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凯恩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网易财经讯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在12月19日举办的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论坛上说，凯恩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投资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结构已经严重失衡。这个失衡必须靠进一步的改革来校正，而不能靠财政政策，不能靠政府花钱来改变这个经济结构，所以凯恩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下面是许小年的讲话的文字实录：

非常荣幸能够跟大家就关于当前经济和金融的情况做一下交流。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8这个数字，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每逢8的时候都有一些特殊事件发生，78年开始改革开放，88年经历了建国以来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现在又到了08年。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中，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在不断地变化，随着经济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体制上及时进行调整，在原有体制下积累出来的问题，时间长了就要爆发。所以，我们把这个逢8发生的变化，解释为如果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现在甚至是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够跟上我们经济发展的步伐，那么在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存在的一些矛盾，就要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示出来。

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08年的情况表面上跟98年非常类似。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外部需求开始下该，98年中央政府决定改革财政政策的方向，由中性的财政政策变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08年同样碰到这样的情况，只不过这一次发生在世界金融体系的核心地带，在美国、欧洲爆发的。所以这一次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度要多少倍于98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

但是中国的问题不光光是外国金融危机所造成的需求下降，使得我们外向型经济面临着困难。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在一个大国经济中，外部的因素永远是次要的。内部的经济结构、内部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最主要的。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就是内需、外需同时放缓。内需放缓的幅度虽然没有外需这么明显，但是因为内需占中国经济的比重达，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外需。

98年我们应对外部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内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98年开始推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到2003年。我们现在的情况，看来08年就变成了第一个积极财政政策的年度。说来有一些感觉，给人感觉不太协调。昨天我们刚刚纪念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30周年，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凯恩斯主义。在凯恩斯主义里，你找到不到改革开放的。凯恩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98年虽然我们推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那一次真正把中国经济由下行轨道扭转到上行轨道不是财政政策，而是在1998年启动的住房改革。这个住房改革释放了已经在经济中压力了长时间的房地产的需求。所以，突然之间，我们发现了一块全新的市场，过去没有被放出来，由住房改革释放了这一块需求。从98年开始，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的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几乎是同步上升的。固定资产由一位数很快上升到两位数，并且保持了高速的增长。

另外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在2000年前后中国加入了WTO，加入WTO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外贸加速增长。我们除了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以外，突然由于WTO，由于中国更紧密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中，我们发现了一大片海外的市场。从那以后，外部需求就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三架马车中不可或缺的一驾。

所以，98年能够改变经济运行事态，不仅仅是财政政，我想说更重要的不是财政政，更重要的是由改革开放创造出的新的需求，由改革开放创造出的新的投资机会，由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新的经济活力。

今天，我们在该30周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再回头看，我觉得应该充分总结我们过去30年的经验。凯恩斯主义光靠财政开支为什么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投资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结构已经严重失衡。这个失衡必须靠进一步的改革来校正，而不能靠财政政策，不能靠政府花钱来改变这个经济结构。

具体来讲，我们的结构失衡表现在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多年我们依靠投资推动经济的增长，到2007天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45%，这在世界各国中最高的，已经超过了日本、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上的顶峰值。45%什么概念，就是每年创造的100块钱GDP有45块钱用于投资，而不是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与投资对应的是消费，民间消费，或者叫私人消费，2007年只占我们GDP的35%。也就是创造的100块钱财富只有35块钱用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用于消费。我们多年来为增长而增长，已经忘掉了增长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好象GDP增长本身就变成了目标，一定要保几才叫工作有成效。但是，我们知道终极目标应该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患上了增长病，我们有一种增长的情结。我们在追求增长的过程中，把增长的目的给忘掉了。现在这个结构难道不是失衡了吗？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是依靠政府的财政开支拉动经济增长，势必进一步扩大投资在经济中的比例，进一步地压制民间消费。

所以，我说凯恩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当前的问题。 我们第二个大的结构失衡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失衡。我们制造业占GDP的比重50%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向制造业投资，再向基础设施投资，会使经济结构的扭曲更加严重。

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总结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经验，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我认为我们应该牢牢地抓住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这就是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和开放，创造新的需求，创造新的市场，创造新的市场，创造新的生产力，创造新的企业，创造新的产品，创造新的技术。而不是盯住过去已有的旧模式一味地追加投资，靠政府开支来解决我们经济结构中的问题。

到哪里找新的投资机会？到哪里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服务业。当然也在制造业，但是不是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简单的制造业，而是以研发为驱动的，以高附加值为核心的，有差异化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来把我们的制造业带入到下一个发展阶段。我认为我们政策上的目标不应该过分地强调保增长，而是应该把就业放到比增长更重要的位置上。因为只有保证了就业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定，只有保证了就业才能保证消费。就业和收入是消费之源，要想提高消费的比率，要想把消费和投资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你必须保就业，而不是保增长。

到哪里找就业机会？就业机会在服务业，不在制造业，也不在基础设施。我们的服务业只占GDP的40%，而发达国家日本的服务业占GDP的65%，美国的服务业占到80%以上，印度的服务业占50%。我们的服务太落后了。而我们多年强调的经济增长在制造业，制造业偏偏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不能有效地创造就业。所以，当经济增长一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觉得不行，社会安定解决不了，就业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过多的资源投资到不能够创造有效就业机会的行业当中去了。特别是这些年来我们大量投资的重型的制造业更是不能创造就业机会。

我们现在必须要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现在我们对服务业的管制太严格了。所以，改革开放，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是我们应对当前经济困难的更有效的方法。而不是靠政府不断地花钱花钱。服务业之所以长期地落后，因为我们对服务业实行过多的管制。比如，大家关心的金融业，我们在金融业中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中国80%以上的中小企业没有金融服务，我们六七亿的农民没有金融服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金融的发展空间有多大。电讯服务、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媒体娱乐、医疗卫生，所有这些服务业都可以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和新的就业机会。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延续我们过去30年的成功经验，以改革开放来应对经济中出现的困难。开放服务业，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解除对服务业的管制，相信市场，相信民众的创造力。

我们现在都在谈信心，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未来充满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媒体的烘托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对经济形势的清醒认识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对改革开放的成效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市场的创造力、民众的创造力上。如果我们能像过去30年一样，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我非常有信心，我们能够克服困难，我们会迎来中国经济另一个在更高阶段上的可持续增长，这个增长也许不到10%，但是这个增长可以实现充分就业，这个增长可以不断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这个增长可以维护社会稳定。（网易财经：张沉 姜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