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大考:再造中信泰富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当年，毛泽东曾经对荣毅仁先生说：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当时的环境下，这话既是勉慰，也是指路明灯，荣智健今日，何尝不需要重新咀嚼毛主席这两句言犹在耳的警世恒言呢？

本报记者 胡进

10月22日，距离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前中信集团董事长、前国家副主席）三周年忌日还有4天，中信泰富(0267.HK)阴霾密布，公司董事局主席荣智健黯然宣布，因在澳元杠杆交易中做多，中信泰富实际亏损8.08亿港元，浮亏147亿港元。中信泰富将在2008年12月31日最终按持有的外汇衍生合约市价确定外汇损失。如果澳元贬值趋势不改，届时实际亏损额将超出目前预期。

作为一个未雨绸缪、极具符号意义的中国企业家，荣智健因此次Accumulator事件遭遇大考。中信泰富会否被拖垮？在惯性运营中，过度的信任会否酿成比缺乏信任更可怕的后果？中信泰富是否已行至再造的历史节点？荣智健需要通盘考虑，三思之后再出征，把家族的事业和荣誉发扬光大。

信任的双刃

中信泰富，被香港市场人士戏称为“紫筹股”（指该股身兼红筹股和蓝筹股的地位，而红色与蓝色混合便为紫色），因收购西澳洲铁矿项目，于今年7月签订3份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后因澳元兑美元大幅贬值跌破锁定汇价，令中信泰富在3个月间录得8.07亿港元的实际亏损及147亿港元的帐面损失。

企业在进行投资活动时，因需承受不同程度的外汇及利率风险，采用金融工具对冲风险本属正常，一般来说，实业企业比金融机构操作衍生品更具优势，因为一旦方向判断失误，仍可化为套期保值活动并将损失降到最低。

但中信泰富以对冲实业投资汇率风险为目的交易最终造成如此损失，更加显示其不同寻常之处。加上中信泰富“上述合约的操作者对潜在的最大风险没有正确评估，相关责任人亦没有遵守公司的对冲保值规定，在交易前甚至没得到公司主席的授权”，最终导致失控。

一间大型蓝筹公司给予财务董事如此大权，以至可以动用数以百亿元计的资金炒卖衍生工具，主席却不知情，这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中信泰富内部的监控管理制度问题。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王珺教授指出，从常理看，长期投资正确，长期治理规范，会对经营层产生一种信任惯性，或者说麻痹，有些程序就可能会蜕变成形式上的虚文，当长期投资有效，监管上、治理上就可能会放松，这暴露出中信泰富确实在内控上存在漏洞，“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也是好事，给荣智健提了个醒，将来他可能做得更成功”。

《第五代管理》作者查尔斯·M·萨维奇曾指出，怀疑和不信任是公司真正的成本之源，它们不是生产成本，却会影响生产成本；它们不是科研成本，却会窒息科研的进步；它们不是营销成本，却会使市场开拓成本大大增加。

但中信泰富的案例却显示出，过度信任有时候会酿成比缺乏信任更可怕的后果。荣智健应当三思。

模式之困

虽然荣智健行事西化，但因为中信这层色彩，大多数香港人仍然把他与乃父荣毅仁一样视作“红色资本家。”

1990年代中前期，中国经济形成新一轮开放浪潮，而香港则正值“回归”前夕。香港富豪到中国内地投资，需要有人牵线搭桥。荣智健作为一个身份特殊的人物，自然成为香港富豪和高官们通往内地的重要“桥梁”。当时香港最富有的商人，包括李嘉诚、郑裕彤、郭鹤年等都乐意成为他的合作伙伴，投资银行界叱咤风云的梁伯韬更成为其顾问。荣智健保持了与内地领导层的深厚关系，中信泰富这家人脉广泛的企业被投资者普遍看好，其股价也一路上扬，荣智健由此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士之一。

而在创富模式上，荣智健也颇得乃父真传，荣智健将大陆计划经济环境中的“公私合营”模式，成功移植到市场经济的香港，并被他发展为“公私分明、公私混合、共同投资、共同发展”，最终成就了中信泰富的华人财富传奇故事。

1987年2月，中信香港改组，荣智健任中信香港副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他向北京中信集团提出的要求只有两个：人事和经营决策权。中信香港从此步入荣智健时代。

通过收购国泰航空等标志性企业的大宗股份，并投资涉足电力等战略性行业，荣智健向北京的管理层表明，北京支持的公司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作为中国第二代“红色资本家”，这一身份使他能够进入主导香港经济的大亨圈子，也使他成为中国政府“一国两制”政策的鲜活例证。

荣智健的财富秘诀，通俗地讲，就是“与国家资产增值共成长”。在中信泰富，他从没有股份到1992年开始通过配售持股，至其上周增持后，持股比例已达19.17%，是仅次于国家的第二大股东。

“这种模式对公司的迅速壮大起到了重要的激励作用。在当前转轨经济时期，这种模式的中信泰富既能进入其他民营企业难以进入的行业，又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国有企业的呆板和迟钝，可谓左右逢源，才给中信泰富带来了高速成长。在当前环境下，完全的国资或者完全的民资，都没有这种模式好。”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王珺教授说。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中信泰富作为中国大陆收购工具的作用变得不再显要。而中央相关部门则曾明确表示，中资公司在香港将完全按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方式参与竞争。中信泰富特殊背景在商业竞争中被逐渐淡化了，不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中信与李嘉诚等财团的相对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公平竞争。

对此，王珺教授表示，“在未来一段时期，中信泰富这种‘公私合营’模式还将继续下去，直到宏观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比如说民营企业已经可以任意进入它感兴趣的行业时候，才是时候考虑家族化的问题。这已经不是荣智健考虑的事了，该他的下两代去筹划了。”

但是，作为一个未雨绸缪、具有符号意义的中国企业家，难道荣智健就未曾为此担忧过吗？而此次公之于众的Accumulator事件，则更让荣氏家族的管理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大考。

家族的抉择

最近几年，荣智健放手大干，中信富泰的商业版图日渐辽阔。但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信泰富不仅主营业务受到威胁，股票在二级市场更是风雨飘摇。股价如果大跌，用以获得数百亿贷款的质押股票会被“斩仓”还债。而无质押的债务也会被催逼，系列连锁反应最终恐将导致公司被“清盘”。

危急关头，来自中央政策的资金“扫盘”(吃尽抛单)力助中信泰富渡过险关。十年后，危机再次来袭，浮亏一百多亿港元的包袱，会否压垮中信泰富？当此之际，中信集团再伸援手，动用1,478万港元购买中信泰富股票，将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由29.35%提升至29.44%。

但微妙之处在于，早前从中信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岗位调任建行行长的常振明，于2006年7月回到中信集团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有意思的是，常振明还重新担任了此前因工作调动而离任的中信泰富董事一职。常振明受中央委派，率总资产8000亿元的中信集团谋求海外上市，而其亲自就任董事的姿态，则充分显示出对这个“窗口”的重视。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深谙海外资本市场规则的常振明，极有可能利用中信泰富这个现成的平台，以吸收合并模式渐次装入中信集团资产，比如先将中信金融业务注入上市公司。

最近的动作则是：10月28日，中信集团已调派人手到中信泰富“协助财务工作”。

业界分析，荣智健遭遇“问责”可能难以避免，很显然，两名负责财务工作的董事引咎辞职、荣智健之女荣明方降级处理，这样的处罚结果不但社会啧有议论，且事件发生后，据媒体称，中信集团高层大为震怒，决心要整治中信泰富管理层。

“荣智健肯定要承担一些责任，包括职位上，家族成员方面，但不会是现在，很多细节还在调查。而且问责的程度估计也有限，毕竟中信泰富和当年纯粹国企的中航油不一样，不会遭到刑责。更重要的是，你能找到比他干得更好的人么？”中山大学教授王珺反问道。

虽说如此，然经历此役后，荣智健确实应该有所反思，企业赖以成功的管理规则，在惯性运营中，是否已经到了再造的节点？家族“公私合营”的决胜法宝，在今天是否面临新的考验？乃至对于中信泰富的战略期许、家族商业利益的重新定位等等，荣智健都需要有一个通盘的深刻考量。

当年，毛主席曾对荣毅仁说：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在当时环境，这话既是勉慰，也是指路明灯，荣智健今日，何尝不需要重新咀嚼毛主席这两句言犹在耳的警世恒言呢？荣智健先生当有所思。

中国企业家联合会会长陈锦华对荣毅仁先生曾有八字概括：爱国有为，敬业创业，荣智健特别需要铭记，尤其是在今日情势之下，敬业、创业这两条朴素的“家族成长基因”，更应成为他决策的基点——首富再出发，一如乃父当年，虽然社会屡有变故，却不失敬业之心，不丧创业之志，终于把荣氏一族带入时代商业的滔滔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