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动态：中国人正越来越认真地把他们非凡的经济发展重心从数量转向以质量为导向。这种转型三年来经常成为内地业界的讨论议题，然而在上周于北京举行的一连串会议上，我感觉到有关质量的争论终于进入了摊牌的阶段。
结论：聚焦质量策略可能对中国辩论的四个主要方面构成重大的影响：（1）中国目前正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处理知识产权问题 — 新形势也许对即将在12 月14-15 日于北京进行的美中战略对话起着重要的指标性意义。（2）中国正全力提升制造业技术质量级别；此举对于环保将意义重大，同时应能降低中国对能源和其它大宗商品的依赖。（3）银行贷款质量有着明显的改善，这是避免爆发新一轮不良贷款危机的关键性条件。（4）改革的素质看来已不会往后退；减低了持有国企权益的外国策略投资者的风险。
对市场的启示：在中国的增长过程中，质与量的平衡是互为影响的。作为一台年增长10% 的增长机器，中国对此调整应迎刃有余并且似乎愿意接受。根据其支持走质量路线的最新颁布的五年计划，中国将直至2010 年的GDP 平均增幅目标降低至“仅仅”7.5%的水平。
中国走优质发展之路
中国人正越来越认真地把他们非凡的经济发展重心从数量转向以质量为导向。这种转型三年来经常成为内地业界的讨论议题，然而在上周于北京举行的一连串会议上，我感觉到有关质量的争论终于进入了摊牌的阶段。这对于中国的贸易政策、商品需求、环保的考虑因素、银行业改革以及资本配置过程，均潜在非常重大的影响。这其中的意义不容忽视。
西方对中国经济的概念主要是建基于其异常庞大的数量规模上。这绝对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人均GDP 在过去15 年翻了两番以上，并已从1991 年时排名全球第10 大经济体跻身成为今天的第4 大。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其10%年增速创造出来的规模效应之巨大是世界从来不曾经历过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所有制转型，中国必须实现如此高速增长以抵消因国企改革大量工人下岗而产生的就业压力 ― 单是从1997 年起，累计下岗工人超过6000万。面对如此庞大的下岗数目，中国领导层认为除了集中精力加快数量增长，他们别无选择。这个战略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 中国改革进入首阶段面临的单个最大风险 ―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今天，因国企改革而带来的最震撼日子已过去。这情况缓解了中国对定量经济增长的迫切性和依赖性，并让改革者有机会就经济转型和发展，把焦点转向久被忽略的质量层面上。这种经济增长特性的转移来得最合时不过。数量增长战略面临的“负面外部因素”已开始积累增多并日趋棘手。多年来由高速增长的外向型工业主导的中国增长模式，已被定性为一个投资支出不断、银行贷款无节制、环境素质下降、对石油和其它工业原材料需求几乎无休止和贸易摩擦日益扩大的经济体。随着工业生产 ― 占到中国GDP约50% ― 在过去4年持续加速至平均年增长约17%的水平，外部的反华势头日益严峻。事实上，把发展焦点从数量向质量转移，表明了中国理解事情的日趋迫切性，他们必需尽快应对由于快速增长而引起的负面回响。
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
贸易政策是质量议程上最即时可行的事项。不足两周后，新建立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将于12 月14-15 日在北京召开其首轮会议。由美国财长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on）率领的美国高层代表团在应对庞大且日益扩大的对华贸易赤字时，一定不希望空手而回。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2005 年估计为2020亿美元，预期2006年将不少于2250亿美元或相当于多边总逆差的整整25%。鲍尔森已为美中双边贸易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转折设下台阶 ― 尝试把一贯偏执于货币问题的辩论范围扩大。这不表示美国代表团不会向中国就人民币加速升值施加压力，他们还将敦促中国在金融改革和保护知识产权两个同样重要的进程上加快步伐。
上周，我在北京发觉到中国也许愿意采取比过去更积极的态度，处理有关知识产权的问题。对于这个转变，主要理由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沿着价值链迅速攀升 ― 从低附加值的玩具和纺织品上升至附加值不断提高的科技产品 ― 中国领导层内部已日渐达成共识，认识到保护知识产权目前同样符合其最佳利益。正如一名高层官员上周跟我说的：“由于明天的中国将会更多的集中在创新和以知识为本的突破上，我们也得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是反映中国为何会提高其对知识资本素质的重视，而非加强其规模生产平台产量潜力的一个重要口实。从经合发展组织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为加强知识产权产业而做出的基本研究投入：在2006 年，中国已取代日本，在全球研发支出投入榜上排名仅次于美国。中国现在想保护其自行开发的知识基础不足为奇。
有趣的是我看到一个实时案例，足以显示当中国将决心化为行动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她所可以实现的。像大部分其它的机场，北京国际机场在某程度上犹如一所室内购物商场。尽管可利用最后一分钟购买中国的艺术或手工艺品，北京2008 小卖亭挤满了最多的人，旅客们都争相抢购为迎接北京奥运而特别设计的各式纪念品。我觉得最为有趣的是这些产品全都注有“官方认可”标记 ―很多更齐备
注册编号和附有镭射标签的防伪证书等。中国过去老是抱怨在一个工厂和分销设施能一夜间拔地而起的国家里，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法是如何的困难。现在试试在中国充斥着各类西方品牌假货的有名的露天市集寻找北京2008 奥运纪念品吧！我敢保证 ―你找不到。只要政府决心执行一个任务，他们几乎是任何事情都能办成。近期的一个反盗版行动―于2006年7月15日至10月25日期间执行的“百日反盗版行动” ― 是中国高姿态大力推动保护知识产权的例子。这是可为即将进行的美中战略性经济对话中，最为重要和向来争议不断的有关知识产权议题带来突破的上佳机遇 ― 在美国国会保护主义声浪日渐高涨的形势下，说不定有出人意表的结果。
我也发觉中国较愿意把焦点放在提升其制造业技术的质量上。目前中国环境素质已恶化到非常严峻的程度：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全球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整整七个。此外，中国在水源污染问题上也领先全球 ─ 排放出的多种有机水源污染物数量是排名第二位的美国的三倍，然而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五倍半。与此同时，谈到中国在能源和其它原材料的使用，其效率是令人遗憾的低。以国际能源协会公布的数据为例，中国目前的每GDP 单位石油需求是世界其它国家水平的约两倍。最近颁布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之一就是把中国的每GDP 单位石油耗量每年降低4%，即在2006 年到2010 年期间下降20%。与此同时，政府希望能改变其“大量消耗大宗商品”（包括主要金属及其它原材料）的增长模式。中国领导层 ─ 特别是在发改委做着国家规划工作的官员 ─ 认为通过从快速增长的商品密集固定投资模式向逐渐以私人消费为导向的“低商品消耗”模式转移，是达成此目标的最好途径。至于能否遏止污染或降低能源及其它工业用原材料的需求水平，我认为北京已高度意识到这是他们要面对的质量问题的重要一环。
我注意到中国银行贷款的质量呈现类似趋势。有趣的是，中国银行业监管人和高层银行界官员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就是经济一旦放缓，新一轮的不良贷款危机将难以避免（请也参见Wendy Dobson和Anil Kashyap 为Brookings Panel on Economic Activity 撰写的“中国渐进式银行业改革的矛盾”(The Contradiction in China’s Gradualist Banking Reforms)一文，2006年9 月）。中国的银行业监管人和银行家都认为当前的过度投资 ─ 固定投资快达到前所未有且令人忧虑的50%关口 ─是孕育新一轮不良贷款危机的温床。中国极需要改善其资本配置的质量。如上周我在北京见到的中国官员所说的，改革是实现这目标的唯一方法 ─ 特别是在投资和贷款审批程序上注入更大程度自律的改革。针对若干过热行业实施固定投资调控的行政指令在这方面是有用的，另外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选择投入能力的相关行动也同样有帮助。然而，在由市场经济带动的资本配置体制建立之前，上述的行政措施只是暂时性的。同样令人鼓舞的是近期中国主要银行的公开上市，此举应能为日渐商业化的银行贷款业务注入以市场为导向的激励元素。但归根究底，目前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国银行体系必须加强中央化运作，为建立一个生机勃勃、按商业常规运作的借贷文化创造条件。我感觉到，随着中国经济放缓的即将到来，北京对于处理这个质量问题的关键性一面有着新的迫切感。
终于，我察觉到中国在对于改革的整体取态上，发生了微妙但重要的转变。本年初，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 让外资跨国公司有机会策略性入股中国企业 ─ 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倒退迹象。在某些领域的若干人士担心外国人正以低价买入贵重的国家资产─ 特别是当中国股市急升把外资持有的股份市值迅速推高时。据参与推进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内部官员表示，此等顾虑已有所消退，中国最高层领导中的改革派似乎终于战胜了党中的保守力量。因此，质量改革的推进力度可能会被削弱的顾虑也得以减轻。
归根究底，增长经验的素质才是增长能否持续的终极仲裁人。自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走数量发展之路。在坚持改革的道路上，中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调整策
略把较大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增长成果的质量上是自然不过的。毋容置疑，在增长过程中，质与量的平衡是互为影响。强调质量的新举措可能意味着中国将会在数量上做出牺牲。好消息是作为一台年增长10% 的增长机器 ─ 且目前更高于这水平 ─ 中国对此调整应迎刃有余并且似乎愿意接受。跟广泛看法不同的是，中国并不需要10-11% 的经济增长速度来确保社会稳定。根据其倾向支持实质改善质量的最新颁布五年计划，直到2010 年的目标 GDP增长平均是“仅仅”7.5%。
我认为唯一对中国增长模式转型可能构成障碍的因素是来自外部的冲击。以美国为主的全球增长动力不足、或由华盛顿带头基于政治理由爆发的保护主义活动，均是在这方面的最大风险 ─前者带来暂时性的经济下滑影响而后者则是更令人担心的有系统风险（参见本人于2006年12月1日发表的“北京没有准备好”（Unprepared in Beijing）一文）。然而除了这些潜在风险，我上周看到的中国似乎颇愿意为较慢的增长和希望提高质量而非数量付出代价。这是对于中国和世界总的而言的一个重大消息。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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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