰）两会期间民航董事长说起来的时候还有很多意见，我说：“你千万不要有意见，这种依赖政府救助的方式是不可能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怎么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呢？不用担负任何风险。所以，我们应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当中，不同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它的内涵的意味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表面化的去看它也是国有化了，我们是不是不要搞国企改制了吧？所以，我觉得很可能这次金融经济危机真的像（布兰科）（谐音）所说的那样，美国明年就要真正复苏，美国不可能出现大银行倒逼事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谁是最大的获益者？是中国吗？是中国的企业吗？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吗？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奥巴马可以跟他前任的前人，像里根一样当年搞出一个星球大战，像克林顿那样搞出一个信息高速公路，如今他抢占新材料、新能源的制高点，他至今还动员全球的资源来抗击金融危机的能力，你中国也不得不跟着往里面一起参加。如果美国的这种发展战略，一旦真正实现的话，有没有可能不仅没有走衰，还会拉大，还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内的差距？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问题，我们还研究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别人是在研究宏大的、新的国金融危机制高点的问题，我们难道还不应该加快改革吗？
第四，还要关注在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当中相关的新风险。新的风险也不是没有，资产价格上涨非常快，在股市上流动股市值已经超过非流通股，房地产市场在几个主要城市成交量和价格已经超出2007年的高点，“地王”重现，投机气氛加大。贷款的集中投放、大银行过度的贷给铁路基础设施，我们所谓的“铁公鸡”，铁路、工路、机场，而且大部分都是中西部地区，而且实体经济获得的资产是有限的，特别是中小企业。这是不是新的风险？分散这种新风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调整贷款结构，尽可能多的转向中小企业。
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应该发展的更加充分，应该让更多的公民纳税人形成一种制约。这方面的制约力量远远没有显现出来，这都说明我们的改革没有进入倒计时阶段，旷日持久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底还要持续多久？已经三十年了。事实上，我们在一些具体的调研当中已经涌现出了民间的来自老百姓的自主状态的创新，都是非常珍贵的，比如像湖南岳阳市工商联与工行岳阳分行市中小企业担保公司签订全面合作协议，市工行寿县工商联贷款总额度10亿元，湖南省六家民营企业负责人签订总额8600元的贷款协议，我觉得这些都是自主创新。杭州银行北京分行立志做中小企业的成长伙伴，针对超市供应商无抵押搞出一个超前贷，针对医药供应商无抵押搞出一个药商贷，针对连锁企业无抵押搞出一个连锁贷，针对私营业主的联保贷也搞出来了。只有给更多的创新自由，老百姓旺盛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是能够得到满足的，重要的是我们从宏观层面上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让更多的微观主体能够挣脱各种束缚，自由的去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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